孝文帝以吏治助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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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刚刚从氏族社会迈入奴隶社会,又要向封建社会急速转型,这是北魏孝文帝改革面临的特殊情势。这是一场任务极为繁重、过程极为艰难的改革,但它基本上取得了成功,实现了王朝中兴。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孝文帝抓住了怎样的改革关键点呢?

急速转型

北魏是南北朝中北朝的第一个政权,由拓跋氏建立。拓跋氏属鲜卑族,原来居住在今黑龙江、嫩江流域的大兴安岭附近,过着游牧生活。汉朝时北匈奴被打败西迁,一部分鲜卑部落也向西迁移,来到漠北地区。从东汉末年到西晋,这部分鲜卑人不断南下,与魏晋两朝联系越来越密切,与匈奴部落也越来越融合。

还在曹魏统治时期,鲜卑首领拓跋力微征服了周边部落,确定了大酋长的地位。西晋初年,拓跋力微之子拓跋禄官把部落分为中、东、西三部,后来各部又被拓跋力微的孙子拓跋猗卢统一。公元310 年,晋怀帝封拓跋猗卢为代公,晋愍帝继位后又进封其为代王,鲜卑人于是建立了代国,成为“五胡十六国”之一。但到了公元376年, “五胡十六国”中的前秦发兵攻打代国,代国灭亡。公元386年,鲜卑族首领拓跋珪重建代国,定都在盛乐(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境内),后拓跋珪改称魏王,于公元398年正式定国号为“魏”,史称“北魏”,拓跋珪将都城迁至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

北魏初建时强敌环伺,周边分别有贺兰部、独孤部、库莫奚部、铁弗部、高车部等部族,太行山以东还有慕容垂建立的后燕,太行山以西有慕容永统治的西燕。拓跋珪有“天下之志”,同时“善战好杀,暴桀雄武”,他用武力不断消灭周边部族和政权,北魏的实力不断增强。拓跋珪死后儿子拓跋嗣继位,他在位14年,继续向四周扩张。拓跋嗣死后儿子拓跋焘继位, 拓跋焘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和战略家,擅长用兵,他亲率大军先后灭掉了胡夏、北燕、北凉等政权,结束了十六国纷争的混乱局面,统一了北方。

北魏成为北方霸主,但与突出的军事实力相比,文化、政治和社会制度是这个政权的明显短板。从早期的新旧代国到魏国初建,鲜卑族只是完成了由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而这时大部分中国北方地区早已经历了数百年封建制度的统治,随着北魏管辖范围的不断扩大,文化和制度与现实之间的不适应也表现得越来越突出。

北魏前期的几位皇帝对此其实都有清楚的认识,他们通过重用汉官、实行汉化等措施加快社会和文化转型。拓跋珪在位时一方面四处征伐,另一方面也重用了贾彝、贾闰、晁崇等汉官,让他们“与参谋议,宪章故实”,在这些汉族官员的帮助下设置百官、建立爵制。拓跋嗣在位时多次下诏征贤,他本人酷爱汉文化,遍览史传,从中寻找治国之道。拓跋焘在位时进一步加大了汉化的力度,效仿汉朝做法在平城设立了太学,下诏祭祀孔子,大量征召世家大族出身的的汉人担任要职。

拓跋焘之后,这样的努力仍在进行,加速汉化、尽快与先进文明接轨是北魏上层统治者的共识, 对于这样的改革方向大多数人也并无异议。但是,仅用几十年的时间就要实现由氏族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跨越,其艰巨性和难度可想而知。这种跨越必然涉及一系列的重大改革,意味着不同阶层的利益将被调整,当改革侵犯到一些旧贵族既得利益时,他们也必然会抵制和反抗。

北魏早期的几位皇帝为照顾保守势力,同时也因为当时更多的精力还是在开疆拓土上,所以很长时间里文化融合、社会转型的步伐并不快,由此积累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多,依靠局部改革已经难以解决问题,只有来一场暴风骤雨式的全面改革才能夯实北魏这座大厦的根基。

改革难题

历史的重任落在了孝文帝拓跋宏身上,他继位于公元471年, 这时虽然距拓跋珪定国号为“魏” 已经过去了73年,但落后的文化、制度造成的各种问题已经充斥到北魏社会的方方面面:许多鲜卑贵族仍保留着游牧时期的风习,喜欢依靠暴力抢劫或肆意搜刮的方式攫取财产和人口,朝廷缺乏规范的官俸体系,经常以班赏的方式来分配财富;朝廷虽然任用了一些汉官,但一些鲜卑旧贵族内心里拒绝接纳他们,认为“北俗质鲁,何由知书”,有的则提出鲜卑人的特性就是勇武,崇尚儒学会丧失种族优势;国家没有统一的土地和租税制度,州、郡、县争相收取租税,所使用的衡器也大小不一,一些官员趁机中饱私囊,史书将他们称为“饥鹰恶虎”;虽然推行汉化多年,社会上仍流行穿胡服、讲胡语,汉化成效不明显。

孝文帝继位时年仅5岁,按照鲜卑族“子贵母死”的陋习,在他被立为太子时生母便被赐死了,他由祖母冯太后养大,未成年前由冯太后执政。孝文帝年轻时注意学习儒家经义、史传百家,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在他23岁时冯太后驾崩,孝文帝开始亲政,随即便掀起了一场全面改革,当时的年号是太和,这场改革也被称为“太和改革”。

“太和改革”由孝文帝亲自设计和主导,是一场全面、系统性的改革,主要措施包括:效仿汉族王朝礼仪建明堂、太庙,制定郊祀、藉田等制度,祭祀舜、禹、周公、孔子;在中央建立系统规范的官制,颁布《职员令》,确定百官秩品,官员分九品,每品又分正、从,共18个品级,分别制定了俸禄标准,解决官制混乱和缺乏薪俸制度的问题;在基层实行“三长制”,即邻、里、党组成的乡官组织,以此加强户籍管理,取代过去实行的宗主督护制,克服地方豪强隐匿包藏人口的弊端;颁行均田令,根据性别不同对成年百姓制定了具体的授田亩数,分露田、桑田两种,露田种植谷物,不许买卖, 15岁以上男子一般授40亩,女子减半,这些田地需要在70岁时交还国家,桑田主要用来种植桑、榆、枣树,可以买卖,不用交还国家;统一租税制度,其中收租以一夫一妇为基本单位,以每年交纳帛一匹、粟二石为统一的收取标准,并规定只能由县一级征收,使用统一的斗秤等量具;禁止士民穿胡服,规定一律改穿汉人服装,百官改着汉人官服,禁用胡语,规定“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

在历史上还很少有哪一场改革包罗得如此全面、改革得如此彻底,这是北魏当时面临的特殊形势所决定的。艰巨的改革任务、有限的改革时间、复杂的社会矛盾决定这场改革不会轻松。从历史上看, 有的改革虽然方向正确、措施也很有针对性,但就是因为对改革的进程把握不当,也会容易使之变成一场急进的社会运动,最终走向失败。

吏治保障

由孝文帝亲自推动的这场“太和改革”却基本上取得了成功。经过改革,北魏所管辖的北方地区社会经济有了明显发展,农业生产得到恢复,粮食产量增多,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日益活跃,百姓的生活得到明显改善。改革后,从鲜卑统治者到社会各阶层对汉族先进文化、制度接受的程度进一步加强,加速了北魏政权的社会转型,使其完成了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各民族进一步融合,历史上称北魏的这一时期为“孝文帝中兴”。

这场艰苦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一方面是因为改革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是先进文化、制度对落后文化和制度的取代;另一方面,孝文帝本人的改革意志和决心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在改革面临保守派阻挠和挑战的时刻,孝文帝始终坚定改革方向不动摇,对破坏改革的势力进行强有力打击,扫除改革障碍,同时他还注意选贤任能,培养改革中坚力量,推动改革持续不断向前迈进。

此外,改革需要人来推动, 各级官员是否支持改革、能不能以较强的执行力投身到改革之中也是成败的决定因素。制定统一的官制和俸禄制度只是制度建设的一个方面,制度能不能落实、落实的效果怎么样只能体现在千百万各级官员的日常工作中。由于历史原因,北魏的官员队伍整体素质并不高,存在许多问题,如缺乏考核、效率低下、贪赃枉法等,不解决这些问题,任何改革都是空谈。

在孝文帝亲自主导下,北魏颁布了《考课法》,专门对各级官员进行考核,该法分外考法令和内考法令两部分,外考法令主要考核地方官员,内考法令考核的主要是中央官员,规定官员三年进行一次考绩,考核结果决定官员的升迁罢免,通过考核“令愚滞无妨于贤者,才能不壅于下位”。《考课法》颁布后,孝文帝亲自主持对五品以上官员的考核,他把关很严, 只有“心平性正、抑强哀弱、不避贵势、直情折狱”的官员才能被考评为上等。在对尚书省的一次考评中,孝文帝认为“自卿等在任,年垂二周,未尝言朕之一失,献可否之片规,又不尝进一贤而退一不肖”,结果尚书省“自尚书令、仆射以下凡黜退二十余人,皆略举遗阙”。

除了加强日常考核,孝文帝还加强了对官员的监督,为此专门颁布了《御史令》,规定了御史的监督职责和权力。为了给御史树威, 孝文帝经常以各种方式肯定他们的工作,御史中尉李彪为人刚直,因为他监督严格,使得“天下改目, 贪暴敛手”,孝文帝便一再对他进行表扬,在群臣面前特意亲切地称他为“李生”,还表彰说:“李彪之直,是我国得贤之基。”

对于那些贪官污吏,孝文帝则给予毫不留情的打击,在颁布官员俸禄制时他诏令“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这个处罚标准相当严厉。在执法中,孝文帝强调“克己忍亲,以率天下”,从而做到不避亲疏、一视同仁,他身边一些亲近的人,无论宗室、戚属还是近臣, 一旦犯法都毫不留情。从太和十二年(48 8年)至太和十五年(49 1 年),4年间就有6位担任地方长官的皇室宗亲受到削除官爵、徙配北镇甚至赐死的严惩。史书称孝文帝在位时“肃明纲纪,赏罚必行, 肇革旧轨,时多奉法”,这一时期“吏清政平,断狱省简”,是历史上吏治相对清明的时期。

从《职员令》到《考课法》《御史令》,都是在用制度来加强官员队伍的建设。由于这些制度规定具体、执行严格、监督到位,因而取得了成效,贤才脱颖而出、庸才被淘汰、贪官被惩处,使官员队伍保持了活力和执行力,从而能够承担起繁重的改革任务。这大概是孝文帝改革基本上取得成功的最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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