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刚刚从氏族社会迈入奴隶社会，又要向封建社会急速转型，这是北魏孝文帝改革面临的特殊情势。这是一场任务极为繁重、过程极为艰难的改革，但它基本上取得了成功，实现了王朝中兴。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孝文帝抓住了怎样的改革关键点呢？
急速转型
北魏是南北朝中北朝的第一个政权，由拓跋氏建立。拓跋氏属鲜卑族，原来居住在今黑龙江、嫩江流域的大兴安岭附近，过着游牧生活。汉朝时北匈奴被打败西迁，一部分鲜卑部落也向西迁移，来到漠北地区。从东汉末年到西晋，这部分鲜卑人不断南下，与魏晋两朝联系越来越密切，与匈奴部落也越来越融合。
还在曹魏统治时期，鲜卑首领拓跋力微征服了周边部落，确定了大酋长的地位。西晋初年，拓跋力微之子拓跋禄官把部落分为中、东、西三部，后来各部又被拓跋力微的孙子拓跋猗卢统一。公元310 年，晋怀帝封拓跋猗卢为代公，晋愍帝继位后又进封其为代王，鲜卑人于是建立了代国，成为“五胡十六国”之一。但到了公元376年， “五胡十六国”中的前秦发兵攻打代国，代国灭亡。公元386年，鲜卑族首领拓跋珪重建代国，定都在盛乐（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境内），后拓跋珪改称魏王，于公元398年正式定国号为“魏”，史称“北魏”，拓跋珪将都城迁至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
北魏初建时强敌环伺，周边分别有贺兰部、独孤部、库莫奚部、铁弗部、高车部等部族，太行山以东还有慕容垂建立的后燕，太行山以西有慕容永统治的西燕。拓跋珪有“天下之志”，同时“善战好杀，暴桀雄武”，他用武力不断消灭周边部族和政权，北魏的实力不断增强。拓跋珪死后儿子拓跋嗣继位，他在位14年，继续向四周扩张。拓跋嗣死后儿子拓跋焘继位， 拓跋焘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和战略家，擅长用兵，他亲率大军先后灭掉了胡夏、北燕、北凉等政权，结束了十六国纷争的混乱局面，统一了北方。
北魏成为北方霸主，但与突出的军事实力相比，文化、政治和社会制度是这个政权的明显短板。从早期的新旧代国到魏国初建，鲜卑族只是完成了由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而这时大部分中国北方地区早已经历了数百年封建制度的统治，随着北魏管辖范围的不断扩大，文化和制度与现实之间的不适应也表现得越来越突出。
北魏前期的几位皇帝对此其实都有清楚的认识，他们通过重用汉官、实行汉化等措施加快社会和文化转型。拓跋珪在位时一方面四处征伐，另一方面也重用了贾彝、贾闰、晁崇等汉官，让他们“与参谋议，宪章故实”，在这些汉族官员的帮助下设置百官、建立爵制。拓跋嗣在位时多次下诏征贤，他本人酷爱汉文化，遍览史传，从中寻找治国之道。拓跋焘在位时进一步加大了汉化的力度，效仿汉朝做法在平城设立了太学，下诏祭祀孔子，大量征召世家大族出身的的汉人担任要职。
拓跋焘之后，这样的努力仍在进行，加速汉化、尽快与先进文明接轨是北魏上层统治者的共识， 对于这样的改革方向大多数人也并无异议。但是，仅用几十年的时间就要实现由氏族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跨越，其艰巨性和难度可想而知。这种跨越必然涉及一系列的重大改革，意味着不同阶层的利益将被调整，当改革侵犯到一些旧贵族既得利益时，他们也必然会抵制和反抗。
北魏早期的几位皇帝为照顾保守势力，同时也因为当时更多的精力还是在开疆拓土上，所以很长时间里文化融合、社会转型的步伐并不快，由此积累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多，依靠局部改革已经难以解决问题，只有来一场暴风骤雨式的全面改革才能夯实北魏这座大厦的根基。
改革难题
历史的重任落在了孝文帝拓跋宏身上，他继位于公元471年， 这时虽然距拓跋珪定国号为“魏” 已经过去了73年，但落后的文化、制度造成的各种问题已经充斥到北魏社会的方方面面：许多鲜卑贵族仍保留着游牧时期的风习，喜欢依靠暴力抢劫或肆意搜刮的方式攫取财产和人口，朝廷缺乏规范的官俸体系，经常以班赏的方式来分配财富；朝廷虽然任用了一些汉官，但一些鲜卑旧贵族内心里拒绝接纳他们，认为“北俗质鲁，何由知书”，有的则提出鲜卑人的特性就是勇武，崇尚儒学会丧失种族优势；国家没有统一的土地和租税制度，州、郡、县争相收取租税，所使用的衡器也大小不一，一些官员趁机中饱私囊，史书将他们称为“饥鹰恶虎”；虽然推行汉化多年，社会上仍流行穿胡服、讲胡语，汉化成效不明显。
孝文帝继位时年仅5岁，按照鲜卑族“子贵母死”的陋习，在他被立为太子时生母便被赐死了，他由祖母冯太后养大，未成年前由冯太后执政。孝文帝年轻时注意学习儒家经义、史传百家，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在他23岁时冯太后驾崩，孝文帝开始亲政，随即便掀起了一场全面改革，当时的年号是太和，这场改革也被称为“太和改革”。
“太和改革”由孝文帝亲自设计和主导，是一场全面、系统性的改革，主要措施包括：效仿汉族王朝礼仪建明堂、太庙，制定郊祀、藉田等制度，祭祀舜、禹、周公、孔子；在中央建立系统规范的官制，颁布《职员令》，确定百官秩品，官员分九品，每品又分正、从，共18个品级，分别制定了俸禄标准，解决官制混乱和缺乏薪俸制度的问题；在基层实行“三长制”，即邻、里、党组成的乡官组织，以此加强户籍管理，取代过去实行的宗主督护制，克服地方豪强隐匿包藏人口的弊端；颁行均田令，根据性别不同对成年百姓制定了具体的授田亩数，分露田、桑田两种，露田种植谷物，不许买卖， 15岁以上男子一般授40亩，女子减半，这些田地需要在70岁时交还国家，桑田主要用来种植桑、榆、枣树，可以买卖，不用交还国家；统一租税制度，其中收租以一夫一妇为基本单位，以每年交纳帛一匹、粟二石为统一的收取标准，并规定只能由县一级征收，使用统一的斗秤等量具；禁止士民穿胡服，规定一律改穿汉人服装，百官改着汉人官服，禁用胡语，规定“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
在历史上还很少有哪一场改革包罗得如此全面、改革得如此彻底，这是北魏当时面临的特殊形势所决定的。艰巨的改革任务、有限的改革时间、复杂的社会矛盾决定这场改革不会轻松。从历史上看， 有的改革虽然方向正确、措施也很有针对性，但就是因为对改革的进程把握不当，也会容易使之变成一场急进的社会运动，最终走向失败。
吏治保障
由孝文帝亲自推动的这场“太和改革”却基本上取得了成功。经过改革，北魏所管辖的北方地区社会经济有了明显发展，农业生产得到恢复，粮食产量增多，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日益活跃，百姓的生活得到明显改善。改革后，从鲜卑统治者到社会各阶层对汉族先进文化、制度接受的程度进一步加强，加速了北魏政权的社会转型，使其完成了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各民族进一步融合，历史上称北魏的这一时期为“孝文帝中兴”。
这场艰苦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一方面是因为改革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是先进文化、制度对落后文化和制度的取代；另一方面，孝文帝本人的改革意志和决心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在改革面临保守派阻挠和挑战的时刻，孝文帝始终坚定改革方向不动摇，对破坏改革的势力进行强有力打击，扫除改革障碍，同时他还注意选贤任能，培养改革中坚力量，推动改革持续不断向前迈进。
此外，改革需要人来推动， 各级官员是否支持改革、能不能以较强的执行力投身到改革之中也是成败的决定因素。制定统一的官制和俸禄制度只是制度建设的一个方面，制度能不能落实、落实的效果怎么样只能体现在千百万各级官员的日常工作中。由于历史原因，北魏的官员队伍整体素质并不高，存在许多问题，如缺乏考核、效率低下、贪赃枉法等，不解决这些问题，任何改革都是空谈。
在孝文帝亲自主导下，北魏颁布了《考课法》，专门对各级官员进行考核，该法分外考法令和内考法令两部分，外考法令主要考核地方官员，内考法令考核的主要是中央官员，规定官员三年进行一次考绩，考核结果决定官员的升迁罢免，通过考核“令愚滞无妨于贤者，才能不壅于下位”。《考课法》颁布后，孝文帝亲自主持对五品以上官员的考核，他把关很严， 只有“心平性正、抑强哀弱、不避贵势、直情折狱”的官员才能被考评为上等。在对尚书省的一次考评中，孝文帝认为“自卿等在任，年垂二周，未尝言朕之一失，献可否之片规，又不尝进一贤而退一不肖”，结果尚书省“自尚书令、仆射以下凡黜退二十余人，皆略举遗阙”。
除了加强日常考核，孝文帝还加强了对官员的监督，为此专门颁布了《御史令》，规定了御史的监督职责和权力。为了给御史树威， 孝文帝经常以各种方式肯定他们的工作，御史中尉李彪为人刚直，因为他监督严格，使得“天下改目， 贪暴敛手”，孝文帝便一再对他进行表扬，在群臣面前特意亲切地称他为“李生”，还表彰说：“李彪之直，是我国得贤之基。”
对于那些贪官污吏，孝文帝则给予毫不留情的打击，在颁布官员俸禄制时他诏令“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这个处罚标准相当严厉。在执法中，孝文帝强调“克己忍亲，以率天下”，从而做到不避亲疏、一视同仁，他身边一些亲近的人，无论宗室、戚属还是近臣， 一旦犯法都毫不留情。从太和十二年（48 8年）至太和十五年（49 1 年），4年间就有6位担任地方长官的皇室宗亲受到削除官爵、徙配北镇甚至赐死的严惩。史书称孝文帝在位时“肃明纲纪，赏罚必行， 肇革旧轨，时多奉法”，这一时期“吏清政平，断狱省简”，是历史上吏治相对清明的时期。
从《职员令》到《考课法》《御史令》，都是在用制度来加强官员队伍的建设。由于这些制度规定具体、执行严格、监督到位，因而取得了成效，贤才脱颖而出、庸才被淘汰、贪官被惩处，使官员队伍保持了活力和执行力，从而能够承担起繁重的改革任务。这大概是孝文帝改革基本上取得成功的最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