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杨良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做出的重大判断。而新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最鲜明的特征，就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这一特征的认识，是理解中国经济的一把“钥匙”，也是世界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的基础和前提。
3月24-26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如期举行，来自全球的数百名政、商、学界精英再度聚首，围绕“新时代的中国”这一主题，广领域、多视角进行思想交流碰撞，为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建言献策。
这一固定在每年全国“两会” 后的第一个周末举办的首个国家级大型国际论坛，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旨在“与世界对话， 谋共同发展”，是中国政府高层领导、全球商界领袖、国际组织和中外学者之间重要的对话平台，今年迎来了第19届。此次年会格外受到期待的是，新一届中央政府成立后，新任副总理韩正和财政部部长刘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等新任财经领域部长级高官首次在论坛上亮相，传达和阐释中国财经政策取向，回应各界关切。与此同时，美国单边主义、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不断走向极端的情况下，世界关注中美贸易争端走向以及给全球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究竟如何看、怎么办，中外学者、官员、企业家发表各自的看法。中国政府坚定办好自己的事，坚定扩大改革开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推力，让世界理解并从中分享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红利，助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这是年会传递给世界的重要信息。
在历时两天半的论坛上，主办方共安排了包括8场正式会议、26场经济峰会，以及深度对话会、圆桌会、早餐会、午餐会等多种形式的活动53场次，涉及高质量发展、财税体制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金融政策、全面开放新格局、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中国制造、创新与未来等重大议题，以及乡村振兴、三大攻坚战、世界经济新议程、新时代的中美关系、“一带一路”助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金融创新与区块链革命、人工智能、全球价值链重塑、气候变化、社会公平等重大战略、热点或前沿话题。
与会嘉宾的“豪华阵容”中，中方有40位部级以上政府高官，70多位中央企业和知名民营企业主要负责人，以及来自国内权威智库、高等院校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外方代表中，则包括几十位世界500强企业和行业领先企业的董事长或CEO，以7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为代表的20多位学术大师，还有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重要国际组织和机构的负责人及其他政要。
论坛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按惯例会见了外方主要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论坛主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外方主席、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分别致欢迎辞。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开始从“重视数量”转向“提升质量”，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在过去40年中，得益于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世界奇迹，举世公认。但是，情况在发生变化，其主要特征是速度开始放缓，而且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两位数增长的轨道，也不可能延续过去的增长路径，必须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致辞中说，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发展势头依然强劲；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发展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结构优化加快步伐，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增长动力加快转换，发展活力进一步迸发；聚焦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发展空间无限广阔。对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认识，是理解把握中国经济的一把“钥匙”。掌握了这把“钥匙”，我们就能够更好地制定发展思路和政策；各类市场主体就能够更好地抓住机遇，实现自身发展壮大；世界各国就能够更好地搭上中国发展的“快车”，与中国实现平等协商、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在开幕式上发言时说，高质量发展，是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发展，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他表示，迈向高质量发展要把握好三个维度。一是系统性，高质量发展不是单纯追求经济总量、经济增速，而是更加注重经济、社会、环境等均衡发展，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二是动态性，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思路和政策举措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根据实践的深入、认识的升华而不断丰富、不断完善；三是长期性，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有效防控经济社会各种风险的前提下，发扬钉钉子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何立峰说，经过多年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推动高质量发展，合乎规律、符合实际，有必要，有基础， 新动能支撑能力不断提升，高质量发展的条件正在不断累积。
按照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的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如果从目标上来看，就是再过三年分两步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如果从路径上来看，就是走一条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他说，过去的高速增长是靠大规模、高强度的投资，模仿型、排浪式的消费，低成本、低附加值的出口拉动的；过去的高速度是建立在几乎是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基础之上的，但现在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过了峰值，2012年以来已经减少了2344万； 过去的高速度是靠低成本要素支撑的，现在虽然个体劳动力的成本还比较低，但是全口径劳动成本以及能源、物流的成本已经偏高，环境和土地成本也在上涨；过去的高速度是靠扩大产能、增加产量带动的， 但是现在相当一部分产业产能已经达到了物理峰值，产能过剩成为普遍现象；过去的高速度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现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经减弱，污染物排放的总量超过了环境容量，生态损害的程度超过了自然的再生能力；过去的高速度是以高负债、高杠杆以及经济的金融化、经济的房地产化来支撑的，现在金融风险点越积越多，击鼓传花已经传不下去了。
他说，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的许多指标，特别是产品产量的指标多数已经居于世界前列，量的不足已经不再是中国经济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最突出的问题是质量不高。居民的消费正在持续升级，品牌化、品质化、智能化、个性化的消费渐成主流，绿色、智能、高端、健康、时尚、休闲、定制以及良好生态环境等等的消费快速增长。因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我们就要从过去追求高速增长转向以人民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简单说就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可以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从宏观指标来看，就是增长、就业、价格、国际收支等等比较均衡；从供给体系来看，就是产业体系、现代化、生产方式、平台化、网络化、智能化、创新力、品牌力、影响力、核心竞争力比较强；从经济结构来看，就是农业、工业、服务业以及实体经济与金融、实体经济与房地产等等的比例协调；从空间布局来看，就是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空间均衡，该集聚经济的地方要高密度、高效率地集聚经济和人口，该提供农产品的地方提供农产品，该留给大熊猫、东北虎的空间要留给它们；从收入分配来看，就是投资有回报、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各市场主体的分配比较合理；从要素效率来看，就是资本的效率、劳动的效率、土地效率、资源效率、能源效率、环境效率都比较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认为，高质量发展，就是要从“重视数量”转向“提升质量”，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王一鸣认为，高质量发展意味着在“数量缺口”问题基本解决后，要转向填补产品和服务的“质量缺口”，更好满足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意味着在传统制造业陆续达到市场需求峰值后，要转向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意味着在生产要素供需条件变化后，要转向增强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提升的“乘数效应”，提升投入产出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认为，高质量发展包括一些共同特征。首先，高质量发展意味着高效率。其次，高质量发展的来源是科技创新。最后，高质量发展具有可持续性。他认为，可持续增长意味着对重点战略性产业提前布局， 使这些产业利用即将到来的技术拐点，寻找弯道超车的机会。电动汽车、以自动驾驶为代表的新交通行业、人工智能、大数据行业、生命科学领域等前沿领域产业值得关注。
直面挑战，立足当前， 着眼长远，为高质量发展创造条件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还面临诸多挑战，需要我们勇敢直面，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去努力克服和解决，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创造条件。
从当前来说，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跨越三大关口，也就是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今后三年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和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
就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来说， 首要的是防范金融风险。新任央行行长易纲说，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持整个金融业的稳定，是未来金融工作的重要内容。他表示，目前中国面临着一些潜在的金融风险，主要体现为：一是宏观上仍然存在高杠杆风险，特别是企业部门杠杆率依然较高，部分国有企业杠杆率居高不下，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居民部门杠杆率较快上升都值得关注。二是部分领域和地区金融“三乱”问题仍然突出。例如，不规范的影子银行快速上升势头虽有所遏制，但存量仍较为庞大；一些机构在没有取得金融牌照情况下非法从事金融业务，部分非法金融活动借金融创新和互联网金融之名迅速扩张等；少数野蛮生长的金融控股集团存在风险，抽逃资本、循环注资、虚假注资以及通过不当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等问题较为突出，带来跨机构、跨市场、跨业态的传染风险。
易纲说，对这些风险要提高警惕，但同时应当看到，中国有很好的条件做好金融风险防控工作，既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 又有改革开放40年积累的雄厚物质基础，还有市场化、法治化处置金融风险的丰富经验。下一步，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稳中求进，依法合规打好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具体来看，一是稳住宏观杠杆；二是深化金融和其他关键领域改革；三是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尽快补齐监管短板；四是坚决取缔非法金融活动。
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易会满认为，近百年来的金融危机，绝大部分跟房地产有很大关系，因此，防范金融风险，把握好房地产非常重要。他分析，中国现在的房地产发展情况非常复杂，这既是风险防控的难点也是重点。房地产市场要妥善处理好控泡沫、去库存、降杠杆三大问题，中国的金融和房地产就能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董事长李晓鹏则认为，目前有个别企业借金控的名义来淘金，它们滥用金融牌照，肆意操纵关联交易，盲目加高财务杠杆，严重偏离金融控股集团的本质，扰乱了金融秩序，形成了风险隐患，对金控未来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李晓鹏建议，第一，要认真清理一些不规范的金控公司，特别是对一些虚假注资、抽逃资本等违纪违规行为要严格纠正，防止高杠杆、高负债，禁止一些金融机构通过关联交易进行金融扩张。第二，严格审查金融控股集团的股东背景。第三，尽快出台金控机构的监管标准和法律法规，明确金控机构的法律地位，逐步收拢风险。第四，在现行体制下，建议不宜快速放开对金控的准入，应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五家左右资本雄厚、管理规范、经营稳健、内部管理体系健全的金控集团进行试点，通过探索，逐步推进经营的综合化等。
世界银行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说，从经验得知，一个跻身高收入行列的国家没有金融稳定不行。中国有这样的体会，在金融危机之后，财政刺激的过程带来了就业和经济增长，但在整个体系里也累积了风险，其中一个风险就是信贷快速扩张。这使得中国的负债占GDP的水平从10年前的低于150%到现在超过250%，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中国的影子银行发展也非常快，以OECD的标准来看现在规模还不是很大，但增长速度快，尤其是这个领域的监管比较松，也会带来相关的额外风险。她说，在监管方面做更多工作，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减少风险，尤其是金融部门的风险，现在做这些事情恰逢其时。
就扶贫攻坚、精准脱贫来说，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减少7.7亿以上贫困人口，为全世界减贫贡献了76% 的份额，既解决了中国贫困人口的生存和幸福问题，也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重大贡献。而对于共同实现小康的目标来说，还有几千万贫困人口需要在未来三年内摘帽，是党中央作出的承诺，任务十分艰巨。
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副主席司徒慕德认为，基础设施建设依然是未来中国政府扶贫的着力点。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郑之杰亦表示，打好扶贫攻坚战的一个当务之急是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这是改变贫困地区落后面貌最根本最有效的方式，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础，要加快村组道路、安全饮用水、农村电网、环境整治等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的制约不仅仅是物理上的， 更是心理上和精神上的，严重影响了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发展的积极性和精气神。因此，越是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越是要加大对贫困地区重大基础设施的支持力度，打通制约脱贫致富的“最后一公里”。
哈佛大学教授、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里克·马斯金说， 新一轮全球化不同于之前的全球化，生产过程的国际化，造成劳动力市场的全球化，一些没有技能的工人，尤其是农村的劳动力，不能从全球化中受益。他建议，要通过职业培训和教育，提高底层工人的技能。这必须通过政府介入，有国家政策补贴，企业才有积极性开展培训工作。只有给底层工人赋能， 使之拥有技能和工具进入全球劳动力市场，获得工作机会，才能真正解决贫困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建议，打好未来三年脱贫攻坚战，要从注重全面推进帮扶向更加注重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转变，从注重脱贫进度向更加注重脱贫质量转变，从注重找准帮扶对象向更加注重精准帮扶稳定脱贫转变，从注重外部帮扶向注重外部帮扶与激发内生动力并重转变，从开发式扶贫为主向开发式与保障性扶贫并重转变。在2020年后，要划定相对贫困线，创新扶持政策，同时跨城乡扶贫。
乡村振兴战略和精准脱贫是相互衔接的，其中“生活富裕”的要求就是脱贫的延伸，这个要求虽然更高，但对于实现同步小康、共同富裕目标来说至关重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说，乡村振兴战略总的目标是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从根本上解决好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在内的全面振兴。
韩俊指出，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一是要抓住关键环节聚焦发力。长期以来，资金、土地、人才等各种资源要素单向由农村流入城市，造成农村严重“失血”“贫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推动更多的资源要素配置到农村去，要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形成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要健全投入保障制度，创新投融资机制，加快形成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加快释放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红利。要畅通智力、技术、管理下乡通道，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培养一大批科技人才、管理人才和乡村本土人才，实现人才振兴。
二是要科学把握乡村发展趋势分类施策。2017年中国乡村总人口比2010年减少了9081万，比2000年减少了3.13亿。现阶段，中国农村的形态格局正在快速演变、分化，处于大调整、大变动时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乡村分化是必然趋势，比如，有些城郊农村逐步向城镇形态靠拢，有些适宜居住和产业发展的村庄会再造重振，有些偏远不便的村庄会逐渐衰落，这些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对城郊型乡村，要通过改造提升，打造一批现代化的新型社区；对宜居宜业的一般乡村，要激活产业、优化环境、提振人气、增添活力，建设一批生态宜居的美丽村庄；对于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的村庄，要坚持保护优先，把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与保护自然文化遗产统一起来，保护、传承一批历史文化古村；对地处边远、环境恶劣的村庄，有一些未来不适合居住的，要做好留守人群的基本公共服务，循序渐进地撤并一批凋敝、衰退村庄。
韩俊表示，今后有关方面会根据不同乡村的发展条件，制定具有前瞻性的村庄发展规划，分类指导、精准施策，避免走弯路。
对于污染防治攻坚战来说， 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等问题，需要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来应对。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表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推动和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生态效益。过去五年，中国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未来围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将着力采取六项措施：一是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这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中之重，重点地区是京津冀、长三角， 指标就是瞄准PM2.5浓度，要明显降低，重污染天数要明显减少，使人民群众对蓝天的幸福感明显增强。二是着力打好碧水保卫战，主要是落实“水十条”，坚持在减排和扩容上两手发力，对超标水体、黑臭水体要加强治理，保障饮用水源安全， 同时加大生态保护和修复的力度， 全面提升生态环境的承载力。三是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主要是实施“土十条”，强化土壤污染的管控和修复，严禁洋垃圾进口，严厉打击危险废物污染环境行为。四是加强生态保护修复与监管，全面整治农村环境。五是构建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生态环境部正在组建， 将加快工作，改革生态环境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六是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形成，全面优化产业布局，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加快交通运输结构的调整，倡导节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气候司司长李高表示，在战略和政策层面，中国一贯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积极落实巴黎协议，积极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未来，中国将继续与各国一同努力迎接这一挑战，并继续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节能环保、提高能效等各方面综合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希望2017年12月正式启动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能反映碳交易价格，进而调动金融资源，以推动相关行业发展。目前，碳交易体系仅纳入电力行业，下一步将继续纳入更多的行业和交易主体，采取更为多样的交易方式。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毅表示，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应对气候变化，不仅仅是针对碳排放，更重要的是实现社会经济整体的低碳转型和能源结构转型， 要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转向绿色低碳模式。这一战略转型不可能一夜之间发生，依然任重道远。
从长远来说，中国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是要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转换增长动力。而推进这一工程，考验党的执政能力和自身的现代化。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务委员陈晋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拓展了中国现代化的内涵。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第一次把制度、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放到现代化进程当中来衡量，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历史性的巨大跨越。陈晋认为，稳定的政治领导力量、有效的治理体系、可行的发展战略是顺利推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当今中国现代化进程，最应该补上两方面的短板：一是要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二是要抓紧构建现代化国家的人民应有的心态和价值观，两者缺一不可。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表示，中国如何现代化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如何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组织的现代化，比其他的现代化更重要。这次机构改革将党和国家的机构改革放在一起来改，是一种不同的思路。这次改革提出了广义政府的概念，党也是政府的一部分，解决党政关系问题，更重要的是内部三权（决策、执行、监察）的分工和合作，监察委跟国务院平行，现代化制度的方向已经有了。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有一些细节还要做出来，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也是国家实现长治久安的制度基础。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表示，中国要在2035年实现现代化、2049年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经济目标是容易的，主要的挑战还是人的现代化。他建议开展一个新的社会进步运动。
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通过制度、技术创新推进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在回顾改革开放历程时表示，中国能成功实行改革开放的原因，一是在于坚持了市场经济的导向，不断提高法治化水平；二是以开放促改革，实施有顺序的开放；三是选择了正确的改革次序；四是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形成了地方政府竞争的经济格局；五是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六是对错误的政策取向及时纠偏。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院长林毅夫表示，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原因在于采用了务实、渐进的改革措施，对一些与就业、国防安全相关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予以保护；对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实行开放，在竞争中占领市场、积累资本，从而获得后发优势。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又有新的矛盾和问题出现，比如楼继伟提到，由于高度分权的地方政府之间的无序竞争和国家治理不到位而形成的弊端日益显现；由于过去片面追求高投入、高消耗式的数量型经济增长而缺乏经济社会发展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带来投资效率下降、生态环境恶化、分配公平性下降和福利承诺不可持续等问题。对此， 必须继续深化改革开放，通过制度、技术创新来解决，从而推动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
杨伟民说，坚持高质量发展， 就不再以GDP论英雄，不过于在意短期经济增长速度的起伏，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增强供给体系的弹性，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要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调发展的产业体系。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紧密结合，金融和实体经济紧密结合，人力资源开发和经济结构紧密配合。要以产权制度的完善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以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为目标，加快经济体制改革。
何立峰说，中国政府对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了明确部署，下一步，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从六个方面一体推进。一是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二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三是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四是建设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五是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六是构建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
与此同时，利用技术创新不断进行超越，为国家进步插上羽翼， 并造福人民，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科技部副部长李萌表示，科技创新是新商业革命的强大引擎，科技创新和商业革命的融合将会推动我国经济三大变革，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广阔前景。他说，未来影响商业革命的技术，除了正在广泛应用的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之外，还有几类技术值得高度重视：一是5G 通讯技术，可以满足未来更大范围内的商业和应用场景的需求。二是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将加速商业活动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跃迁。三是物联网技术。四是区块链技术，该技术具有去中心化、公开透明、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数据记录的特点，将构建未来商业世界的信用基础。
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也表示，技术进步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但全球范围内仍有大量人群被排除在经济增长进程之外，没有机会为经济发展做贡献或者从中受益。因此，技术在创造出更多发展机会的同时，也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他强调，技术本身无所谓善恶，也没有个性，而是由技术的创造者来决定“技术能否体现出人性”。他说，几十年来，技术一直在替代工作机会，我们可以去预测哪些工作可能会被替代，而社会应该投入大量的资源和精力去培训这些人，人们也要学会终身学习。
高瓴资本集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张磊说，在科技创新1.0阶段， 技术是颠覆者，目前已进入2.0阶段，前沿科技作为赋能者，助力企业发展。企业家需要思考如何用创新改造企业文化，企业如何拥抱创新，如何让人才发挥作用，创新如何帮助社会进步，如何让边缘化人群享受创新成果。
创新也会带来“副作用”，是一个显性问题。李萌认为，不能因为科学技术发展会出现某些“副作用”就阻碍研发进程，因为没有科学技术的发展比其所带来的“副作用”更危险。而消除或减少“副作用”，政府和大企业要发挥更多作用，尤其是政府要起到兜底的作用。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将着眼于新的市场需求来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一是建设数字化、智能化的商业基础设施。二是发展引领产业变革的颠覆性技术，对可能引起归零效应的颠覆性技术进行前沿性的布局研发，比如量子信息、人工智能、无人驾驶、基因组、干细胞、合成生物学、材料领域的石墨烯、纳米技术等。三是发展支撑商业模式的现代服务技术，包括拓展数字消费、电子商务、现代物流、互联网金融等技术，利用这些技术来驱动经济形态向高级化发展。
他还表示，未来将加强对政府公开数据的开放，在确保安全可控前提下，促进数字资源在商业领域的应用。同时还将推进劳动力的精准培训、创新监管方式、完善政策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适应新技术和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的需要。
管控好、发展好大国关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持续努力，体现负责任大国担当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将为国内外投资者提供新的更大机遇，将为世界经济稳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王一鸣从五个方面阐释了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将会为全球带来的变化。
一是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中国， 居民消费潜力释放和消费升级，将为全球提供巨大的市场需求。中国已形成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总数超过4亿人，成为全球消费市场最大的增量贡献者。中国居民消费能力的持续提升，消费结构向高端化、个性化、服务化升级，将推动中国成为全球最大、成长性最强的市场，也将推动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变。
二是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中国， 生产效率持续改善，将带动全球生产率的提升。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自2015年由降转升，扭转了金融危机后的下行态势。中国科技进步和生产效率提升，将形成强大的正外部效应，促进全球走出生产率的“低谷”。
三是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中国， 增强防范化解风险能力，对稳定全球经济将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正在加大监管力度，整顿金融秩序，经济风险得到初步遏制，宏观杠杆率上升幅度明显收窄。中国将用3年时间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加强对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金融控股公司等的监管，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使系统性风险得到有效防范。防范化解风险关系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对稳定全球经济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四是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中国， 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将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今后3年，中国将展开污染防治攻坚战，使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中国向绿色低碳发展转型，对于全球减排和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五是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中国， 推动全面对外开放，将成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中国将加强与国际通行经贸规则对接，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全面放开一般制造业，扩大电信、医疗、教育、养老、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开放， 放宽或取消银行、证券、基金、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限制，并创造更有吸引力的营商环境。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将为各国扩大出口和投资创造更多机会。
作为自由贸易的受益者，中国用更加开放的姿态让世界共享中国机遇。然而，还有贸易伙伴用另一种态度来回应中国的善意，比如美国特朗普政府近期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大旗，逆国际潮流而动，对中国发起大规模关税加征行动，金额从500亿美元再到1500亿美元，商品清单直指中国“中国制造2025”，其用意明显。这一鲁莽行动让包括美方专家和前政要在内的与会嘉宾备感错愕。
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明确表示，美国目前的政策逻辑难以理解。在他看来，中美合作不是选择，而是命运。如果打贸易战，以牙还牙，则不可能实现共赢。他认为贸易战最大的后果是心理上的威慑，对供求关系及GDP的实际影响很小。因此，他认为中美真正的贸易战不会打响。
作为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 帕斯卡尔·拉米指出，大国角力的结果是非常危险的。美国的关税举措是会让大家重新谈判还是会毁掉世界贸易体系，他并不知道答案。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如今美国的确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保护主义日程”的主要经济体。“我们现在非常明确地知道，向保护主义压力低头会让所有人受害。”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高级研究员、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坦言，中美贸易谈判中最不可控的部分，似乎就是特朗普总统本人。作为美国总统，可以如此轻松地将关税作为武器甩出来，并很容易在发言中加到词汇里，这样的做法实在过于轻率。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特聘研究员、美国前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表示，在21世纪，每个国家的经济都是互相依赖的，包括投资、出口、贸易等等，中美经贸关系更是有着较强的互补性。“我们愿意看到中国正变得越发强大。同时我们也应该相信，美国能够更好地管理其国内的经济过渡期。现在中国握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需要中国去稳定美国的经济。”
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表示，中美贸易是互利双赢的关系。在如此庞大且复杂的贸易关系中，出现摩擦是正常且难以避免的。关键在于，应如何正确处理这些摩擦和矛盾。中国不希望和美国打贸易战，中国不希望和任何国家打贸易战。但是如果中国的利益受到了损害，我们不得不采取一切措施来捍卫我们的利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对王受文的观点表示赞同。他认为，中美贸易的确有着较强的互补性，进一步深化和扩展合作的空间非常大。两国的政府应当认真商谈，特别是美国政府有责任好好地和中国进行商谈，探讨进一步扩展和深化双边的经济贸易合作。他说，中国的快速发展会给全球的生产者、投资者带来很多机遇，要想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分享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唯一的办法就是理性地、平心静气地商谈， 比如说构建双边自由贸易区，为双边的企业创造一个更加稳定、更加自由、更加透明的贸易与投资环境，来分享彼此的发展机会。
中国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商务部原部长陈德铭指出，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和多边的贸易组织，是全球价值链能够发展的根本保证。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在这儿是行不通的。如果对世贸组织的规则有看法，可以坐下来谈，而不是“自己搞一套规则来反对现在的规则”。他说，大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和博弈将会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增长，我们有责任使大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回归到多边贸易机构来磋商。脱离了世界贸易组织的惩罚性关税，容易引起贸易战，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样的做法会损人害己，最后谁也不是赢家。
蒂姆·库克坚信，贸易战最后的结果只会是徒劳，对抗会让中美双方都难以受益，加强对话以及对贸易政策的交流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古里亚说，或许正是因为当今世界发展的机遇无处不在，中美贸易战的问题才如此令人不安。它在分散我们的精力和资源，而我们本该将精力放在抓住新时代的机遇上。比如，如何才能把握数字经济所带来的机遇。“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已经明确表示出要帮助世界其他国家一同发展的强烈意愿。这才是我们应该集中精力去做的事情。”
作为最大的发达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双方的贸易互动对世界经济影响重大。管控好、发展好中美关系对双方、对世界都有利。中国明确宣示，将继续“超外界预期”地深化改革开放， 坚定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助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大国负责任的形象，让世界分享中国开放的红利，中国高质量发展，与世界共赢。正如工信部部长苗圩所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得到沿线越来越多国家的响应，我们绝对不把落后产能输出到国外去，这是坚守的一条底线。我们在分享发展经验的同时，也要注意克服过去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样能够使经济的发展更好地造福于全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