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杜悦英
“为了实现创新，是应该更多地依靠向科学技术领域投入资源， 还是寄望少数有才华的人？怎样的教育能够推动未来更多的创新？”3 月25日，在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上，一场午餐演讲正在进行，帕兰提尔技术公司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彼得·蒂尔抛出关于创新的几个问题。这位硅谷知名的投资人曾在他的畅销书《从0到1》中告诉读者：“你必须找到创新的独特方式，让未来不仅仅与众不同，而且更加美好。”
彼得·蒂尔的问题涉及了创新领域的若干层面。在今年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创新如何引领商业及整个社会的未来发展这一议题，吸引了来自全球政、商、学界精英的广泛关注和深入讨论。特别是在3月24日的经济峰会上，主办方不仅设置了以“科技创新与新商业革命”和“社会责任型创新”为主题的两个分会场，还特别就全球广泛关注的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等科技创新议题安排了多场专题讨论和深度对话会。
科技创新是新商业革命的强大引擎
科技部副部长李萌在论坛发言中表示，科技创新是新商业革命的强大引擎，科技创新和商业革命的融合将会推动我国经济三大变革， 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广阔前景。他说，未来影响商业革命的技术，除了正在广泛应用的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之外，还有几类技术值得高度重视：一是5G通讯技术，可以满足未来更大范围内的商业和应用场景的需求。二是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将加速商业活动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跃迁。三是物联网技术。四是区块链技术，该技术具有去中心化、公开透明、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数据记录的特点，将构建未来商业世界的信用基础。
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说，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来源是科技创新，优秀的企业不仅有强大的执行力，而且有强大的自主研发能力，这在信息科技、生命健康、工业制造等领域无一例外。即使在不那么强调高科技的消费领域，仍然有机会利用技术手段提升服务能力。他说，中国企业研发投入占营业额比重在不断提升，令人欣喜。
强生公司全球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戈尔斯基认为， 企业具备创新能力需要做到三点： 首先，创新依赖于有热情的人才， 比如强生全球的研发团队有5000人之多；其次，坚持长期投资，研发成果未必能及时商业化，但数据将用于下一代创新；第三，从公司组织层面鼓励创新，高校里的学术中心是活跃的创新中心，大企业要与外部资源进行整合。他说，强生所在的生物科技领域有很多具有创新能力的初创企业，在竞争环境中，与其被别人颠覆，不如自我颠覆。
英杰华公司首席执行官麦智信称，很多成立时间较长的公司必须要将传统业务剥离才能创新。他说，英杰华公司作为一家有300多年历史的保险企业，创新依赖于过去的数据，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给保险行业带来巨大转变。
安利公司总裁德·狄维士表示， 作为一家人力密集型的直销公司， 二十年来，他们的销售员没有被技术取代，技术作为工具，能够让销售员更好地服务消费者，公司也保持每年5%的复合增长，新技术拉近了销售员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也让公司更了解客户。
创新应注重普惠效益
科技进步和金融体系的发展将重塑未来全球经济社会体系，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够均等受益”，贝莱德集团首席执行官劳伦斯·芬克说。例如，随着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司机这一职业在未来可能被取代。如今很多人所从事的工作，可能会在未来5-10年面目全非。他认为，在这种变革中受益的往往是已经具备良好经济基础的人，因此，必须建立起更加包容的金融和社会体系，使更多人受益。
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也表示，技术进步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但全球范围内仍有大量人群被排除在经济增长进程之外，没有机会为经济发展做贡献或者从中受益。因此，技术在创造出更多发展机会的同时，也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他强调，技术本身无所谓善恶，也没有个性，而是由技术的创造者来决定“技术能否体现出人性”。他说，几十年来，技术一直在替代工作机会，我们可以去预测哪些工作可能会被替代；而社会应该投入大量的资源和精力去培训这些人；人们也要学会终身学习。
高瓴资本集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张磊说，在科技创新1.0阶段， 技术是颠覆者，目前已进入2.0阶段，前沿科技作为赋能者，助力企业发展。张磊提出，企业家需要思考如何用创新改造企业文化，企业如何拥抱创新，如何让人才发挥作用，创新如何帮助社会进步，如何让边缘化人群享受创新成果。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创新在普惠效益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会生介绍，作为央企，国投首创了基金扶贫的模式，运用扶贫基金引导社会资本对贫困地区特色产业、潜在产业投入，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实现精准扶贫。他说，国投先后发起设立了两支扶贫基金，总规模超过150亿元，目前为止投入70多个项目，累计带动14万贫困人口就业。
创新应规避“副作用”
在本次论坛期间，百度集团董事长李彦宏谈到了数据保护和用户隐私的问题， 他说：“在过去的几年当中，中国越来越认识到这个问题，而且也一直在加强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建设。”不过，他也表示， 中国人相对开放，对隐私问题没有（外国人）那么敏感。“如果用隐私来交换便捷性或者是效率的话， 很多情况下，他们（中国人）是愿意这么做的”。李彦宏的这一言论在线上线下引发热议，正表明了公众对于数据安全问题的关注，这也是科技发展带来的“副作用”之一。
“有时候，技术进步会为企业带来风险”，美国UL公司总裁、首席执行官伟廉仕举例说，他所在的企业最初是一家中小型公司，随着企业壮大，遭受的黑客攻击越来越频繁，而黑客窃取信息比传统的实物盗窃更难被发现。他认为，这要求经济活动中采取更多措施保护信息，数据传输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如何解决，跨境信息流动应当在什么规则下进行，这些随着科技创新带来的“副作用”问题都需要思考并解决。
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迈克尔·斯宾塞认为，中国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成效显著，尤其在数字经济领域， 包括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应用、机器人技术等方面，中国已经跻身世界前列。但近期包括华为、中兴在美国遭受审查的案例表明，中国亟需参与国际合作来共同应对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技术监管。他说，在通常的贸易投资领域，世界各国已经通过谈判等方式形成了相应的合作条款，但在数字经济领域，目前还没有任何相关条款能够对包括政府在内的相关各方形成约束。中国在保持贸易和投资开放的同时，需要审慎考虑通过国际合作和国内规制对数字技术进行更好的监管。“因为数字技术实际上已经可以成为武器。”他说。
IBM董事长、CEO罗睿兰对创新环境下的必要监管也发表了见解。她认为，技术的时代必须有良好的管理才能够给世界带来福利。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数据如何使用，数据是否安全。数据安全不仅仅是企业的责任，国家也有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
李萌认为，不能因为科学技术发展会出现某些“副作用”就阻碍研发进程，因为没有科学技术的发展比其所带来的“副作用”更危险。而消除或减少“副作用”，政府和大企业要发挥更多作用，尤其是政府要起到兜底的作用。
创新未来着力何处
李萌说，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将着眼于新的市场需求来加大科技创新的力度。一是建设数字化、智能化的商业基础设施。二是发展引领产业变革的颠覆性技术，对可能引起归零效应的颠覆性技术进行前沿性的布局研发，比如量子信息、人工智能、无人驾驶、基因组、干细胞、合成生物学、材料领域的石墨烯、纳米技术等。三是发展支撑商业模式的现代服务技术，包括拓展数字消费、电子商务、现代物流、互联网金融等技术，利用这些技术来促进驱动经济形态向高级化发展。
他还表示，未来将加强对政府公开数据的开放，在确保安全可控前提下，促进数字资源在商业领域的应用。同时还将推进劳动力的精准培训、创新监管方式、完善政策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适应新技术和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的需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认为，中国既往大多数的创新路径，是利用后发优势不断追赶前沿，即从产品的生产需求出发去寻找技术。而另一种创新路径是从科学原理出发，研发可落地技术， 进而将新产品推向市场，他认为这种类型的创新在中国已经开始。“比如博士生毕业课题发现了新的原理，可以将其做成有应用前景的商品，并申请专利”，周其仁说， 在这种模式下，经济发展不再依赖大量资金投入，而是技术投入。他进而表示，在这种创新路径下， 要求国家做出相应改革。比如，技术研发力量目前主要集中在国有单位，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间，这些机构受到的触动较少，作为技术创新的载体，这些机构的体制需要更大改变。他还强调，很多科学原理的发现最初都是一个想法，而新的想法在社会禁忌少的环境下才更容易出现，社会也应当有创新机制， 让市场与技术更好地连接起来。
诺华公司首席执行官万思瀚认为，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在创新过程中与政府建立联系十分重要，因此需要进一步探寻如何更好地实现政企合作。他举例称，在美国，有很多新药的早期研究是由国家层面的研究机构来做的，这些初期研究的成果为企业所用，才能最终转变成市场上销售的药品，当然企业会交纳许可费。在这样的前提下，药品的临床应用才成为可能。万思翰还强调了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他说，企业的责任是要保证更多的技术和产品令公众获益。
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挑战
作为科技创新的重大突破及前景可期的产业方向，人工智能在本次论坛上受到高度关注。主办方为此设置了“人工智能时代的产业转型”和“人工智能时代的美好生活”两场专题讨论，还安排了一场题为“机器会取代人类吗？”的深度对话会，对人工智能议题进行全面讨论。
布莱尔资本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吉姆·布莱尔认为，今后5-10 年内，人工智能将成为最重要的技术，这对风投行业而言是激动人心的。中美是人工智能发展最领先的两个国家，未来十年，90%的技术突破及股东价值回报都将来自中国和美国硅谷。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烈宏表示，人工智能时代已经来临并改变了全球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模式。他说，人工智能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有四个，一是关于机器代替人的讨论；二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隐私怎样得到良好保护；三是网络安全问题；四是人工智能的基础到底是什么。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埃里克·布林约尔松表示，过去多年，所有技术变革都会消灭同时也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因此，这是结构性调整的议题，可以让机器来做合适的工作。人工智能和互联网行业的发展速度太快，法律、文化并没有跟上，带来了经济冲击，不同人适应能力不同， 因此带来了就业不平等的问题。
2010年诺奖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认为，人工智能作为新技术，带来的影响很大，但不会超过以往的技术革命。他表示，每个新技术都有自身特点，必须了解新技术的出现会带来怎样的过渡，以便作出更快更有效的调整，保证没有人落在后面。政府需要对此提供支持和帮助，鼓励大家终身学习，同时要对公共部门提供各种各样的支持，在卫生方面加大投入。
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董事长汉斯–保罗·博克纳认为，人工智能不是魔法和灵丹妙药，只是向数字化迈出的又一步。人类应该怎样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现在需要做的是，努力在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中寻找到可以使用人工智能的机会，当然目前人类还不能够完全控制人工智能，需要在不断试错中前进。
DST 投资创始人尤里·米尔纳表示，人类在人工智能的道路上并没有走得太远，应该进一步发挥人工智能的潜力，让它对经济增长有更多贡献。以前世界经济增长主要由就业和生产率的提高来带动，今后，在预期寿命增加、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要想保持世界经济有以往的增长率，就必须找到合适的方式，让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发挥更大作用。
携程集团执行董事局主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表示，如果以未来50%的工作会被人工智能取代、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计算，每年3%-4%的劳动力被取代不会对就业市场带来很大冲击。他认为人工智能对服务岗位的替代在未来十年能看到比较大的变化，但目前影响不大。在他看来，人工智能带来的不仅是就业数量的问题， 也有就业平等的问题，高技术、服务型工作将更受欢迎。但他认为就业平等不是新问题，各种社会制度都会有自己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