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峰
特朗普执政一年来，经过短暂的百日计划接触，中美经济政治摩擦交替出现，愈演愈烈，不断升级，呈现长期化趋势，中美关系可能进入一个复杂的战略僵持和博弈阶段，然后在妥协中趋向某种形式的战略平衡。一定要把握好中美经济政治摩擦的根源，拿捏好中美经贸摩擦的度和量，不惹事不怕事但不主动对抗，在积极维护全球经济秩序和规则背景下，采取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方式，也要注意引导理性思维，避免民粹主义干扰，同时保持战略定力，以战促谈，在竞争合作中探索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尽量避免走向全面对抗。
中美经贸摩擦根源是两国由互补合作转向竞争合作
十八大以来的五年，中国经济又快速上了一个新台阶，美国经济也在逐步回归常态，中美经济关系由金融危机前的互补合作逐步转向竞争合作，美国社会的危机感、忧患意识和竞争压力进一步增强，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将不可避免，在一定时期内可能成为常态。
首先，美国日益将中国作为竞争对手，而不是合作伙伴。奥巴马时期， 中美经济关系总体上还是互补合作，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太平洋容得下两个大国一度成为高层共识，并建立了定期对话和沟通机制。一方面，美国借助中国共同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及后续影响；另一方面，通过亚太再平衡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来间接对中国加以牵制。特朗普上台后，采取了非传统而更重实效的双边直接接触策略， 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收缩，战略上暂时搁置多边机制，在战术上对其传统盟友既打又拉，煽动国内民粹情绪，唤醒国内危机意识， 直接将中国作为竞争对手，频繁出台单边措施通过贸易保护、投资限制甚至台湾问题向中国示威和施压。
其次，美国挑起的经济摩擦超越了传统范畴，在美国国内也有相当的民意基础，并未出现一边倒的反对声音。特朗普以美国优先、保护就业、贸易逆差、国家安全和知识产权等为借口，频频挥舞保护主义大棒，从传统的贸易保护扩大到有针对性的投资限制，目标直指中国最有创新潜力的科技创新型企业，已在英国等同盟中出现一定的引导和示范效应，成为威胁国际贸易秩序和全球经济稳定的破坏力量。应该看到，特朗普主动挑起经济摩擦，既有选举政治的考虑，也有相当的民意支持。特朗普金融政策、能源和气候变化政策以及保护主义政策逐步落地在很大程度上夯实了其政治基本盘，美国有线新闻网3月份民调显示，由于受访者对特朗普经济政策的支持，特朗普民调支持率上升到42%，为11个月来最高。
其三，特朗普政府与台湾当局眉来眼去，在涉台问题上频频出手，屡屡触碰中方底线，试图在政治上牵制我国，力度前所未有。特朗普上台后利用台湾民进党执政的机会，与台湾蔡英文当局眉来眼去，通过世界卫生组织、国防授权方案，特别是与台湾交往法案等不断制造事端，频频触动中方底线。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与台湾交往法案在美国参众两院高票通过，特朗普主动签署法案，具有相当的战术示强和威胁意味，为中美建交后所罕见，也为特朗普政府今后利用台湾问题牵制我国埋下了伏笔，对比应早做应对准备。
最后，中美经贸摩擦升温是中美关系进入战略僵持阶段的一个重要信号，不应孤立和静态地看待，必须从全局和长远角度综合谋划。中美经贸摩擦反映了两国长期以来的信任赤字，近年来中国综合国力、人力资本素质、科技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快速提升增加了美国社会的焦虑和危机意识，中国故事、中国道路、中国方案、特别是中国制度使得美国政治家和社会精英感到了实实在在的危机和压力。中国崛起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对美国而言越来越充满了不确定性，美国需要时间来适应中国的崛起，中国也需要重新审视和美国的关系。如何妥善处理中美关系，避免中美关系由竞争合作转向全面对抗成为双方都需要认真思考的一项棘手课题。
准确把握中美经贸摩擦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中美经济摩擦与1980年代的日美、德美经济摩擦表面上看有一定的相似性，但由于所处经济政治和历史背景的巨大差异，中美关系对抗风险上升，影响范围深远，管控难度极大。
首先，中美经济摩擦与1980年代日美、德美经济摩擦相比既有一定的相似性，又有较大差异性。相似性的一面在于，美国当时也已走出两次石油危机，进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技术竞争周期，在全球跨国投资还不很活跃的情况下，对日德存在巨大贸易逆差，美国制造业面临日、德制造企业和产品的全面竞争。差异性的一面在于，中国将改革开放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搭上了1980年后全球化的快车，已经实现了国际收支再平衡，人民币也已基本国际化，中国市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对外开放，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对美贸易逆差。必须看到，中国人均GDP和基础创新能力与美国相比还有代际差距。中美经济摩擦相对于我国当前发展阶段，与日德当时情况比大概提前了20年左右 。
其次，中国和平崛起被特朗普代表的美国保守人士当成是美国面临的最大政治和安全挑战，这和当时日本和德国所面临的政治安全环境截然不同。1980年代，美苏冷战还在进行，美国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日、德是美国的重要战略盟友。日、德虽然在经济上成为巨人，对美国经济造成了冲击，但在政治和安全方面还依赖于美国。日、德在面临美国经济摩擦时，更多地是妥协和让步，因此才有广场协议、自愿出口限制以及日德对美后来的直接投资，美国对日德创新型企业的投资审查也从来没有这么严苛。中国今天被美国作为经济和政治上最大的竞争对手，在政治和安全方面独立自主，美国担心中国政治制度和对外政策对其构成战略威胁。实践中，中国在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时的勇气、态度和行动，与日、德当年的妥协和退让也有明显不同。
第三，美国更担心中国和平崛起会在长期威胁到美国的全球霸权，在未来取而代之，中美关系被部分美国保守团体认为是世纪挑战。日本、德国虽然也是人口和经济大国，但已经发展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国土面积、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与美国均存在较大差距， 政治影响也受战后形成的世界秩序制约。美国与日本和德国虽然也有局部矛盾，但美国更多地把日本和德国作为维护全球霸权的补充力量，并不担心二者取而代之，更乐意让日德搭便车。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以上，国土面积与美国相当， 经济总量在10年内就可能超过美国，未来发展潜力更大。中国的制度特点、人口规模、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创新潜力被美国认为对其全球霸权和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长期威胁，而且这种焦虑随中国的快速发展日益增强。美国不希望中国在中美合作中过多地受益，更不愿意让中国通过搭便车的方式对其形成追赶。这样，美国在主动挑起贸易摩擦的同时，还在不断通过台湾问题、南海问题来制造麻烦，并利用其欧洲和亚太盟友围堵中国。
最后，中美经贸摩擦也越来越多地受到舆情和民意的左右，民粹主义将会放大风险的复杂性和管控难度。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 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终端的普及使得每个社会个体都可自由发表自己的主张，影响社会舆论，理性的声音常常会被感性的宣泄所吞噬，民粹主义极易抬头和泛滥，特朗普胜选或多或少地受益于美国国内民粹主义的支持，也在一定层度上让我们低估了特朗普背后的政治力量和述求。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和在全球影响力上升，国内民粹主义也越来越难以控制。民粹主义不仅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压双方妥协的空间，同时也有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团体所利用，干扰决策， 影响定力，造成误判，将中美经摩擦引向全面对抗。
冷静认识中美实力的巨大差距，自觉保持战略定力
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虽然稳居全球第二，成为制造业、货物贸易和知识产权大国，但中国在核心竞争力方面仍与美国有至少20年的差距，中国仍将需要长期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中美走向全面对抗会严重损害中国改革开放大局，对中国伤害最大。
第一，中国经济总量虽已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但人均GDP 不到美国的六分之一，2035年中国人均GDP才有可能达到美国的二分之一。中国虽然是全球制造业和货物贸易大国，但中国制造业和货物贸易人均水平与美国相比仍有巨大差距。美国虽然是货物贸易最大的逆差国，但这主要是由美元主导的全球金融货币体系决定的。在体现全球贸易核心竞争力的服务贸易方面，美国则是最大的顺差国；美国的服务贸易出口是英国和德国的两倍，法国和中国的三倍。
第二，中国对全球人才和技术的吸引与美国相比差距更大，美国一直是全球最重要的技术输出中心。全球顶尖的高校、研究机构、创新型企业大都集聚于美国，成为吸引世界各地高端人才的源泉。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16年美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服务贸易出口收入超过1220亿美元，是整个欧盟28国的1.1倍，日本的3倍，中国的100倍。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数据，近年来中国迅速成为全球申请专利、商标和工业设计数量最多的国家，华为和中兴也成为向国际专利合作协定（PCT） 申请专利数量最多的跨国公司。但是，2017年在由WIPO参与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美国位于第4位， 中国排名第22位。
第三，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仍在进行攻坚，在营商环境方面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仍有巨大差距。市场化的改革开放激发了中国经济的活力，使中国成为全球最佳的跨国投资目的地之一。但是，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仍未完全到位，根据世界银行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美国的营商环境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6位，中国排名仅为第78位。根据OECD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中国在22个服务行业中，快递、电影和广播3个行业限制水平最高，中国在金融、保险、法律等服务业领域的限制水平也高于南非和俄罗斯，服务业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任重道远。
第四，中国的跨国公司数量在全球仅次于美国，但中国跨国公司的盈利和创新能力也与美国有巨大差距，华为、阿里巴巴、中兴等中国科技创新企业成为美国打击的对象。在2017年财富全球500强企业榜单中，中国大陆有109家企业上榜，数量连续多年紧随美国。但是，在最赚钱的50家企业中，美国企业占据一半，苹果、谷歌、微软、思科、强生、通用、甲骨文等创新型企业纷纷上榜；中国上榜企业11家，全部为金融、电信、电网等垄断性国企。在2017年全球最有创新力的50家企业中，20家为美国企业，中国大陆仅有华为1家上榜， 排名第20位。
最后，特朗普政府在将中国作为竞争对手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夸大中国实力、影响和威胁，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塑造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既给美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提供竞争压力，增强国民危机和忧患意识，也在试图拉拢其盟友孤立中国。最近，美国对中兴、华为和阿里巴巴在贸易、投资和经营方面的打压就是明显的例证。同时， 我国国内也有越来越多不太理性的声音，在舆论的喧嚣下，过分强调中国在高铁、航空航天、量子通信、智能制造、信息领域、基础设施、共享经济甚至科技创新方面的成就，迫切希望成为世界的一极。不切实际的期待，会大大侵蚀决策的战略定力，过早过多地承担国际义务，过快过大地损耗国力，最终必然影响到国家的长期安全稳定和发展后劲，危害极大。
几点思考
中美经贸摩擦是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一场持久战略博弈， 要在战略博弈中积极寻求新的平衡点，在斗争和妥协中构建一种非对抗性的竞争合作模式，避免零和游戏。应该看到，中美战略博弈，我们也有自己的优势，以战促谈、以战止战是最为有效的应对策略。
第一，对特朗普挑起的经贸摩擦要针锋相对，有理有利有节。首先，要把道理讲足讲透，旗帜鲜明地表明中国不愿意挑起经贸摩擦， 但中国也不回避不退让。其次，要尽可能利用现有规则，通过WTO、G20、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机制、达沃斯论坛、博鳌论坛等机制，强调中国的全球化主张，尽可能建立统一战线。最后，对于美国挑起的经济和政治摩擦，都要做好做细相应的预案积极反制，主要目标是影响美国的消费者和利益集团，把美国拉回到谈判桌前。
第二，要在斗争和妥协中寻求中美关系的战略平衡点，避免走向全面对抗。要理性认识中美贸易摩擦的性质，美国贸易赤字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结果，美国的竞争优势决定了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美国及其跨国公司一直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那种认为中国是全球化最大受益者的论调缺乏事实根据，更多是一种想当然的幻觉。因此，特朗普虽然主动挑起贸易摩擦，但并不愿意走向全面对抗， 摩擦只是谈判的一种策略和筹码。应该认识到，特朗普挑起经济和政治摩擦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旧的平衡已经打破，中美关系需要新的战略平衡。
第三，要将改革开放作为管控中美贸易摩擦的定盘星。市场化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的活力所在， 也是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动力。事实上，美国的利益诉求几乎都可以通过改革开放来解决，我们也常说通过开放倒逼改革。从某种意义上，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巨大意味着中国有更多的谈判筹码，改革开放也就成为管控中美贸易摩擦的定盘星， 主动性在我们一边，但是改革开放也不应为中美贸易摩擦所绑架。因此，只要把握好改革开放的节奏， 就能有效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同时更好地服务国内经济建设。
第四，要将美国对中国科技型创新企业的打压转化为建立内部创新体系的压力和动力，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国内创新环境。美国对华为、中兴和阿里巴巴等中国科技创新企业的打压，体现了中国创新型企业的潜力，也暴露了国内在核心技术和基础科技创新领域的短板，拉响了警钟，不全是坏事。中国发展阶段不同，对美国及其他国家高科技企业关闭大门，不是最佳选择，反而会破坏国内相对开放的创新环境，正中对手下怀，适得其反，给市场传达错误信息。
第五，要注意引导理性思维， 有效管控民粹化宣泄。在中美经贸摩擦的前期以及博弈谈判妥协过程中，一定程度的舆论和民意宣泄， 既是一种策略也是一份筹码，用得好会给对手带来压力。但是，在新媒体和自媒体时代，情绪化和民粹化宣泄有时又不好管控，往往会淹没理性的声音，干扰决策，造成误判。因此，一定要注意引导理性思维，不要让民粹化的宣泄走入极端，左右中美关系，影响改革开放的大局。
最后，要在对话和协商中探索建立竞争合作的中美关系。美国和大多数发达经济体是一种竞争合作关系，中美关系的未来也应是一种竞争合作关系，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充分对话、沟通、协商和互信基础之上的。近年来，由于美国对中国和平崛起的不适应，再加上中美之间文化、制度的差异性，美国对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中国故事，特别是中国制度的疑虑加深，使得两国的战略互信出现了较大赤字，因此才有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和特朗普挑起的经贸摩擦。
作者单位：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