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
霍建国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商务部研究院原院长
白 明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
王海峰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贸易和投资研究室主任
陈凤英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屠新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
本刊记者 张 倪
近来，特朗普政府一再对华实施所谓的贸易调查，中美经贸冲突不断升级，经贸纷争加剧，贸易战一触即发，引发全球高度关注，并已影响到中美两国甚至世界经济持续发展。
4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宣示了新时代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坚定决心与重大举措，赢得各界广泛赞誉。习近平指出，我国在扩大开放方面将会采取四项措施，包括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等。
对此，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中国加快改革开放，建设更加高效、透明、开放的经济体制，是应对一切外来干扰的最好对策。中国选择在此时间节点，镇定且坚定地推出进一步扩大开放的举措，可以说是对美国最大的压力和最好的回应。
专家建议，中国要将改革开放作为管控中美经济摩擦的定盘星， 同时，必须冷静地认识到，中美实力仍存在巨大差距。此外，应注意引导理性思维，有效管控民粹化宣泄。在对话和协商中，探索建立竞争合作的中美关系。
贸易摩擦升级背后—— 透视美国两大“焦虑”
从抛出500亿美元加税产品建议清单，到声称考虑再对中国1000 亿美元出口商品加征关税。近两个月来，闹得沸沸扬扬的中美贸易摩擦，经历了几轮“你来我往”的较量，似乎仍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
而在美方主动挑起贸易争端的背后，“焦虑”心理愈发凸显。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表示，过去美国强调贸易自由化，是因为当时其竞争优势较为明显，提倡贸易自由化可以给美国带来更大的利润空间，符合自身国家利益。如今，国际产业格局分工发生明显变化，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优势正在不断衰减，越来越多国家经济发展与美国接近。
白明认为，美国的焦虑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是为了获得民众支持。一到选举的节骨眼上，就拿贸易不平衡说事。美国没有看到导致自身失业问题的真正因素，其实主要是过度消费、科技水平提高代替一部分人力造成的。美国将这部分原因完全归咎于中国显然是不合理、不公平的。
另一方面是针对“中国制造2025”等，美国担心中国将在高端制造业上进入美国的领地。高端制造业是美国的主导力量，虽然美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份额不断缩减， 但其高端制造业依然具有核心竞争力，并帮助美国在过去数十年间从全球赚取超额利润，这些产业美国绝不希望他人插足。
近日，美国又将矛头指向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4 月 16 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对中兴通讯出口权限禁令。美国商务部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宣布，因中国电信设备商中兴通讯未履行和解协定中的部分协议，美国商务部将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兴通讯销售元器件， 期限长达 7 年。
“美国此举已明确反映出其试图封杀中国高端制造业在国际市场发展空间的意图。” 白明指出， 事实上，美国对华为、中兴的封杀早在几年前便有。2012年，美国众议院安全委员会出台了一份报告并提交给时任总统奥巴马，明确限制华为、中兴在美国的业务。这些年，我们看到，尽管在美国市场受限，但华为、中兴并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其在全球的众多市场上攻城拔寨，如今已取得较大成就。
“如果说前几年的封杀是美国从我们的前端挡住了进入美国市场的入口，那么现在的封杀则是美国从我们背后，通过对元器件和零部件的断供，意图拖住中国产业的发展空间。” 在白明看来，“这一系列动作都表明，美国是在小题大做、借题发挥。”
4月20日，中兴通讯官网发布声明称，“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无视中兴通讯过去两年在遵循出口管制合规方面的艰苦努力、巨大投入和长足进步；无视上述两份函件中的问题是公司自查发现，及时主动通报；无视公司第一时间处理了对此可能有疏忽的责任人，并快速纠正问题，并聘请权威美国律所独立调查。在相关调查尚未结束之前，BIS执意对公司施以最严厉的制裁，对中兴通讯极不公平，我们不能接受！”
中美贸易战将影响世界经济格局
进入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一直在逐渐升级。美国特朗普政府在贸易政策上采取的多个行动，包括对光伏和洗衣机的“201 调查” 、对钢铝产品的“232调查”、对中国500亿美元的“301调查”等等，都表现出极强的贸易保护主义趋势。这三项措施也都对中国产生了一定影响。
“如果说‘201调查’和‘232 调查’并不以中国为主要对象的话，那么‘301调查’及随后的加征关税措施则是专门针对中国的， 而且无论从性质还是规模来看，也都是最恶劣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指出，美国的这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尤其是对中国的“301调查”，已经严重损害了世界贸易秩序，破坏了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是赤裸裸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行径。中国的反击措施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阻止美国进一步的破坏性行动。
屠新泉认为，目前中美双方公布的232相关措施已经正式实施， 虽然涉及的双边贸易额较小，但已经严重影响了两国经贸关系的氛围。301相关措施尚未正式实施， 但已经给世界市场造成明显的动荡，包括中美两国的资本市场。“此次美国的‘301调查’以及中国的反制措施，是中美建交以来规模最大的贸易冲突，极大破坏了两国间经济对话和合作的氛围，很可能造成不断交错升级的态势，对中美经贸关系乃至整个中美关系造成致命性的伤害。”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凤英看来， 中美经贸关系中，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还没有到真正的“战”。就目前来看，由美国挑起的贸易争端对中美双边关系及世界经济产生的心理层面影响远大于现实层面。具体表现为近期美国股市的震荡、债券的不稳定、人民投资理念的变化等。“基于心理因素而产生的不确定性，会对世界经济和市场带来一定冲击。”陈凤英表示，贸易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依旧非常明显。因此，如果中美贸易摩擦问题得不到理性地控制，将实实在在地影响到2018年世界经济走势。
“鉴于中美两国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两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关键位置，中美贸易关系的恶化，势必将打乱整个全球价值链的顺畅运转，打断当前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复苏势头。”屠新泉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
值得注意的是， 4 月17日， 美国政府向WTO提交了一份名为《美国对来自中国的某些商品的关税措施》（下称《关税措施》）的文件。文件内容显示，2018年4月4 日，美国收到了中国政府关于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提起磋商的请求，美国愿意与中国进行磋商。
对此，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商务部研究院原院长霍建国表示，目前来看，这是美国打开了另一个磋商的窗口。通过WTO 争端机制来解决问题，更加符合国际规则。不过，由于“301调查” 依据的是美国国内法，属于单边主义。无论如何，美国都站不住脚。
至于美国此举能否缓解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霍建国认为，美国表达了愿意与中国进行磋商的态度，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就此服软， 而是希望通过多种途径在中美贸易谈判中获得更多筹码。但美国愿意与中国在WTO框架下进行磋商， 至少说明美国已经意识到中国的态度和立场不会改变，美国在贸易战中也不会获得什么好处。
白明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他表示，“美国不放弃单边主义，仅仅是符合程序是不行的，甚至还有拉世贸组织为其背书的嫌疑。美国的基本立场没什么变化，想要谈的仍然是依据其国内法实施的单边措施下的议题，只是向WTO借了一间会客室而已。”
记者注意到，在美国向WTO 提交的这份文件中，多次提及中国政府于4月4日公布的拟对美国5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的清单不符合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美方在《关税措施》中表示，“中方在4月4日所提出的问题不能被DSU （《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认定，因为美方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中国政府在4 月4日公布的清单中，将对自美国进口的大豆和其他农产品加征25% 的关税，对汽车、飞机、农产品、化工产品等合计50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在接下来的磋商中，美方非常期待听到中方额外加征关税的理由。”
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流程来看，霍建国认为，按照正常的流程，贸易争端双方需要先通过协商来解决问题。如果解决不了，需要向WTO进行备案，然后WTO介入调查，并进行裁决。胜诉一方可在WTO框架下对败诉方采取贸易制裁措施。
“需要强调的是，美方在一开始就抛出500亿美元的拟加征关税清单，越过WTO直接进入到制裁阶段。按照WTO争端解决相关条例，当一方未按照规则对另一方采取贸易制裁时，受到侵害的一方可以采取报复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从这个角度来看，中方是依据WTO相关条例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霍建国如是说。
冲突根源： 特朗普的“重商主义”与“鹰派”大员的战略误导
谈及中美贸易争端的问题根源，霍建国认为，来自于美国对中美长期以来贸易不平衡所怀有的强烈不满情绪。
一方面，特朗普的“重商主义” 理念决定了他对形势的误判。他一味认定对华贸易逆差是不好的，并认定中美贸易不平衡是由于中国采取了不公平的竞争方式所导致。
另一方面，特朗普身边的一些“鹰派”政客大员，比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负责人莱特希泽、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等，在政策操作和演变过程中，有对特朗普进行操纵和绑架的嫌疑。
“这些怀有极强冷战思维的大员们，从战略层面将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对特朗普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误导。” 霍建国分析称，特朗普身边这些大员们的年龄多在70岁左右，倒退至三四十年前，在他们最有能力获取知识的年龄段，正值美国冷战思维凝重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些政客们在当时所形成的理论基础及政治主张，是有可能会影响其一生的政治道路的。”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苏晓晖的观点更加一针见血。她于近日参加央视新闻频道《新闻30分》时评论指出，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暴露了美国某些政客大员钻营个人资本利益的企图（以莱特希泽和纳瓦罗为代表），其罔顾美国经济复苏将受到的影响，不愿看到中美两国百姓互惠互利之局面。
苏晓晖指出，莱特希泽是挑起对华贸易战的始作俑者之一。曾在里根政府时期任职的莱特希泽，在当时就擅打贸易战。通过挑起贸易摩擦的方式，损害其他国家利益。当前我们清楚地看到，美国正在试图复制过去压榨日本的成功经验（上世纪80年代初，在美国与日本签订的广场协议中，日本做出了明显让步。协议签订后，由于日元大幅升值， 国内泡沫急剧扩大，最终因房地产泡沫的破灭造成了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进而损害中国经贸利益。
而作为特朗普一直以来非常倚重的经济顾问，纳瓦罗在当前一系列经贸政策中也体现出了强烈的经济民族主义倾向。在如今中美间以及美国对外贸易的整体态势中，有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单边主义色彩，这与纳瓦罗的思想和建议是分不开的。
此外，屠新泉表示，特朗普的个性与偏好，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本届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其自大、多变的个性及错误的贸易观，造成了他在对外贸易政策上乐于采取压迫性的策略， 试图依靠美国的市场力量来迫使其他国家接受其单方面提出的要求，并以此来缩小美国的对外贸易逆差。“特朗普对其他国家的情况了解甚少，尤其是严重低估了中国政府的坚决态度和坚定信心， 误以为中国会屈服于其讹诈，进而低估了中国的反制措施对其政府造成的经济和政治代价。”
各方迹象表明，至少在短期内，中美贸易摩擦还会有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有传闻指出，美国政府或将较快公布对价值1000亿美元进口的中国商品细化征税清单。霍建国预测，“一旦美国公布对1 0 0 0 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具体征税目录，中方一定会有所反应。那便会形成中美贸易摩擦的第三轮交锋。而且不排除美国后续会抛出关于中国对美投资的更多限制措施。”
应对： 中国要将改革开放作为定盘星， 自觉保持战略定力
谈及中美贸易争端未来的走向，专家普遍认为，谈判无疑是解决问题的最可取思路，也是中国目前正在努力的方向。解决中美贸易摩擦的关键，将取决于美方的态度。从长远来看，今后一个时期的中美关系势必需要经历一个逐步修复的过程。
“需要提醒美国的是，谈判应该怀有诚意，不能讹诈，更不能漫天要价，美方不要刻意抬高谈判筹码。对此，中国也有中国的底气。” 霍建国指出，中国已是世界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不同于当年的日本。“我们非常清楚广场协议那段历史，中国绝对不会重蹈当年日本的覆辙。”
霍建国认为，从实质上看， 当今的中美贸易争端，所反映出的并不完全是中美间对于贸易不平衡的争议，也不仅仅是对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理念不同，而是对于全球贸易体制规则权威性的态度问题。
“美方需认识到，要想最终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必须要经历一段较长时间的过渡期。希望美国不要以短期痛快而影响长期发展。中美双方都应认识到，一定要通过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相向而行，才能消除平衡制约中美贸易发展的障碍。”霍建国分析，美方的压力其实来自于底层，包括农产品生产地所在州和大型跨国企业。今后如果进入到实质征税阶段，相信这些企业一定会有强烈反响，并会通过政治渠道对美国政府形成新的压力。而中国会通过充分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优势和优秀的执行能力来克服困难。“最终，中美贸易摩擦问题比拼的将是耐力和承受损失的能力。谁更有耐力，谁将会最终胜出。”
在此背景下， 4 月10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宣示了新时代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坚定决心与重大举措。
“进一步扩大开放，是中国的选择，也是世界的期待。尤其是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受到广泛关注的情况下，更加充分展现出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白明表示。
陈凤英认为，中国加快改革开放，建设更加高效、透明、开放的经济体制，是应对一切外来干扰的最好对策。“中国选择在此时间节点，镇定且坚定地推出进一步扩大开放的举措，是对美国最大的压力和最好的回应。”
屠新泉表示，当前的美国社会没有做好与中国开展一场全面贸易战的准备，中国扩大开放可以最有效地瓦解美国内部针对中国的敌意和疑虑，即一方面通过扩大对外开放，释放更大的善意和利益，争取美国企业界以及其他各界的理解和支持； 另一方面，也可让那些美国对华有敌意的人丢掉中国会自乱阵脚或者屈膝投降的幻想，最终接受中国和平发展的事实，并心甘情愿地与中国探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实现中美两国的互利共赢。
然而，有美媒指出，中国此次主动扩大开放的措施，是在美国对华贸易战的压力下被迫而为之。对此，陈凤英强调，“中国主动扩大开放的措施不是特朗普施压带来的结果。中国不会在外人的指挥棒下被动开放，而是要根据自身国情，合理选择开放进度和开放模式。”
陈凤英分析认为，恰恰是由于此次中国扩大开放举措中的多项内容与中美贸易争端关注点有所重合， 才会让人由此联想。“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不会在美国的压迫下去承诺更多的开放举措。而对于中国自己设定的改革开放进程，我们也不会产生任何动摇。因此，我们不要也不应该将中国扩大开放举措与中美贸易摩擦进行对号。”
4 月12日，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此给出了明确回应。高峰表示，中国扩大开放的举措是在准确判断中国现阶段发展水平的基础上， 为引领新时代中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与中美经贸摩擦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中国主动开放，让世界各国都能搭乘中国发展快车，希望美方有些人不要误判形势。
“毫无疑问，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的既定国策，坚持改革开放是因为这对中国本身是有利的。与此同时，我们更应将眼光更多地放在自身、放在内因上。中国的发展最终取决于自己的选择， 而非外部环境或压力。今后， 无论中美贸易摩擦如何发展， 我们都不应被外部的一时风吹草动而动摇我们的既定方针。”屠新泉强调说。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贸易和投资研究室主任王海峰进一步提出，今后中国在应对中美贸易摩擦问题时需充分把握四点原则：
首先，中国必须冷静地认识到，中美实力仍存在巨大差距。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虽然稳居全球第二，成为制造业、货物贸易和知识产权大国，但中国在核心竞争力方面仍与美国有至少20年的差距。
其次，要将改革开放作为管控中美经济摩擦的定盘星。市场化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的活力所在，也是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动力。事实上，美国的利益诉求几乎都可以通过改革开放来解决，我们也常说通过开放倒逼改革。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巨大意味着中国有更多的谈判筹码， 改革开放也就成为管控中美经贸摩擦的定盘星， 主动性在我们一边， 但是改革开放也不应为中美经贸摩擦所绑架。因此， 只要把握好改革开放的节奏， 就能有效应对中美经贸摩擦， 同时更好服务国内经济建设。
第三，要注意引导理性思维， 有效管控民粹化宣泄。如今，我国国内也有越来越多不太理性的声音，在舆论的喧嚣下，过分强调中国在高铁、航空航天、量子通信、智能制造、信息领域、基础设施、共享经济甚至科技创新方面的成就， 迫切希望成为世界的一极； 不切实际的期待， 会大大侵蚀决策的战略定力，过早过多地承担国际义务，过快过大地损耗国力，最终必然影响到国家的长期安全稳定和发展后劲，危害极大。
“在中美经济摩擦的前期以及博弈谈判妥协过程中，一定程度的舆论和民意宣泄，既是一种策略也是一份筹码，用得好会给对手带来压力。但是，在新媒体和自媒体时代，情绪化和民粹化宣泄有时又不好管控，往往会淹没理性的声音，干扰决策，造成误判。因此，一定要注意引导理性思维，不要让民粹化的宣泄走向极端，左右中美关系，影响改革开放的大局。”王海峰说。
最后，要在对话和协商中探索建立竞争合作的中美关系。美国和大多数发达经济体是一种竞争合作关系，中美关系的未来也应是一种竞争合作关系，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充分对话、沟通、协商和互信基础之上的。近年来，由于美国对中国和平崛起的不适应，再加上中美之间文化、制度的差异性，美国对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中国故事，特别是中国制度的疑虑加深，使得两国的战略互信出现了较大赤字，因此才有了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和特朗普挑起的经济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