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海刚
决策层重提扩大内需，市场颇为关注，舆论反应不一。为此，有必要厘清认识，准确解读。
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时提出，“把加快调整结构与持续扩大内需结合起来”。人们注意到，这是时隔三年之后，高层首次直接述及扩大内需。上一次是2014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释放内需潜力”。
再往前追溯，自2011年到2015年，中央对于需求问题，先后有过“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积极释放有效需求”、“坚持扩大内需战略”、“释放内需潜力”、“注重扩大消费需求”等多种提法。而自2015年开始，一直使用“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的表述。
如今，“持续”取代了“适度”，“总需求”换成了“内需”，是否意味着宏观政策的重大变化乃至转向？
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前一周，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今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数据。数据显示，我国经济运行继续稳中向好，主要指标总体稳定、协调性较好。政治局会议给出的评价是“经济周期性态势好转”。但是，一季度外需下行的状况也相当“刺目”，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2017年大幅下滑，且再度转为负值。世界经济政治形势更加错综复杂，尤其是全球经济复苏阴晴不定、中美贸易争端不断升级等因素，使中国经济面临较大外部压力，并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完成全年目标任务需要付出艰苦努力”。因此，毋庸讳言，重提扩大内需有着短期应急的现实考量。
但同时也应看到，扩大内需更是一种立足长远、未雨绸缪的战略抉择，旨在寻求内外经济的再平衡，做大内部转圜空间，增强韧劲、提升质量。
一说到扩大内需，自然容易联想起1998年的“保八”，或者2008年的“四万亿计划”。然而，中央这次提出“持续扩大内需”的大背景，毕竟与二十年前应对亚洲金融风暴和十年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有了明显不同。最根本的区别就是，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服从并服务于高质量发展，理应成为新时代扩大内需的基本遵循和最终依归。这也说明了为何要在“扩大内需”前面加上“持续”二字——只有可持续的内需，才能支撑高质量发展；反过来，只有符合高质量要求的内需，才会是可持续的。
如此看来，此番扩大内需绝不是要重拾货币宽松、过度依赖“铁公基”等投资的大水漫灌式强刺激。那样的路子不仅效率低下，而且蕴藏风险。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基调或许会有微调，但总体取向不会改变；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重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会继续深入推进。试图在股市的基建板块上投机，以及认为楼市又将迎来疯涨的想法，都是对政策风向的误判。
就此次扩大内需的方向看，主要着力点将放在提振消费和民间投资，支持先进制造业以及各种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等。就扩大内需的方式看，包括通过推进个税、社保等改革，增加居民收入，缩小分配差距；通过市场监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营造良好消费环境；通过简政放权、减税降费，降低企业融资、用能和物流成本；通过法治建设和产权保护，增强各类市场主体的信心与恒心，等等。在这些方面，中央已有若干具体部署。总之，要按照中央政治局会议所强调的，“主动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对表，对得上的加紧推，对不上的及时改”。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妥善处理好三对重要关系：
一是扩大内需与调整结构的关系。“把加快调整结构与持续扩大内需结合起来”是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完整提法，也是明确要求。调整结构与扩大内需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扩内需不能脱离于调结构，而要重在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向好的结构性、深层次问题。
二是扩大内需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和地域大国，依靠内需为主发展经济是必然选择。但是绝不能因此将扩大内需与对外开放对立起来。过去四十年，正是由于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紧密联动，才有中国经济的奇迹式发展。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更加离不开全方位、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内外互促共进。
三是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改革的关系。近几年，中央领导人多次表示，要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协同发力促进结构性改革。习近平同志曾指出，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用好需求侧管理这个重要工具，可以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良好环境和条件。这也正是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时强调“持续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用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