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宋朝较以往更重视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在“重农”的同时也不“抑商”，这为发展乡村旅游提供了宽松环境。宋朝乡村旅游业的繁荣，又为经济发展和国家税收做出了贡献。
乡村建设
唐宋之际，中国人口总数实现了梯级式增长，由唐朝时的5000万左右迅速上升至宋朝的1亿上下， 人口骤然增长需要强大的供给支撑，在传统农业经济条件下，养活1亿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宋朝政府格外重视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
宋朝历任皇帝“每下诏书，必以劝农为先”，皇帝亲耕籍田，以示对农业的重视，朝廷设立了“劝农使”“劝农使副使”，赋予其促进农业生产的职责，经常刻印农书下发州县，“州县长官以‘劝农事’三字系之衔下，于事为重”。每年春天农事初兴之时，各级地方官员都要“出郊劝农”，携僚属到乡间地头，邀地方宗族长老宴饮， 地方官员们还要按要求作《劝农文》，劝谕百姓尽心务农。
农业要增产只有思想重视还不够，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科技等都要跟上。两宋君臣将农田水利建设视为“ 命系于天” 的工程，朝廷经常颁布这方面的诏令，在考核地方官员政绩时将此作为一项重要指标。宋神宗时期各地还设置了水利官，对在农田水利建设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官员给予奖励，从宋神宗熙宁三年（10 7 0 年） 到熙宁九年（1076年），全国就兴建了1万多处水利工程，使30多万顷田地受益。在朝廷和各级地方官员的共同努力下，宋朝成为中国古代农田水利建设的一个鼎盛时期，不仅促进了粮食增产，也改善了乡村面貌。
在农业科技推广应用方面， 宋朝也有较大发展。之前农业生产大量使用的是铁制农具，铸铁不够锋利，只能加宽加厚，很费人力和畜力， 宋时“ 炒钢”“灌钢”等冶炼技术不断成熟，铸铁农具逐渐被钢刃的熟铁农具代替， 加上其他先进的农业工具投入应用，掀起农业科技的革命。除农具外，耕作技术也不断改进，各类农业科技著作大量涌现，《中国农学书录》收录古代农书共542种， 其中宋朝就有108种。
农业发展带来了农村繁荣， 最突出的表现是乡村城镇化速度较以往明显加快。宋朝之前，“镇” 主要是用来驻军用的，宋朝逐渐减少了军镇数目，将“镇”的主要职能向乡村商品交易转变，除此之外，广大乡村还出现了大量的“草市”，类型包括市、店、埠、墟、集、场、坊、河渡等，据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的统计，当时全国有各类“草市”27607处。
走进乡村
宋朝乡村繁荣的另一个侧面是乡村旅游的兴起，一方面乡村面貌的改变为旅游提供了“硬件条件”，另一方面商人、官员以及富裕起来的城乡百姓成为旅游消费的主体，在游览繁华都市、名山大川的同时，他们也愿意走进乡村，推动了乡村旅游的发展。
宋朝是一个经济繁荣的时代， 商业也很发达，宋朝在“重农”的同时并不“抑商”“贱商”，人们对从事商业基本不再抱有歧视感， 很多人愿意去经商，通过商品交易或者从事手工业生产发家致富，出现了一个富有的商人群体，这些人通常被视为“有闲阶层”，除衣、食、住方面的享受外，他们也有旅游方面的需求。
宋朝还有一支较以往更为庞大的官吏队伍，宋代科举“扩招”， 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人数大增，平均下来每年几乎都是唐朝的10倍， 唐朝贞观年间全国官员人数仅7000 多人，而到北宋宣和年间，官员人数已达到48000多人，这还只是朝廷“在册”官员，不包括数量几倍、十几倍于此的胥吏。通过科举入仕的官员多有“文人情结”，加上宋朝又以官员薪俸高、福利好著称，为官员们进行旅游活动创造了条件。
大批具备文人和官员双重身份的旅游者走进乡村，体验乡村生活，成为一道新景观，这从他们创作的大量田园诗中就能看出来。据统计，有近500位宋朝诗人留下了田园诗，总数超过4000首，其中：范成大140首，杨万里75首，刘克庄70 首，梅尧臣40首，苏辙36首……这些数字大大高于前代类似作品，宋代以前田园诗被认为写得最好且诗作较多的是陶渊明和王维，他们留下的田园诗都只有30首。
宋代乡村旅游者中还有一个特殊人群，就是应试的士人，在只能用脚一步一步完成长途旅行的情况下，有人索性把漫长枯燥的旅途变成了一路上的“乡村游”，条件好的学子出行时还会带上一个或几个仆人，或者几个学子结伴而行， 这其实也是一个庞大的旅游群体， 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各地来京城应试的“贡举人集阙下者万四千五百六十二人”，由此拉动起的“乡村游”几乎成常态化，可以想见，他们也带动了乡村旅游的繁盛。
农民辛苦劳作，农闲时也希望得到放松，他们既是乡村旅游的组织者，也是乡村旅游的参与者，苏轼在《和子由蚕市》一诗中写道： “蜀人衣食常苦艰，蜀人游乐不知还。千人耕种万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闲。”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使农民也具备了旅游的兴趣与渴望。
特色旅游
旅游者走进乡村，自然要观赏农事，诗人、旅行家范成大在乡间看到百姓插秧苗，禁不住停下脚步细心观看，理学家朱熹来到乡间， 看到稻谷已经成熟，写下了“禾黍谁言不阳艳，晚炊流咏有余香”的诗句，在宋朝诗人的笔下，几乎所有农事活动都被写入诗中，有的还“去锄南山豆，归灌东园瓜”，亲自体验农业劳动，有的“拄杖闲挑菜，秋千不见人”，或者“菊援分阳甲，滕岩下早英”，相当于采摘活动。
春天，乡村百花盛开，“往来车马游山客，贪看山花踏山石”， 像苏轼那样的“ 花痴” ， 甚至“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一些乡民看到种植花卉能带来商机，就有意识大量种植以吸引游客，“武陵儒生苗彤，事园池以接宾客。有野春亭者，杂植山花， 五色错列”。洛阳等地素以牡丹著称，当地还组织起牡丹花会，赏花也卖花，欧阳修曾记载说，花会上“姚黄一接头，直钱五千”，说的是稀有牡丹花品种“姚黄”价格非常昂贵，种花、卖花甚至嫁接新品种成为一部分乡民吸引旅客并实现致富的手段。
各地在发展乡村旅游中因地制宜，推出自己的特色。洛阳主打牡丹，成都附近的乡村则开发出“游江”“蚕市”等活动，宋人陈元靓在《岁时广记》中描绘：“于是， 都人士女，骈于八九里间，纵观如堵。抵宝历寺桥，出，宴于寺内。寺前韧一蚕市，纵民交易，嬉游欢乐，倍于往岁，薄暮方回。”从描绘的情景看，“游江”相当于“旅游节”，“蚕市”相当于“商品交易会”，除“蚕市”外，有些地方还举办“药市”等活动，还有各种“庙会”“道会”，这些“旅游搭台，经济唱戏”的活动，在当时广大乡村已不是稀罕事。
在各地乡村旅游中，还流行着许多人们喜闻乐见的游戏活动。宋时，一种叫“斗草”的游戏在广大乡村十分盛行，它分为“文斗”和“武斗”两种，“文斗”是比关于花卉百草的知识，看谁懂得多；“武斗”是双方各采摘具有一定韧性的草，相互交叉成十字状， 各自用力拉扯，以不断者为胜。在宋朝，“斗草”游戏深受成人和儿童的喜爱，范成大在《春日田园杂兴》中写道：“社下烧钱鼓似雷， 日斜扶得醉翁回。青枝满地花狼藉，知是儿孙斗草来。”
宋朝乡村旅游中还有荡秋千、放风筝、斗鸡等流行的娱乐活动，其中荡秋千是寒食、清明前后踏青郊外游的一项“保留活动”， 被称为“半仙之戏”。放风筝也非常盛行，“万人同向青霄望，鼓笛声中度彩球”，当时还流行一种玩法，清明节时人们将风筝放高放远，之后将线割断，让风筝带走一年的“霉气”。
繁荣经济
乡村旅游的兴盛带动了经济发展，宋朝的旅店业等较以往有极大提升，与这股“乡村旅游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宋朝之前，旅店业的主要经营者是官府，基本是为国家驿站系统配套服务的。宋朝以后，在鼓励商业活动以及旅游业兴盛的背景下， 私营旅店业开始兴旺发达，不仅大城市里旅店林立，而且广大乡村也到处开设了旅店，在宋人的诗文中，“村店”“野店”“郊店”“山店”以及“逆旅”等随处可见，宋仁宗时“朝廷发兵屯定州几六万人，皆寓居逆旅及民间”， 显示出乡间旅店的巨大容纳能力。
当时的旅店业经营已较为成熟，不少旅店定价时已与旅游的淡季、旺季相挂钩，每到旅游旺季或者科举应试期间，“虽一榻之屋， 赁金不下数十楮”。临安钱江潮是著名旅游景点，每到观潮时，“自庙子头直至六和塔，家家楼屋，尽为贵戚内侍等雇赁作看位观潮”， 这期间“饮食百物皆倍穹常时”， 那时观潮的人多住在周边乡村，旅店费用较平时自然也翻番上涨。
乡村旅游带动的不仅是旅店业，一些人看到了乡村旅游带来的商机，于是投资修建私家园林供人游览，类似于现在的公园，园主通过收取“茶汤钱”来获利，徐大焯在《烬余录》中记述了这样一个案例：“朱勔家本虎丘，用事后构屋盘门内，名泳水园。中有双节堂、御容殿、御赐阁、迷香楼、九曲桥、十八曲水、八宝亭。又毁闾门内北仓为养植园，栽种盆花，每一花事必供设数千本。游人给司阍钱二十文，任入游观，妇稚不费分文。”在这个私人修建的“公园” 里，不仅有亭台楼阁和花卉，还有游泳池，大门口有被称为“司阍” 的收票员，每张门票20文，妇女和儿童不收门票。
发展乡村旅游，吸纳了大量劳动人口，旅游业及相关的旅店业、饮食业、种植业、交通业等都从中受益，进一步繁荣了乡村经济，也为朝廷增加了税收。苏轼知杭州期间曾上《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奏折，讲到杭州地区的“酒税”每年就有20多万贯，这仅是杭州一地饮食行业为税收做的贡献。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全国各地“草市”为朝廷增加的商业税高达420 多万贯，约占当时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0%。宋朝被称为“最富的王朝”，繁荣的乡村旅游业在其中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