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乡村旅游”

宋朝的“乡村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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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宋朝较以往更重视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在“重农”的同时也不“抑商”,这为发展乡村旅游提供了宽松环境。宋朝乡村旅游业的繁荣,又为经济发展和国家税收做出了贡献。

乡村建设

唐宋之际,中国人口总数实现了梯级式增长,由唐朝时的5000万左右迅速上升至宋朝的1亿上下, 人口骤然增长需要强大的供给支撑,在传统农业经济条件下,养活1亿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宋朝政府格外重视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

宋朝历任皇帝“每下诏书,必以劝农为先”,皇帝亲耕籍田,以示对农业的重视,朝廷设立了“劝农使”“劝农使副使”,赋予其促进农业生产的职责,经常刻印农书下发州县,“州县长官以‘劝农事’三字系之衔下,于事为重”。每年春天农事初兴之时,各级地方官员都要“出郊劝农”,携僚属到乡间地头,邀地方宗族长老宴饮, 地方官员们还要按要求作《劝农文》,劝谕百姓尽心务农。

农业要增产只有思想重视还不够,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科技等都要跟上。两宋君臣将农田水利建设视为“ 命系于天” 的工程,朝廷经常颁布这方面的诏令,在考核地方官员政绩时将此作为一项重要指标。宋神宗时期各地还设置了水利官,对在农田水利建设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官员给予奖励,从宋神宗熙宁三年(10 7 0 年) 到熙宁九年(1076年),全国就兴建了1万多处水利工程,使30多万顷田地受益。在朝廷和各级地方官员的共同努力下,宋朝成为中国古代农田水利建设的一个鼎盛时期,不仅促进了粮食增产,也改善了乡村面貌。

在农业科技推广应用方面, 宋朝也有较大发展。之前农业生产大量使用的是铁制农具,铸铁不够锋利,只能加宽加厚,很费人力和畜力, 宋时“ 炒钢”“灌钢”等冶炼技术不断成熟,铸铁农具逐渐被钢刃的熟铁农具代替, 加上其他先进的农业工具投入应用,掀起农业科技的革命。除农具外,耕作技术也不断改进,各类农业科技著作大量涌现,《中国农学书录》收录古代农书共542种, 其中宋朝就有108种。

农业发展带来了农村繁荣, 最突出的表现是乡村城镇化速度较以往明显加快。宋朝之前,“镇” 主要是用来驻军用的,宋朝逐渐减少了军镇数目,将“镇”的主要职能向乡村商品交易转变,除此之外,广大乡村还出现了大量的“草市”,类型包括市、店、埠、墟、集、场、坊、河渡等,据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的统计,当时全国有各类“草市”27607处。

走进乡村

宋朝乡村繁荣的另一个侧面是乡村旅游的兴起,一方面乡村面貌的改变为旅游提供了“硬件条件”,另一方面商人、官员以及富裕起来的城乡百姓成为旅游消费的主体,在游览繁华都市、名山大川的同时,他们也愿意走进乡村,推动了乡村旅游的发展。

宋朝是一个经济繁荣的时代, 商业也很发达,宋朝在“重农”的同时并不“抑商”“贱商”,人们对从事商业基本不再抱有歧视感, 很多人愿意去经商,通过商品交易或者从事手工业生产发家致富,出现了一个富有的商人群体,这些人通常被视为“有闲阶层”,除衣、食、住方面的享受外,他们也有旅游方面的需求。

宋朝还有一支较以往更为庞大的官吏队伍,宋代科举“扩招”, 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人数大增,平均下来每年几乎都是唐朝的10倍, 唐朝贞观年间全国官员人数仅7000 多人,而到北宋宣和年间,官员人数已达到48000多人,这还只是朝廷“在册”官员,不包括数量几倍、十几倍于此的胥吏。通过科举入仕的官员多有“文人情结”,加上宋朝又以官员薪俸高、福利好著称,为官员们进行旅游活动创造了条件。

大批具备文人和官员双重身份的旅游者走进乡村,体验乡村生活,成为一道新景观,这从他们创作的大量田园诗中就能看出来。据统计,有近500位宋朝诗人留下了田园诗,总数超过4000首,其中:范成大140首,杨万里75首,刘克庄70 首,梅尧臣40首,苏辙36首……这些数字大大高于前代类似作品,宋代以前田园诗被认为写得最好且诗作较多的是陶渊明和王维,他们留下的田园诗都只有30首。

宋代乡村旅游者中还有一个特殊人群,就是应试的士人,在只能用脚一步一步完成长途旅行的情况下,有人索性把漫长枯燥的旅途变成了一路上的“乡村游”,条件好的学子出行时还会带上一个或几个仆人,或者几个学子结伴而行, 这其实也是一个庞大的旅游群体, 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各地来京城应试的“贡举人集阙下者万四千五百六十二人”,由此拉动起的“乡村游”几乎成常态化,可以想见,他们也带动了乡村旅游的繁盛。

农民辛苦劳作,农闲时也希望得到放松,他们既是乡村旅游的组织者,也是乡村旅游的参与者,苏轼在《和子由蚕市》一诗中写道: “蜀人衣食常苦艰,蜀人游乐不知还。千人耕种万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闲。”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使农民也具备了旅游的兴趣与渴望。

特色旅游

旅游者走进乡村,自然要观赏农事,诗人、旅行家范成大在乡间看到百姓插秧苗,禁不住停下脚步细心观看,理学家朱熹来到乡间, 看到稻谷已经成熟,写下了“禾黍谁言不阳艳,晚炊流咏有余香”的诗句,在宋朝诗人的笔下,几乎所有农事活动都被写入诗中,有的还“去锄南山豆,归灌东园瓜”,亲自体验农业劳动,有的“拄杖闲挑菜,秋千不见人”,或者“菊援分阳甲,滕岩下早英”,相当于采摘活动。

春天,乡村百花盛开,“往来车马游山客,贪看山花踏山石”, 像苏轼那样的“ 花痴” , 甚至“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一些乡民看到种植花卉能带来商机,就有意识大量种植以吸引游客,“武陵儒生苗彤,事园池以接宾客。有野春亭者,杂植山花, 五色错列”。洛阳等地素以牡丹著称,当地还组织起牡丹花会,赏花也卖花,欧阳修曾记载说,花会上“姚黄一接头,直钱五千”,说的是稀有牡丹花品种“姚黄”价格非常昂贵,种花、卖花甚至嫁接新品种成为一部分乡民吸引旅客并实现致富的手段。

各地在发展乡村旅游中因地制宜,推出自己的特色。洛阳主打牡丹,成都附近的乡村则开发出“游江”“蚕市”等活动,宋人陈元靓在《岁时广记》中描绘:“于是, 都人士女,骈于八九里间,纵观如堵。抵宝历寺桥,出,宴于寺内。寺前韧一蚕市,纵民交易,嬉游欢乐,倍于往岁,薄暮方回。”从描绘的情景看,“游江”相当于“旅游节”,“蚕市”相当于“商品交易会”,除“蚕市”外,有些地方还举办“药市”等活动,还有各种“庙会”“道会”,这些“旅游搭台,经济唱戏”的活动,在当时广大乡村已不是稀罕事。

在各地乡村旅游中,还流行着许多人们喜闻乐见的游戏活动。宋时,一种叫“斗草”的游戏在广大乡村十分盛行,它分为“文斗”和“武斗”两种,“文斗”是比关于花卉百草的知识,看谁懂得多;“武斗”是双方各采摘具有一定韧性的草,相互交叉成十字状, 各自用力拉扯,以不断者为胜。在宋朝,“斗草”游戏深受成人和儿童的喜爱,范成大在《春日田园杂兴》中写道:“社下烧钱鼓似雷, 日斜扶得醉翁回。青枝满地花狼藉,知是儿孙斗草来。”

宋朝乡村旅游中还有荡秋千、放风筝、斗鸡等流行的娱乐活动,其中荡秋千是寒食、清明前后踏青郊外游的一项“保留活动”, 被称为“半仙之戏”。放风筝也非常盛行,“万人同向青霄望,鼓笛声中度彩球”,当时还流行一种玩法,清明节时人们将风筝放高放远,之后将线割断,让风筝带走一年的“霉气”。

繁荣经济

乡村旅游的兴盛带动了经济发展,宋朝的旅店业等较以往有极大提升,与这股“乡村旅游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宋朝之前,旅店业的主要经营者是官府,基本是为国家驿站系统配套服务的。宋朝以后,在鼓励商业活动以及旅游业兴盛的背景下, 私营旅店业开始兴旺发达,不仅大城市里旅店林立,而且广大乡村也到处开设了旅店,在宋人的诗文中,“村店”“野店”“郊店”“山店”以及“逆旅”等随处可见,宋仁宗时“朝廷发兵屯定州几六万人,皆寓居逆旅及民间”, 显示出乡间旅店的巨大容纳能力。

当时的旅店业经营已较为成熟,不少旅店定价时已与旅游的淡季、旺季相挂钩,每到旅游旺季或者科举应试期间,“虽一榻之屋, 赁金不下数十楮”。临安钱江潮是著名旅游景点,每到观潮时,“自庙子头直至六和塔,家家楼屋,尽为贵戚内侍等雇赁作看位观潮”, 这期间“饮食百物皆倍穹常时”, 那时观潮的人多住在周边乡村,旅店费用较平时自然也翻番上涨。

乡村旅游带动的不仅是旅店业,一些人看到了乡村旅游带来的商机,于是投资修建私家园林供人游览,类似于现在的公园,园主通过收取“茶汤钱”来获利,徐大焯在《烬余录》中记述了这样一个案例:“朱勔家本虎丘,用事后构屋盘门内,名泳水园。中有双节堂、御容殿、御赐阁、迷香楼、九曲桥、十八曲水、八宝亭。又毁闾门内北仓为养植园,栽种盆花,每一花事必供设数千本。游人给司阍钱二十文,任入游观,妇稚不费分文。”在这个私人修建的“公园” 里,不仅有亭台楼阁和花卉,还有游泳池,大门口有被称为“司阍” 的收票员,每张门票20文,妇女和儿童不收门票。

发展乡村旅游,吸纳了大量劳动人口,旅游业及相关的旅店业、饮食业、种植业、交通业等都从中受益,进一步繁荣了乡村经济,也为朝廷增加了税收。苏轼知杭州期间曾上《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奏折,讲到杭州地区的“酒税”每年就有20多万贯,这仅是杭州一地饮食行业为税收做的贡献。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全国各地“草市”为朝廷增加的商业税高达420 多万贯,约占当时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0%。宋朝被称为“最富的王朝”,繁荣的乡村旅游业在其中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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