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在后人眼中司马光的身上贴有保守主义的标签，一句“祖宗之法不可变”似乎代表了他对改革的全部态度。然而，作为一名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和朝廷重臣，司马光的思想远非“保守”就能概括的，比如他在财政管理方面的思想就不失丰富和深刻。
以义理财
中国儒家对“义”和“利” 有着全面的认识，孔子的“重义轻利”，孟子的“义利两分”，墨子的“贵义尚利”，都是在不否认“利”的重要性的同时强调“义” 更加重要，这种传统义利观不仅是道德和伦理规范中的重要标尺，也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观。
司马光是儒家传统义利观的继承者，作为朝廷重臣，他的义利观更具务实性，在他所上的《论财利疏》中，对于用何种义利观来指导经济发展和财政管理进行了论述，一方面指出“求利所以养生”，强调“利”对于百姓和国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指出“衣食货赂，生养之具，争怨之府”，甚至“民常以利丧其生”，强调过于重利、唯利是图带来的弊端。司马光认为应通过“义”来约束和规范“利”，将“义”作为追求“利” 的前提和准绳，司马光将上述义利观概括为“利以制事，以义制利”，这种思想与荀子的义利观更为相近，这也是司马光理财思想的集中反映。
当然，“义”不是空洞或虚无的，更不是一句口号，司马光心中的“义”有具体所指，他提出“安民勿扰，使之自富”，他对此解释为： “古之王者，藏之于民，降而不能， 乃藏于仓廪府库。故上不足则取之于下，下不足则资之于上，此上下所以相保也。”在传统儒家看来， 重义与民本是一脉相通的，既是道义担当，也有利于经济良性循环发展，正如司马光指出的那样：“夫农工商贾者，财之所自来也。农尽力，则田善收而谷有余矣。工尽巧， 则器斯坚而用有余矣。商贾流通，则有无交而货有余矣。彼有余而我取之，虽多不病矣。”
“富民”其实就是司马光心中的“义”，众所周知，王安石在这方面的主张是“富国”，并以此作为变法的根本宗旨，表面看来二者殊途同归，其实有不小的差别， 这两个目标要同时实现，必须寻找到最恰当的平衡点，而在司马光看来，王安石变法中许多偏激的举措恰恰破坏了平衡。
《论语》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司马光认同这样的看法，他认为：“善治财者，养其所自来，而收其所有余。故用之不竭，而上下交足也。不善治财者反此。”在司马光眼里王安石等人属于“不善治财者”，他们的做法是涸泽而渔，是害民、伤民和病民。
其实，王安石并非不想“富民”，许多变法措施其实也兼具了“富民”的目标，但由于宋初以来就存在的“三冗两积”问题已十分严重，迫切需要一剂“猛药”来医治沉疴，而传统方法难以尽快见效，所以一些做法就不得不激进了，但如此以来也会带来社会承受能力的巨大风险，这是司马光最为担心的。
养本取财
理财的前提是生财，都说“生财有道”，但对于何为“道”，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这是司马光与王安石分歧更大的地方。
王安石强调“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这个目标当然具有极大的诱惑性，会受到大家的欢迎，这正是宋神宗坚决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原因之一。但在社会财富总量不变的情况下， “国用”和“民不加赋”其实是矛盾的，二者不可能同时实现。王安石在变法中更多地是运用技术性手段使财富重新分配，以实现“国用”迅速增加的目标，比如均输法就是通过行政手段加强对生产、流通方面的控制以直接增加朝廷收入，募役法是通过改革赋役制度来增加收入，青苗法则因执行中的走样最终蜕变为国家以高利贷牟利的工具，惠民、利民的色彩慢慢消退。
司马光的理财主张不同，他认为“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他批评王安石等人的做法是“于租税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赏”。司马光主张保养财源，提出“养其本源而徐取之”，也就是先发展生产再增加税收。在发展经济方面，司马光认为各行各业都很重要，他提出：“夫农工商贾者，财之所自来也。农尽力，则田善收而谷有余矣。工尽巧，则器斯坚而用有余矣。商贾流通，则有无交而货有余矣。”司马光认为各行业如果都能得到发展，就会形成良性循环，到那时“彼有余而我取之，虽多不病矣”，在“富民”的同时也实现了“富国”目标。
百业之中，司马光尤其重视农业生产，他不仅从经济的视角看待这件事，还强调民心向背决定着政治兴亡，司马光除在一些奏疏中多次提到相关观点，还利用编纂《资治通鉴》的特殊机会以史为鉴，强调失去民心的危险性，《资治通鉴》用了很多篇幅记述各朝代百姓反抗过重剥削而发生起义的史实， 得出“民者，国之堂基也”的结论。在治国实践中，司马光主张宽恤百姓，提出“凡农民租税之外， 宜无有所预”的建议。
简单来说，司马光的生财之道是“向生产要效益”，而王安石的生财之道是“向管理要效益”， 一个强调的是增量，一个强调的是存量，这决定了二人对改革路径的选择。司马光不反对改革，但他主张的改革是有限度的，比如他并不反对方田均税法里的一些内容，主张“宜更均量，使力业相称”，也就是根据资产状况适当调节不同阶层的财政负担比重，使财政负担落在真正有财力的人身上。然而，司马光的渐进式改革无法满足宋神宗急于清除积弊的需要，在宋神宗看来，还是王安石的改革更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用财有节
管理国家财政与百姓理财在基本道理上是相通的，无外乎开源和节流两种途径，在一般人看来，主张开源是积极进取的行为，主张节流则偏于保守。
与主张开源的王安石不同， 司马光更主张节流。司马光多次指出，财政支出过大既是“三冗两积”问题造成的结果，也是其现象产生的原因，他认为当时财政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有5个，即“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多求不如省费”，也就是“减损浮冗而省用之”。
王安石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他承认财政困难的现状，但认为其原因在于“理财未得其道”，他的解决办法是“理财以其道，而通其变”。熙宁元年（1608），司马光提出在财政状况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应取消皇帝郊祀时赏赐大臣金帛的惯例，认为“方今国用不足， 灾害荐臻，节省冗费，当自贵近为始，宜听两府辞赏为便”，但王安石反对这个做法，认为这解决不了问题，反而有损朝廷的形象。
在财政支出方面，司马光遵循传统量入为出的思想，强调“损上益下，王者之仁政也。然臣闻古之圣王，养之有道，用之有节，上有余财，然后推以予民”，他认为“减节用度，则租税自轻，徭役自少，逋负自宽，科率自止”。作为朝廷重臣， 司马光还从自身做起，注意廉洁节俭，平时“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衣帛”，他教导儿子说生活中只要“衣取蔽寒，食取充腹”就行了，司马光死后家无余财，“床箦萧然，惟枕间有《役书》一卷”。
减省支出必然会遭到不少人的反对，在不减少支出的情况下又能解决财政问题岂不更好？然而，事实证明后者只是一种空想，经过一场变法，宋朝的财政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恶化，北宋的灭亡很大程度上也与此有关。返回头看， 司马光关于财政支出的主张虽然谈不上有多少新意，但在宋初以来财政包袱越背越重的情况下，这些主张其实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财有专主
北宋开国以来，朝廷机构设置呈现混乱、庞杂的态势，出于权力制衡考虑，许多机构出现了层叠，有些需要统一管理的职能也处在分权、分制状态，财政管理也是如此。
按当时的体制，财政主要由“三司使”负责，但是该机构不负责管理宫廷支出，太府寺主管的内藏库、奉哀库也行使了很大的财政权力，而一些职能部门，如兵部、礼部、工部等也都有权任意支出， 形成了“互相侵夺，又人人得取用之”的奇怪局面。
有权力又不用负总责，站在部门利益的角度就会提出一些看似合理又缺乏全局观念的计划，这也是宋初以来财政失控的一个原因。针对这种弊端，司马光提出“财有专主”的观点，也就是对财政进行统一管理，具体来说就是设置“总计使”，该职务超越各部，“凡天下之金帛钱谷，隶于三司及不隶三司，如内藏库、奉宸库之类，总计使者皆统之”，使财政管理由分权向集权改进。
财政管理成效的好坏，还与负责此项工作官员的素质、工作态度有很大关系，财政管理是一个专业性较强的领域，建立一支有经验、有责任心又相对稳定的管理队伍也是一项重要工作。然而，宋朝为防范官员久居一地或久任一职而形成尾大不掉的弊端，官员经常频繁调任，不到几年时间就会“上自三司使，下至检法官，改易皆遍”，司马光认为这也是一项弊端，不符合“财有专主”的原则，他建议把“善治财赋，公私俱便”列为科举取士的科目之一，扩大财政专门人才的选拔范围，同时强调“久任”，认为“官久于其业而后明， 功久于其事而后成”，为此，他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财政官员考核升迁办法。
司马光在与王安石的论争中确实说过“祖宗之法不可变”，其实那是有具体所指的，强调的是某些“祖宗之法”，有人将这句话抽出来使之脱离具体语境，用以概括司马光对改革的全部态度，显然有失偏颇。从对司马光财政管理思想的分析看，他并不反对改革，只是在为什么而改、怎样去改方面有着自己的看法，而他的这些观点，从现在来看也并非一无是处，如果时光能够倒流，那些曾经反对过他的人，还真应该来听听他所上的这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