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国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新中国成立以后，历届领导人都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进步。经过几十年努力，我们取得了巨大成绩，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科学技术水平也大幅度提升。尤其是近年来，研发投入大幅提高，达到世界第二位，每年新增专利也位居世界前列，在一些领域已由以往的追赶阶段开始进入并跑阶段。应该说， 成绩引人注目，国人很自豪。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尽管科技进步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在很多领域同先进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最近的中兴通讯事件，给了我们一个巨大的警示，让我们有了清醒的认识。
我国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的发展动力来自于创新和技术升级。全球科技创新竞争日趋激烈。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有强烈的紧迫感，进一步加大创新力度，更快地实现追赶。面对这一艰巨任务，要处理好六大关系。
第一，要处理好国际合作和自主创新的关系。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在科学技术上总体是落后的。那么，怎么能够实现快速追赶？这当然需要学习先进国家的技术。在过去许多年，我们通过扩大开放，开展国际合作，找到了一条实现技术快速追赶的重要途径。在这方面，如果处理不好，没有在引进的基础上开展自主创新，在一些领域没有形成应有的技术实力，就会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中。
另一方面，我们要避免强调自主创新而关起门来干的情况。如果这样，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强调自主创新，不是关起门来搞创新，尤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应该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来开展创新。其实，即便成为发达程度很高的经济体，如果以封闭的方式发展，也一定会落伍。科学技术没有国界，大家一定要用好全球资源来开展创新。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都必须有一个全球的视角。我们是一个拥有13亿人的大国，而生活在世界其他国家的57亿人也很聪明。历史上，中国人很聪明，有着各种各样的发明创造，三国时期诸葛亮发明木牛流马，作为运粮的交通工具。但是仔细看一下，中国的交通工具既有独轮车、两轮车， 也有三轮车，却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四轮车。为什么？因为四轮车转向时，内侧轮子和外侧轮子不一样， 必须有独特的转向机制，我们迟迟没有发明。而古希腊人两千多年前就发明了四轮车。这并不是说希腊人比中国人聪明，而是说不同国家的人在做不同的创新，彼此需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今天是全球化时代，我们讲创新，讲自主创新， 一定要有全球视野，要有开放的心态，既要避免只靠引进不搞创新， 也要避免关起门来搞创新。在自主创新、开放创新的基础上重视国际合作。
第二，要处理好技术研发和完善产业生态的关系。
这次中兴通讯事件以后，大家对信息产业缺乏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而受制于人有着切肤之痛。对此，大家有很热烈的讨论，有的提出一定要用“两弹一星”的办法进行大投入，以突破这些核心技术， 解决受制于人的窘境。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不能在核心技术上受制于人。但是到底应该怎么办？究竟怎么解决？这需要深入思考。
我们要看到，在IT产业中， 军品和民品二者完全不同。作为一个完全商业化的产业，芯片、系统软件等不完全是技术问题。当然没有技术谈不上后续，但如果仅仅解决一个技术问题，比如不计成本开展研发设计、生产出某些芯片来，是不是就能够让产业接受？ 没那么简单。民用产品在技术突破的基础上，还有一个更复杂的、长期形成的产业生态问题。比如，一部智能手机除了可以打电话以外， 手机里还有大量的应用程序，形成一个产业生态。单独技术突破而没有形成产业生态，这个技术未必能够被接受。
在商业上，要讲究可行性，并不是技术最先进就一定成功，这在国内外都有教训。大家还记得，当年摩托罗拉提出“铱星计划”，发射很多卫星，形成一个借助卫星的通信网络，今天的很多公司也都想做这件事，可见摩托罗拉当时很超前。从技术上看，这是非常好的计划，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成本太高， 所以“铱星计划”夭折了。我们今天讨论创新，特别是用创新推动科技发展，一定要在看到技术本身突破的重要性的同时，还要看到形成一个完善的、良好的产业生态的重要性。所以，在大量的民用技术方面，要发扬“两弹一星”精神， 但不能照抄照搬“两弹一星”的做法，必须尊重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规律，把这两者的关系处理好。
第三，要处理好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传播的关系。
科学技术没有国界，大家互相学习。工业革命以后，人类发明了专利保护制度。专利保护制度的本质，其实就是赋予发明人一定时间的市场垄断权利，用市场回报来激励创新。此后，确实看到创新大幅度增加。但是，必须处理好专利保护与知识传播的关系。大家看到，在不同阶段、不同国家，专利保护的情况并不一样。美国曾经也是一个追赶型经济体，比欧洲先行工业化国家落后时，美国的专利制度在很长时间里只保护本国发明创造，并不保护外国的发明。等到美国变成世界领先的国家，大量专利涌现时，开始意识到要在全球保护知识产权，所以修改了知识产权法律，既保护国内知识产权也保护外国的知识产权，并且推动在全球形成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比如，乌拉圭回合谈判时，推动达成了《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协定》（TRIPs）。
当今世界，各国都认识到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中国也一样。以往，中国一直重视低成本学习、引进，促进知识的传播。随着中国发展阶段不断推进，特别是要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知识产权保护显得越来越迫切。我们的法规越来越完善，执法越来越严格，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在不断进步。
随着时代进步，慢慢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比如在IT产业里有大量专利，公司之间相互授权。如果一个公司没有知识产权，而别的公司有知识产权，就要单向付出大量知识产权费。所以，每一个公司都会努力创造很多知识产权来进行专利交换。但是，有一类公司不搞生产，只卖知识产权，和其他公司没有授权的交换问题。其他生产型公司必须向这类公司付费，因为离开了它就不能正常运营。因此知识产权定价出现新现象，业内开玩笑地称呼其为“专利流氓公司”。这些事告诉我们，知识产权很重要，但是随着知识产权越来越多，创新型公司越来越多，对知识产权保护出现的新问题需要研究。我们既要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制度，保护好知识产权以激励创新，同时也要防范滥用知识产权，否则会影响知识传播，不利于技术进步。
第四，要处理好不同市场主体平等参与国家创新计划的关系。
我们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 开展了很多国家创新计划，包括“ 中国制造2 0 2 5 ” 等。这些国家创新计划要想顺利实施， 应该用好全球资源和全球市场。因此，需要解决怎么让全球资源都能平等参与进来的问题。当年， 发展第三代移动通信（3 G）时， 中国企业曾提出了3G制式T D – SCDMA，被接受为国际标准。但是，把标准变成产品和服务，需要开展大量的研发，从通讯设备到手机终端都得有产品。当时有很多企业，包括外资企业都愿意参与进来。但是根据政策规定，外资企业不能直接申报我们国家的科技创新计划，必须找一个中国伙伴才可以得到国家支持。事后我们看， 如果能够让各种力量，包括全球企业、全球人才都参与进来，毫无疑问有助于我们更加顺利地推进国家创新计划的实现。
我们要创造一个好的政策环境，至少让在中国的企业，无论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或外商投资企业都能平等参与国家创新计划，就像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提到的，凡是在中国注册的企业都要平等对待。所以，我们要认真研究， 真正通过政策调整、体制创新，汇聚天下英才、全球资源，加入到国家创新计划中来。
第五，要处理好数据流动和信息安全之间的关系。
进入信息化时代， 大家发现数据越来越重要。有人说，数据就像当年的石油一样，变成非常重要的经济资源。对研发来说， 数据就更为重要。当前，研发国际化成为一个新趋势， 跨国公司着眼于利用不同国家的研发资源，在全球布局研发活动。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抓住研发国际化的机遇，吸引跨国公司的研发活动， 对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 也要顺应潮流， 进行开放创新， 这必然涉及数据的跨境流动。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 信息化到一定阶段之后，信息安全问题非常突出。这涉及个人数据安全、公司数据安全以及国家安全。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面临着这一全球性问题——由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以及科学研究的需要，既应该让数据作为一个新的生产要素，能够在全球尽可能地自由流动而产生效益，同时又要处理好如何保证数据安全的问题。所以，很多国家出台法律和政策，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数据的跨境流动来确保安全。信息安全和传统安全完全不一样，这确实是个难题，也是一个非常前沿的问题，各国尚未达成一致意见。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达成国际规则。中国应该深入研究，主动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
第六，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这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很多领域都在讲。如果把人类历史看得长一点，我们会发现，一方面，市场机制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发挥作用， 市场化在不断深化，很多国家都如此，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体，更是如此。但另一方面，市场体系越来越复杂，市场越来越需要政府来制定规则，加强监管，所以政府变得越来越庞大。看美国， 200多年历史，政府雇员越来越多，政府支出占GDP比例越来越大。所以说，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各国都面临的问题。
在科技创新方面，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怎么能够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尤其对于一个后发经济体来说，政府要有所作为，“无为而治”对后发国家并不适用。政府一定要起到引领作用，有所作为， 同时还要不断完善市场机制，让资源达到最佳配置，让市场变得更加有效。可以说，“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两者不可或缺，在任何领域都如此，尤其在科技创新领域。政府怎么有为，做到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市场如何更好、更有效地配置资源，做到不扭曲，这里有很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今天，我们的目标很明确， 要靠加大创新力度来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强调，在处理好六个方面的关系时不能走极端，要深入研究创新规律、市场规律，找到合适的“度”。而这个“度”不是静态的，是随着事物发展变化而动态变化的，不能僵化，一劳永逸是不可能的。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本文是作者5月22日在“国研智库论坛·全球科技创新发展与交流合作峰会2018”上的演讲。本刊记者杨良敏根据现场录音整理，发表前经作者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