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小博 吴 桐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加快实现产业升级是亟待完成的重要任务。农民工群体在我国经济建设和产业升级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当前存在人力资本水平与产业升级不相适应的突出矛盾。新时代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切实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尽快补足农民工人力资本结构短板，这既是农民工实现自身发展、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机遇，也是时代之势带来的挑战。
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在产业升级中的关键意义
根据世界银行标准，2015年中国已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随之而来的是对中国能否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阶段、完成经济发展方式根本性转变的广泛讨论。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 发展阶段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转折点”，发展阶段也由二元经济阶段转为新古典经济阶段。人口红利的消失伴随着青壮年劳动力供给减少，预期未来中国劳动力总量必然会持续下降，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渐进丧失，而与此同时，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尚未建立，难以通过高产业附加值来弥补劳动力成本的不断增加，这种现象被称作“比较优势真空”。历史经验表明，打破这种“困境”，意味着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如东亚的日本、韩国等；反之，则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南美的巴西、墨西哥等。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质上就是从顶层设计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意在去除落后过剩产能、优化产业结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在人口、经济结构加快转变的形势下，加快完成产业结构升级是刻不容缓的任务和挑战。
当前我国经济结构持续调整，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保持稳步提升。但是，从全球范围来看，我国服务业比重与高收入国家仍有较大差距，服务业占比也未能达到同期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甚至相比“金砖五国”中的其他四国也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与经济结构变化特征基本一致，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也表现出相似变化。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服务业就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并于2011年超过第一产业成为吸纳就业的最主要经济部门， 这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相同，即随着经济发展，服务业的就业比重持续提高。
理论上，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分布应与产业结构相一致，近似于帕累托最优状态，以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但实践中常常出现经济结构与就业结构的错配，即增加值占比与吸纳就业占比存在差异， 错位幅度越小就说明越接近帕累托最优状态，越大则说明越有改善的空间。根据《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数据计算显示，目前中国第一产业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占比错幅接近20%。这就意味着农业生产领域的劳动力占比依然比较高， 还未能投身到效率更高的二三产业中去。近年来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错幅有所减小，但错幅改善缓慢，尤其是第二三产业改善速度减缓，即劳动力从低生产效率的部门转向高生产效率部门乏力。
十九大报告明确将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贯彻发展新理念的重点。各国发展经验和大量实证研究也表明，必须要依靠技术创新来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资本、技术优势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但是，中国现阶段很难通过现有的比较优势突破发达国家对高新技术的封锁和限制。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背景下，要想打破发达国家技术垄断、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就需要强有力的劳动者大军和创新人才队伍的支撑，使得人力资本累积与经济建设协同发展。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其积累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进技术引进、应用以及技术研发和效率的提高。劳动者作为人力资本的载体，是技术的传承和发展的主体。实现技术引领发展比较优势，就必须要依靠劳动者自身人力资本水平的积累和提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经济发展领域的体现之一就是：建设完备的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依靠强有力的劳动者大军以及创新人才队伍的支撑。截至2017 年末，中国农民工规模达2.87亿， 农民工已成为产业工人的主力军， 实现整体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的提升，就不能忽视农民工人力资本状况。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决定了中国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的总体水平，如何实现通过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以推进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加快创新体系建设就成为问题的关键。
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的短板与挑战
一是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外出农民工总体受教育水平虽在逐步提高，但总体水平仍以初中及以下为主。在吸纳农民工就业的主要行业，如建筑、制造业以及餐饮住宿服务业中，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明显偏低，仅有少数行业如信息传输、金融、商务租赁、教育、卫生和社会服务等，初中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农民工占比低于50%。从趋势变化上呈现出一个积极信号， 初中及以下低学历农民工占比开始逐渐下降。一方面这种下降趋势与中国农民工整体受教育水平提高有关。另一方面，目前中国各行业在结构调整、促进转型的过程中，对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农民工需求不断增大，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与制造业及服务业的从业要求越发不相适应，这也导致经济结构与就业结构错幅改善缺乏动力。
二是农民工人力资本结构错位。20世纪60年代，韩国对人力资本水平的投资并未实现经济增速， 而对产业内部结构升级相匹配的人力资本投资后实现了产业升级。单纯地改变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不能推动人力资本水平与产业及各产业内部结构相适应，很难对产业升级起到促进作用。新时期， 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需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注重增强经济质量，不仅要提高三产占比，还要促进三次产业内部各行业的调整升级。对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不仅要注重低水平特征，也要注重农民工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的结构特征。
2016年，农民工集中于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以及社会服务业相对低端的生活性服务业，在科研、技术、金融等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鲜有触及。一方面产业升级过程中，低端生活性服务业就业弹性大，能够承担起吸纳农民工就业的功能，加快产业之间就业结构的调整，改善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的错位情况。另一方面，未来产业升级的着力点在于加快产业内部结构的调整。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升级，重点是要实现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中国拥有大量具有低人力资本的农民工，如何将这一群体的劳动力转移到生产和知识、技术密集型的服务业，成为促进产业内部结构升级的重点。
根据产业内部各行业的要素投入情况，将要素划分为初级和高级两类，按照要素标准将二三产业内各行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和非劳动密集型。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人口普查数据推算，中国第一产业所需劳动力受教育平均年限为8.92 年；第二产业中，劳动密集型产业所需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43 年，非劳动密集型产业所需为11.96 年；第三产业非劳动密集型所需为14.12年，劳动密集型为11.54年。根据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普查数据农民工分年龄组得到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如图1所示）：年轻一代农民工（19-34岁）已经充分满足二产劳动密集型行业所需的人力资本水平，但还未实现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升级的基本条件，青年农民工群体总体上有能力迎接第二产业的结构升级；年轻一代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带来的人力资本积累仍处在蓄力阶段，在三产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人力资本供给未能超越目前行业需求，同时较三产非劳动密集型行业的需求仍有较大差距，这种差距目前无法通过短期的教育投资来达成。
三是农民工人力资本面临产业升级门槛。职业技能培训对于以低学历为主的农民工群体实现人力资本后天积累更为重要，也是更现实的选择。全国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农民工接受过培训的占比不到30%。在第二产业中， 建筑业和制造业的农民工接受培训的比例较低，行业中技术、资本要素占比相对较高的行业，受培训的农民工占比也较高。第三产业中， 随着资本、技术与人力资本等要素在不同行业集聚，农民工接受培训的比例也大致呈现出上升趋势，这意味着现代经济部门对劳动者需具备异质性人力资本的较高要求。
当前产业升级，更多的是产业内部转型升级，即体现为二、三产业对劳动力吸纳能力从强到弱、对人力资本质量的要求从低到高的调整。行业发展摆脱对劳动力供给的依赖，转为依靠资本和技术，这就对产业升级后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有了较高的“准入门槛”。如信息、科学研究、技术服务、金融等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要求与农民工目前的人力资本水平如一道天然的鸿沟，大部分农民工因自身人力资本积累有限，技能水平无法胜任这些行业的工作任务，仅依靠培训也难以满足产业升级的需要。
农民工人力资本的长期积累
首先要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新时代贯彻新的发展理念需要汇集各方力量培养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以顺利实现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目标。让农民工群体融入经济转型的产业发展过程中， 就要实现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有效提升，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更确切地说是要解决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较低的问题。增加对农村公共教育的投入倾斜，让农村学生完成高中教育、有更多机会接受更高学历教育。广大贫困农村地区的学生是未来劳动力供给的主力军，同时他们也面临着科学养育方式、优质初等教育缺乏等问题。新时期对农村地区学生的教育，不仅仅要提供教育机会， 更要注重所受教育的质量。为满足不同行业对人力资本的特殊要求， 除了通过培训，还要通过对职业教育增加投资来实现未来农村劳动力异质性人力资本的积累。
二是持续稳定扩大就业。西班牙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经济开始转型，其间总体失业率持续高涨长达20年。与整体失业率相反，青年失业率不增反降。在社会面临结构性失业时，企业主更愿意雇佣接受新技术能力更强的年轻人。面临结构性失业矛盾时，投资青年劳动力，使其在“干中学”习得新知识、新技能，相比其他年龄组具有更高的收益率。供给侧改革通过技术创新，配以优质增量供给、去除落后产能。对于农民工群体，由于其人力资本水平提升速度远低于产业升级调整速度， 结构性失业也就无法避免。如果在城市谋求生存的农民工失业， 将是其自身人力资本积累中断及人力资本的浪费，更不利于其参与到产业升级的进程中。我国现阶段的结构性调整目的是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惠及百姓的重要举措，稳定就业，引导劳动力供给需求的动态平衡，既是统筹发展的要求，也是保障农民工生活水平的重要举措。可引导青壮年农民工通过培训或职业教育等方式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以及培育符合产业升级要求的新技能，以实现再就业。
三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注重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促进劳动力再配置、推动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对改善三次产业结构错位，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有重要作用。通过全面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制度壁垒，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制造业服务业的进一步转移，有效减小三次产业之间的错位幅度、促进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的流动。劳动力流动存在制度壁垒的情况下，遭遇结构性就业矛盾，城市本地户籍劳动力会优先获得培训和再就业机会，农民工难以通过培训或者教育投入来实现继续获得适应产业升级所需的人力资本积累。如果农民工较长时间在城市搜寻不到工作， 从“干中学”提升技能水平就会中断，加上自身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较低，无法满足产业转型的就业需求，农民工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就会凸显。消除制度壁垒，最根本的就是要打破户籍制度壁垒，建立跨城乡、跨地区的一体化劳动力市场， 这符合中国目前的国情，也符合新古典阶段经济发展的规律。让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就业权利，共同完成新时代产业升级的历史使命，是对十九大报告精神的最大实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