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九号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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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凯

作为1978级学生,我走出学校进入九号院,是19827月。

那时大学生就业,没有市场化选择,没有公务员考试,是国家统一分配。对学校来说,毕业分配程序相当简单;对我个人来说,毕业去向变化却跌宕起伏,很有戏剧色彩。当时我身在其中,但不明就里,别有一种散淡。

像那个年代很多年轻人一样, 我也曾痴迷文学,但进大学后,文学梦迅速消退。

大学一年级,主要阅读兴趣在先秦文学,“经史子集”著作中, 最喜欢读《左传》《战国策》《韩非子》等。脑子里经常想象那个时代的群雄逐鹿、百家争鸣的历史画面,曾打算以后考先秦文学研究生。这种兴趣,与批林批孔运动有一定关系。那时我在读小学五年级,因为偶然因素被裹挟进“批儒评法”,接触过一点先秦著作,虽然看不懂,但刺激了对古文的最初兴趣。

刚上大学,赶上思想解放运动兴起,常为一些问题而激动。记得上党史课,讲到某一段事情或者某一个人物时,老师就说:“没有办法讲了,因为正在争论,中央还没有说法。”越是这种情况,反而激发我去找更多材料来读,更加关注争论的新动态。思想解放,其实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就是思想混乱,就是可以怀疑一切。这种混乱状态,充满了活力和魅力。“思想解放”很快就彻底驱散了残留的文学梦。

那时我觉得,当时思想理论界的讨论,比文学界问题宏大、激烈和富于刺激,具有灵魂深处的震撼力。很多争论由文学作品激发,如关于“文革”的伤痕文学曾经引起大讨论。但是,文学作品酝酿了最初的问题意识之后,如果要展开具体、切实、有深度的探讨,则需要历史、政治的视角和方法。那时我对西方哲学的兴趣,也远远超过文学。我觉得,文学作品大多属于某种情调的浅唱低吟,不堪一读。因为这种想法,导致我毕业二十年内,基本不读文学, 尤其不读中国当代文学。近些年阅读略多,但仍然只限于古代, 不涉当代。

大学时代的阅读,文学也有令我兴奋的东西,这就是那些关于农民命运的作品。文学史流派中,我喜欢现实主义。我很留意古代文学中的农民题材,更关注现代文学中的农民题材。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些反映农民生活的作品,新中国成立以后那些反映土改、合作化题材的作品,因为具有现实感,兴趣更大。这些阅读都激发我关于农民历史命运的思考想象。

大学时代,改革伊始,农村急剧变化,农民正在展现新形象, 出现了一些很有影响力的农民题材作品。与此同时,我也花更大功夫读历史著作,跑到外系选听历史课和哲学课。当时,纽约大学唐德刚教授在我校开了一个学期中国历史课,我完整地听了下来。唐德刚讲历史,妙语连珠,妙趣横生,且观点别开生面,富有思想的刺激。作毕业论文时,我选择了农民研究。那时的读书,根本没有就业考虑, 更无现在大学生的就业焦虑,只是出于思考的兴趣。

大四下学期中间,系里搞了一次毕业生工作意向摸底,了解每个人的分配意愿。我表示愿意到基层,去做农村工作。用现在观点看,似乎意在从政,其实不然。我当时仅仅出于对农民问题的兴趣, 内心深处还是早年对农村文化工作的向往。从初中开始,我在村里写一些学大寨稿件,参与公社通讯报道组,形成了很深的这种情结。

不久, 班主任凌南申老师找我谈话,先肯定了下基层的想法,进而问,如果在本省没有名额,是否愿意去边疆地区,我说也愿意。平时宿舍里同学开玩笑,都说我应该去边疆,因为家里弟兄三人,我居中。当时分配到边疆,兄弟多是一个重要条件,如果是独子,学校则不会考虑。至于边疆是哪里,并不具体,包括西藏、新疆、内蒙古等等,反正是不容易回家的地方。凌老师显然很高兴,说:“很好,你过两天跟我去参加一个毕业生座谈会。”

这次座谈会由校长主持, 二三十个毕业生参加,大概每系一两人。校长先讲话,号召端正态度,服从国家需要,“到艰苦地方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然后,与会学生发言, 我也发言了,很豪迈地表态。散会后,校报编辑来找我,让我把发言整理成文字稿。上交了发言稿后,我的心里开始嘀咕。其实, 我的想法是回胶东老家,到边疆非我初衷,更没有想到去西藏, 而且一去八年。但是,在座谈会上,话已经说出去了,文章在校报上也发了。事已至此,开弓没有回头箭,只能顺其自然。

心里虽然有些嘀咕,但并非恐惧。在宿舍里,有同学调侃: “玩笑开大了吧,不去北京,非要到基层,当什么公社干部,那就准备去西藏吧! ” 我嘴上说“ 去西藏有何不可”, 心里其实有些虚。晚上,躺在床上,遐想未来,不免有些许忧虑。我想到班主任的话:“到西藏八年,可以利用工作条件,写出一本书;西藏工资高,能存款8000元”。据说西藏工资高很多,但我不清楚存款8000块钱,老师是怎么算出来的。这样一想,觉得去西藏也不错。

毕业分配越是临近,同学们越是紧张,班主任越是繁忙。很多同学要找班主任表达想法,班主任也要找同学交谈。我从来没有找过班主任和系领导。参加了那次表态的座谈会后,就更没有必要找了,反正准备去西藏了。

大约在公布分配方案前三四天,班主任凌老师找到我,说: “你申请到农村去,今年没有名额安排;支援西藏,已经安排另外同学了。”“那我去哪里?”“你去北京吧,北京有单位适合你。”“什么单位?”“等分配方案公布就知道了。”这就是全部谈话,凌老师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前后也就是一两分钟。据说我们系上一届,即1977 级毕业生,半年前离校,约三分之一到了北京。因为这两届学生年龄偏大,半数已经结婚,像我们这些年龄小、没有家庭负担的同学,基本上都分到了北京,进了中央机关或者新闻单位。有的同学想回老家,但被动员去北京,以至于感叹:“看来,不得不到北京去了。”

毕业分配方案公布时,情景颇为奇特。全班同学在教室坐好,班主任凌老师进来,将一张大红纸挂在黑板上。这张大红纸上,写满了工作单位,标注了所要名额。老师说,每人可以填写三个志愿,按照次序排列,就像填写高考志愿一样。全班鸦雀无声,人人都聚精会神于选择毕业志愿。老师在教室里巡回走动, 间或有同学悄声询问。

凌老师走过我身边,我站起来,小声问:“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这个单位我想去,但是,不知是否只要党员?我是否可以填报?”我所以这样问,是因为想到,这样的单位也许只要中共党员,而我当时还没有入党。大学四年,我一直努力靠近党组织,也是入党培养对象,但全班五十位同学,毕业前只发展了一位同学入党,我的入党希望落空。为此,凌老师曾经找我谈过一次话。凌老师没有正面回答“是否只要党员”的问题,而是说:“上边这些单位, 只要你想去的,就可以填报”。于是,我在毕业分配表上填了第一志愿——“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也许在这一刻,我与九号院的缘分就确定了。

接下来一周,班里气氛紧张, 暗流涌动。有同学半夜、凌晨还在找老师、找系领导。同宿舍一位同学,是非常好的朋友,因为谈恋爱受了处分,本来可以有更好去处, 却被安排到安徽一所师范学院。还有一些类似情况,都成为很大麻烦。系党总支书记对所谓违反校规的事情不肯姑息,很多都在毕业分配时表现出来。还有一些同学,家里有这样那样的特殊情况,也反复与系里沟通。毕业若干年后同学聚会,大家还常说起当时毕业分配时的激烈情形。

在课堂上问过凌老师那个问题后,我再也没有找过他,他也没有找过我。我不去找凌老师, 是因为想法已经说过了,再说一次还是那句话,更重要的是,我知道有表现好、能力强的同学也在争取这个位置,我在竞争中希望不大,因为本人交往能力弱,年龄又小,在班级政治中并非重要角色。期间偶尔听到班党支部同学议论,“赵树凯去农村政策研究室”,我依然将信将疑,也不敢正面打探。离校前三天,分配去向宣布。

离校时,我办好了毕业派遣手续,是先回胶东老家数日,然后到了北京。进入九号院后,得知单位曾派人到学校去。单位派去两位同志,一位是人事处陈处长,一位是研究室六组郏启新处长。他们在学校向老师询问了我的情况,也调看了档案材料。我上班不久,在餐厅吃饭时,他告诉我曾经去学校考察。郏启新后来是农研室六组组长,1990年后我们一起来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住同一栋宿舍楼。不久前,我们一起闲聊,他还说起当年去学校的情形。

当时,我们进入九号院工作的1978级毕业生有十来人。这样的成批进入,有一个高层的决策背景。1982311日,中央办公厅致函国家计委主任宋平和国务院人事局局长焦善民,函件中说:“2 25日书记处会议一致同意,用几年时间,从农村插队考上大学已经毕业和即将毕业、愿意今后长期从事农村发展调查研究的部分青年中,选择一二百以至二三百人,分配到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有关农村研究机构、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的农业机构、农业部以及商业部的农村商业机构等单位,从各个侧面相互配合,共同对农村各方面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建议。今后大学生的分配,要优先考虑到这一重点。”这个函件后边,还列出胡耀邦、万里等与会人员名单。在这种背景下,我的情况恰恰契合了这个要求。于是,我得以走进九号院。

屈指算来,从1982年夏天进入九号院,到1998年秋天离开九号院,凡十六年。这期间,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时期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时期,各为八年。曾经的九号院,不仅属于我们的个人生活,而且属于那个特定时代的中国改革。

今年,是1978级学生入学四十年,毕业三十六年,很多同年都在作文纪念。大学毕业以来,经历了很多事情。在我看来,已经走过的道路,成为确定的个人生活史,统统可以理解为宿命。生活的遭际, 不论如愿而成,还是事与愿违,其实都可采取孟子的态度:“莫非命也,顺受其正。”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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