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聪玲
推动深度贫困地区“ 脱真贫”“真脱贫”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核心任务。在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下，我国城乡间发展不平衡问题十分突出，长期来看，推动城乡间双向互动和融合发展，带动乡村地区全面振兴，任重道远。
在农旅融合基础上叠加交旅融合，带动城乡交流互动
（一）乡村旅游推动乡村地区快速发展，成为重要的扶贫手段和富民工程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内旅游快速兴起，旅游在带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贫困人口就业、贫困地区文化和生态保护方面作用巨大，旅游扶贫因起步门槛低、群众参与度高、弱势群体就业带动力强、社会文化效益突出而成为多个地方政府重要的抓手。从世界范围来看，旅游对贫困地区发展的良好效应也不容忽视，自上世纪90年代英国国际发展局（DFID）提出“有利于贫困人口的旅游”（Pro-poor tourism，简称PPT）概念，旅游扶贫迅速成为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实践热点。
近20年来，国内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就是这一实践的典型结果。城市旅游者在乡村地区的直接消费、间接消费以及诱导性消费涉及工业、农业、服务业等多个部门，消费的关联性强，乘数效应明显。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开发，获得了切实的好处，乡村地区农民拓宽了收入渠道，实现了收入显著的提升。2017 年，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游客达25亿人次，旅游消费规模超过1.4万亿元，乡村旅游成为扶贫和富民的重要渠道。采摘园、农家乐、民宿、乡村度假、休闲农庄等新业态层出不穷，各种“公司+集体+农户”的合作开发模式不断涌现。
纵观近20年乡村旅游发展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新业态和新模式两个方面。其一，农旅不断融合实现了乡村业态的丰富化。面对国内蓬勃兴起的旅游休闲需求，旅游资源和农业资源、旅游产品和农业产品、旅游市场同农业市场出现了重叠，因而旅游和农业的融合步伐加速，基于乡村环境、土特产品、农业生产活动、农村生活场景迅速催生了一系列新业态，为乡村经济增添了活力。其二，农民参与的新模式拓宽了农民收入来源。“公司+集体+农户”等农民参与旅游开发的模式，吸纳农村劳动力参与旅游开发，涌现了成都郫县农家乐、五朵金花、贵州西江苗寨等一系列典型模式。
但其发展也存在很多不足，例如各地乡村旅游新业态、新模式还存在单极发展、冷热不均、散点开花、产品雷同、模式单一等问题， 一方面这些涌现的新业态、新模式还都相对零散地存在于不同的乡村地区，每个地区都有一两个发展好的典型，但尚未形成乡村旅游整体性、系统性的网络化架构和布局， 当然也就很难带动乡村地区的全面振兴。另一方面，以农旅融合为重点的产业扶贫，其作用更多被限定在收入提升层面，而忽视了乡村对城市消费群体的产品价值、环境价值、居住价值、情感价值等多重价值挖掘，忽视了旅游在沟通城乡、实现人员双向流动、缩短观念差距、促进城乡要素流动、实现国内市场融合方面的更深层功能。
（二）在农旅融合基础上叠加交旅融合，以旅游为桥梁带动城乡交流和互动
新时期，旅游业要在乡村全面振兴中发挥作用，需要有全局化的视野、系统化的规划和前瞻性的布局。而交旅融合无疑是当前一个有效的突破口。俗话说：“要想富， 先修路”。我国乡村地区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国内消费的主流市场在大中城市，而乡村地区远离消费市场，长期以来交通不便、人员流动少、信息不畅，致使观念落后、技能缺乏，致富无门，从而导致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落后，陷入系统性贫困。在城市和乡村发展上，呈现出区域经济常见的“核心—边缘”发展模式，核心地区快速发展，边缘地区持续贫困同时存在。
1.交旅融合是突破“核心-边缘”发展模式的有效途径
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理论认为市场邻近性（ M a r k e t A c c e s s i b i l i t y ） 是导致经济形成核心— 边缘格局的主要因素（Krugman，1991）。乡村地区要实现全面发展，就要打破“核心— 边缘”的发展模式，变后排为前排，实现跨越式、突破式发展。我国“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多位于多省交界的边远地区，这些地区的发展，不仅需要通过旅游产业扶贫，促进农旅融合、文旅融合带来新业态，激发经济活力，更为紧迫的是，需要通过交通改善，缩短贫困乡村到国内市场的距离，而交旅融合就是促进乡村路网形成、通过旅游人群的示范效应，把乡村链接到国内消费大市场的有效途径。
2.交旅融合是激活各类乡村资源的现实通道
过去二十年乡村旅游的发展， 已经形成了多个农业观光园、采摘园、休闲农庄、市民农园、农家乐、乡村营地、古村镇等旅游目的地。当前，推动乡村地区开发和保护的各类措施更是层出不穷，如特色小镇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田园综合体建设、古村镇开发、乡村养老、乡村民宿、古道申遗等，乡村的怀旧价值、文化价值、养老价值等多重价值亟待发掘，但是这些位于不同地区的目的地，像一盘散落的珍珠，需要体系化的乡村交通网络来串联，才能够形成个性化、主题化、特色化的乡村旅游产品，也才能激发出既有产品的更大价值，也才能将乡村资源开发导向深入。
3.交旅融合是对接国内消费市场的起点
当前我国消费升级趋势明显， 养老、健康、旅游、绿色消费等领域成为消费升级的重点。随着小汽车和休闲潮流的交织作用，自助式旅游大行其道，自驾车旅游方兴未艾，户外运动、低空旅游、房车、露营等新兴的旅居一体生活方式备受青睐。2016年，我国自驾车游客占国内旅游出游人次的59.5%，达到26.2亿人次。旅游者的流动性前所未有的增强，“后备箱”经济效应突出。2017年3月出台的《关于促进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24号文件），提出构建“快进慢游”的交通网络。当前，以高铁、城铁、民航等为依托的“快进”系统基本成型，“慢游”系统将主要在乡村地区展开，慢游系统可以引导自驾旅游者流进来，通过“后备箱工程”实施，实现乡村农产品、特色产品、绿色产品运出去。第一， 可以实现旅游需求和旅游供给的有效衔接；第二，可以部分地解决乡村产品物流运输问题；第三，通过旅游活动精准锁定城市中产消费群体，把旅游低频消费转化为旅游者返回后的日常高频消费，从而让旅游活动成为沟通城乡市场的起点。
深化交旅融合，带动乡村全面振兴
1 . 完善乡村旅游公路网络建设，打通乡村地区交通微循环。我国大中城市城铁、高铁、航空等立体化的交通网络不断发展，城市间高铁、高速路网快速成型。2017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2.7万公里，其中高铁2.5万公里，占世界高铁总量的66.3%。到2020年， 全国铁路营业里程将达15万公里左右，基本覆盖20万人口以上城市， 其中高铁3万公里左右，覆盖80%以上的大城市。但乡村地区则主要以国道、省道、高等级公路和乡村公路等公路交通网络为主，以汽车为主要交通工具。要加强乡村路网建设，依托现有国道、省道的导流能力，重点规划建设乡村公路、旅游公路、绿道、景观道等，引导游客进入深度贫困地区的村镇。对内打通区域流通的微循环，对外实现同全国大交通网络的连接。同时，要合理规划公路网络节点，与当地旅游资源相结合，形成相对合理，能够满足休闲客流需求的交通枢纽、集散中心、休憩驿站、观景点、观景台、购物、餐饮等多种设施，提升公路服务能力，改善交通的服务效率和服务水平，提升道路对沿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提升乡村地区的可进入性和便利性。
2.打造国家级精品文化线路和风景廊道，带动乡村地区融入区域发展。随着我国长江经济带、京津冀等区域发展战略实施，区域联动发展态势日益形成。一些跨区域的公路旅游线路也深受市场喜爱，这些线路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和市场消费基础，例如318国道川藏线、青藏线、丝绸之路河西走廊线、青海环线、沿黄河自驾线路等。这些线路连接着重点城市和边远乡村，辐射带动我国绝大部分“三区三州”贫困地区。同时，这些线路文化底蕴丰厚，多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覆盖了长江、黄河母亲河的源头，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垄断性的历史文化价值，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遗产。围绕现有历史遗存，需要对遗产进行活化开发、形成历史文化主题线路，既是弘扬中华文明优秀传统，又可以带动西部贫困地区发展。此外，重视开发古道驿道，形成区域型线路。例如茶马古道、南丝绸之路、沿黄河观光公路、甘南自驾线路、环青海线路等。区域型线路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形成国际大通道的一部分，这些区域型线路开发，将使得边远乡村地区发展融入区域发展战略和国际合作计划，变经济发展的落后地区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这将为西部贫困地区发展带来更多的政策红利和投资关注。
3.规划布局，投资引导，形成乡村地区交旅融合发展的新产业体系。我国深度贫困乡村多处于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不发达、基础设施较差、公共服务短缺。这就要求在引导产业体系形成的过程中要考虑到成本，形成一套替代性的办法。例如建立起绿色产业体系、非标准住宿体系、基于汽车交通的餐饮体系、汽车救援保障体系等。交通完善是推动地区发展的第一步，紧接着要推动交通与旅游的融合发展，带动自驾游、露营、汽车消费、户外娱乐等大户外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些旅游休闲活动，推动当地产品和产业提升。由于西部地区地广人稀、生态脆弱、自然条件较差，在形成具有一定接待能力的产业体系方面，不能照搬照抄东中部人口密集地区的模式。单纯的私人投资模式并不适用，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专用性设施建设方面， 要多引进PPP模式，公私合营推动发展。例如甘肃、青海、云南等多省都提出了汽车营地建设规划，但营地建设在国外多属于公益性投资项目，特别是一些自然条件较差、客流较少的地区，营地建设很难盈利，但如果形成营地网络又对地区发展意义重大，这样的项目就需要政府的引导性投资，来撬动社会资本。同时，在西部地区生态脆弱，在交旅融合发展的产业方面，则更需要政府引导新能源汽车租赁、节水厕所、垃圾处理装置等绿色产业进驻，带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同时减小生态环境代价。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