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云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一场伟大社会革命。我有幸全程参与其中。1984年，风华正茂的我，24岁出任一家省属国营企业厂长。可能缺少经商细胞，30岁出头时我毅然辞去厂长之职，走进公务员行列。记得我刚到省发改委部门报到时，时任发改委研究所所长吴敏一告诉我：“改革是发改委这块土地上生长得最好的庄稼。”
这句很有诗意的话，让当时的我真的以为一下子进了天堂。没几年，后转任温州市副市长的吴敏一也辞职下海，成为轰动全国的一个事件。如今20来年下来，可能他只懂得机关工作的一套，换了10 多个岗位，都不如意。2017年发改所成立35周年，我碰上已经60 岁开外、满头白发但始终剪着小平头的吴敏一，他仍坚守着公务员的形象。
在这里，我把吴敏一几十年前送给我的话，加了一句还给他： “改革是发改委这块土地上生长得最好的庄稼，我们不是收获者，仅是这块土地上的庄稼汉。”这些年来，对发展改革工作，让我体会最深的是，改革真的重要，改革真的太难，改革真的没有完成时。
一
改革开放的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立近30年，我们的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既取得了诸多成就，也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但总的看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应是水到渠成、大势所趋、国情所迫、国运所系、民情所需。
拿我来说，出生在杭州萧山， 父母都是南下干部，与无数农村孩子比较，我生活在一个能吃商品粮的家庭。但我是在苏北爷爷奶奶身边长大，因为小学初中高中都在家门口，这使得我们成为中国第一代留守儿童。中国有句俗语：“宁死当官的爹，不死讨饭的娘”，这就是说有妈的孩子是个宝，没妈的孩子是根草。加之，那时改革开放前， 苏北经济还比较落后，社会上称那里的人叫“苏北佬”，带有明显的歧视。
我五岁上小学，又是外地人， 当地人称我们是“江南蛮子”，这也是一种歧视性称呼。记得我上一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与同学为“江南蛮子”发生争执，开始动口，接着动手，后来动武，对方用砖头把我的头打破，满头是血，没有去医院，回家奶奶找了一块长毛巾简单包扎了一下。同学是我的邻居，他妈妈知道我被打伤后，忙煎了一个荷包蛋送来，说是为我流血补下身子。当时，我一大口就将荷包蛋吃光，又用嘴把碗里油添得干干净净。
这是我到苏北第一次吃到这个东西，待同学家长离开后，我问奶奶，刚才我吃的叫什么？还十分好奇说：“世上怎么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如果头打破了才能吃到，我愿意天天让人将头打开花！”奶奶听到这里，抱住我放声大哭，感到亏待了孙子。同志们，这就是改革开放前，我的真实生活状况。可以说，毛主席解放了全中国，但他没有让全囯人民富起来……说起改革开放之前的事儿，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窘事。可见中国不能再等待了，必须要进行一场改革。
说到这里，不得不说一个人。此人是香港张五常，一个颇有争议的经济学家，许多人骂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但面对中国改革开放，他还是说了一句良心话： “我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写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那么多的系列条件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
二
改革开放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怎么开放，怎么改革，从哪开放，从哪改革，既需要高屋建瓴的设计师发号施令，正确指导，更需要有各方的精密组织和行动。
1995至1998年，我作为全国首批援藏干部，在无人区遇见两件事：第一件事，浙江对口支援的藏北无人区的申扎县，要建一个小型水电站，那是我到藏北的第二个月，这时从河南省副省长转岗到武警水电总部任政委的刘源少将（刘少奇之子）想要争取这个项目来施工，就让我带他到项目现场踏看。因为这个项目现场在无人区，我也没去过。加之，往县里没有公路， 人能走的地方就叫路。所以匆匆让申扎县的尼扎县长赶到那曲镇为我们带路，我与县长一辆车，刘源一辆武警车。早晨五点上路，晚上11点左右，县长的车突然瞎灯熄火，只见刘源的车擦肩而过。后来车修好，我与县长赶到申扎县城已是凌晨，因县城没有招待所，县长把我带到他家，从床上赶走她的媳妇，让我睡在他们的床上。而这时刘源车还没有到，尼扎县长知道情况不妙，马上带领全县在家的两三部车，到无人区去找刘源。大家知道，藏北那片无人区有40多万平方米，找一个人可谓是大海捞针。直到第六天，刘源在无人区碰见一个会讲藏文的牧民，请他把车带出了无人区。人们可能欲问，这几天刘源是如何挺过来的，我也不知道。高原出差，通常随车会带一些干粮汽油，如果粮油耗尽，在那个信号盲区，你的官再大，也许谁也保护不了你。
第二件事， 是我到藏北牧区走访牧民。那次，在无人区方圆几十里地，仅见到草场上唯一有一顶帐篷，我们走了过去。进去一看家徒四壁，主人躺在牛粪堆上病入膏肓。家中有5个小孩因没有衣服穿， 只能躺在几张羊皮下。见状我马上从口袋掏出几百块钱，主人老婆对我用藏语说：“兔节节！”（汉语就是“谢谢”的意思）不肯收钱。我以为她嫌钞票少，忙让司机上车取来我的公文包，将里面一千多块钱全掏给了她。这女人还是说： “兔节节！”不肯收钱。这下我蒙住了，随行翻译告诉我，在一望无边的无人区中，找不到一家商店， 这时钱再多也只是草纸一刀。
我说这两个故事，就是想说明一个问题，一个共产党人只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不行的，还得有与人民需要相匹配的服务本领和水平。这个水平，对刘源少将来说， 至少让无人区不要是盲区，可以通信联络或定位；对牧民来说，有钱可以买到东西。这从另一个方面是不是呼唤我们必须加快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让老百姓从改革中有获得感？
这也许回答了中国的改革为什么从农村突破。实际上中国改革就是从农村首先开始的，1978年前实行20年的人民公社制度，把农民牢牢地拴在了土地上，大锅饭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后的1978年12月24日晚，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聚在一盏煤油灯下， 在分田到户实行包干的协议上按下了红色手印。这份存放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承包契约，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枪”。农村改革突破的另一方面，就是乡镇企业在农村的崛起。江苏华西村，天津大邱庄，河南的刘庄、南街村和竹林，都是农村改革的先锋和发展乡镇企业的典范。
美丽中国建设，也是从农村开始的，正当改革开放高速发展， 环境保护问题凸显，这个时候，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安吉县余村提出了著名的“两山”理论。他们不搞住宅的集中连片和建设高楼，不破坏传统的农村文化，而是在原先村落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和美化，烂水沟变成了清澈的溪流， 臭水坑变成了绿树围绕的荷花塘， 房顶美化了，墙壁刷新了，村上设置了就业指导服务联络站，设置了图书馆、活动广场和医院。云白天蓝，百姓有了十分满意的改革获得感。毋庸置疑，改革开放引领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飞跃，这里我还想要增加一句话，这是中华民族初心的发现：孙中山让我们醒过来（睡狮），毛泽东让我们站起来（建国），邓小平让我们富起来（富国），习近平让我们强起来（强国）。
三
习总书记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已经进入施工的高峰期，必须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多推有利于增添发展动力的改革，多推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改革，多推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改革，多推有利于调动广大干部积极性的改革。这四个有利于实际上是40年改革积累的宝贵经验。
记得那是1999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结束，时任国家发改委主任曾培炎被我当时执笔的一个《浙江民间投资问题研究》课题吸引到浙江调研。这里我为什么说是吸引呢？因为那时谁都不敢说搞民营经济，只能以民间投资来含沙射影，即便这样也是要冒风险的。既然浙江抢先全国提出这个问题， 国家发改委主任怎么不敏感呢？ 我见到曾培炎时就说：“主任你来迟了！”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召开，全年工作这个时候已经全部作了部署，所以我说这事迟了。曾培炎得知我的意思，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张， 我一下子还没看透。”我知道主任的苦衷，所以努力为他在浙江调研选好点。
那天是在台州地区调研民间投资问题，请来了吉利集团老总李书福、泰隆银行董事长王钧等企业家。在座谈会上说到要造汽车， 曾培炎知道李书福是汽车狂人， “什么两张沙发加四个轮子”时， 就不客气地说：“李书福你从现在起别造什么汽车，你还是做你的老本行。我是学机械出身的，汽车是要讲规模经济的。”大主任这么一讲，顿时会场鸦雀无声，大家沉默许久后，李书福从座位上站起来， 说了一句十分经典的话：“ 曾主任，你给我一次失败的机会吧！” 这时会场又僵了许久。
说到泰隆银行，因为作为纯民资组建的银行，资金周转不多， 这时曾培炎提出来：“ 国家再注入一笔资金给你民间银行，行不行？”泰隆董事长王钧马上站起身，斩钉截铁地说：“国家的钱， 我一分都不要！”这时大家都很纳闷，接着王钧解释说：“一是我的放贷没有国家银行那么多手续，平时对这些企业诚信了如指掌，贷与不贷心里早已有谱；二是我的银行没有休息天，企业半夜三更来银行要钱，我仍得为他服务，而国有银行就不允许这么干了；三是最关键的，拿了国家的钱，我这个董事长就可能失去了话语权。”这么一说大家释然。
这次调研之后不久，没记错的话，在2000年1月8日曾培炎代表中央政府，首次向社会表态：要大力支持民间投资，发挥民间投资在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作用……这向我们提出了改革开放必须允许大胆探索和创新，同时，要学会渐进式改革，其关键就是最大限度调动地方、企业和群众的积极性，尊重和保护改革的首创精神，支持和保护广大干部群众满腔热情地投身到改革事业，鼓励和保护理论工作者对改革理论和实践的总结，也支持和保护企业家等新的社会阶层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的作用。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40年来， 中国经济社会的确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到2010年，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人们都在猜测，什么时候中国经济的总量会超过美国？ 今天我不想回答人们这一问题。但我这里还有一条微笑曲线，这是英国经济学家麦迪逊对中国占世界GDP总量的分析：1800年占32.9%， 1840年占29%，1945年占4%，1978 年占4.9%，2016年占15%。怎样让这条曲线两头一样强大起来，成为一条真正的微笑曲线？可见，新时代我们改革任重道远，改革任务纷繁复杂，包括方方面面，要处理好全面深化改革和突出改革重点的关系，必须以重点改革突破带动面上改革。
最后我还要送大家一句话：对改革开放工作，既要埋头干活，还要登高望远；既要政治过硬，还要本领高强；既要改革社会，还要改革自己。相信只有这样，我们就会大胆改革、勇于改革，就像一首诗给我们所描绘的：走着走着，花就开了。不必讨好所有的人，正如不必铭记所有的昨天。时光如雨，我们都是雨中行走的人，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把伞，大胆往前走！
作者单位：浙江省发改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