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哪些盛世

历史上有哪些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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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回顾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既有离乱悲苦,也有盛世荣光,中华文明之火之所以延续不灭,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盛世、治世不断涌现,连缀起数千年的民族发展史和文明史。那么,达到了哪些标准才能称得上是中国古代的盛世呢?

政治稳定

所谓盛世,是指在较长时间里保持政权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科技和文化发达的历史时期,它与乱世相反,乱世意味着国家的羸弱、外族的欺凌和人民的离难。

一般认为,汉武帝统治时期(前141年―前87年)、唐玄宗开元时期(713年—741年)和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3位皇帝在位时期(1662年—1795年)中国封建王朝达到了最强盛的阶段,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它们拥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国家内外部形势稳定,治国者坚强有力。

汉武帝刘彻16岁登基,为强化权力运行效率,他在既有朝廷架构外再设中朝,在地方设置刺史, 消除了以往权力运行中的掣肘和低效,保证了中央号令的统一和施政措施的贯彻执行。

唐玄宗李隆基继位后“革中宗弊政”,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控制皇族权力泛滥,安定皇储,避免皇室内部再出祸乱,通过一些先发制人的措施消除了政治上的隐患, 同时“抑权悻、爱爵赏、纳谏净、却贡献、礼大臣”,进一步调整统治关系,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同时不断强化中央集权。

康雍乾时期不断加强权力的集中统一,南书房、军机处等机构相继设立,成为最高决策机关, 提高了决策效率,使中国封建王朝的君主专制体制达到了新高峰, 客观上保证了国家行政执行力的提升,使封建政权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了稳定。

《韩非子》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对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来说,要克服诸多困难和挑战,实现稳定繁荣,就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这是战胜困难、不断实现发展和突破的根本前提。

国家统一

除了政治稳定,国家统一也是中国历代政治家们的共识和最高追求之一。统一未必就是盛世,但要成为盛世,国家必须统一。

汉朝初年,由于国力有限,疆域面积一度小于之前的秦朝,边疆的许多地方都脱离了汉朝的实际控制。汉武帝继位后,远征匈奴,开拓西北、西南和闽南,不仅恢复了秦朝曾经拥有过的疆域,还把匈奴控制的漠南地区以及河西走廊并入汉朝的版图。

唐朝初年向西北、东北地区不断拓展,设立了一些边疆都护府, 但之后由于政局不稳,边疆地区陷入动荡。唐玄宗继位后收复了辽东地区的营州、西北地区的碎叶等地,迫使长城以北的回纥等少数部族主动放弃了独立称号重归唐朝版图,安北都护府等重新得以设置, 丝绸之路得以恢复,疆域又超过了之前的汉朝。

康雍乾三帝在位期间境内叛乱不断,国家多次面临分裂的危险,康雍乾三帝先后平定了三藩之乱、准噶尔之乱、大小和卓木之乱及大小金川之乱等,收复了台湾, 抗击了沙俄入侵,使疆域较之前的明朝有明显扩大,奠定了近代中国的版图。

“三大盛世”期间,国家统一、边疆稳固,国防力量和国防建设都较之前达到了新的高度,既维护了民族尊严和领土完整,也为各项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经济发展

盛世的开创者都深谙“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道理,所以在位期间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汉武帝在位期间大力兴修水利,鼓励移民屯耕,在发展农业的同时,还实行盐铁官营,推出“均输”“平准”等措施,不断强化政府对经济的调控能力,先后6 次改革币制以稳定金融,这些措施使国家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强, 《史记》称“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

唐玄宗在位期间致力于开垦土地,推广水利技术,发展手工业,这一时期的经济也达到了新的繁荣,杜甫写诗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就是盛世繁荣的生动写照。

康雍乾三帝在位期间,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等都得到了全面发展,朝廷财政收入常年保持在6000万两左右,国库有近亿两存银。经济发展还体现在人口增长上,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全国人口突破1.5亿大关,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又突破3亿人大关, 约占当时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

尽管缺乏具体统计数据,但一般公认的是中国在“三大盛世”期间都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GDP总量都位居世界第一。同时,经济繁荣也惠及百姓生活, 汉武帝在位期间一直实行“三十税一”的低税率,唐玄宗在位期间国家税收政策更注重公平与合理,通过“检田括户”等政策打击豪强地主偷逃税收的行为,减轻了广大百姓的负担,康雍乾三帝在位期间5 次大规模蠲免全国钱粮,总数高达3亿两。

吏治清明

《韩非子》中说“明主治吏不治民”,官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如何对盛世开创也起着重要作用。开创盛世绝非一人之功,既靠全体人民的共同奋斗,也要靠成千上万的官员去合力实现。

汉武帝重视贤良方正的察举, 要求各级在任官员必须向朝廷荐举人才,不举荐的受罚,荐举失当的也受罚,晁错、董仲舒等都是通过察举制度脱颖而出的。

唐玄宗以善于识才著称,他提拔了姚崇、宋憬等宰相,又推行京官与地方官的交流制度,重视县官队伍建设,经常亲自出题对县官进行考核,这些措施提高了基层官吏队伍的素质。

康雍乾三帝在位期间千方百计为国揽才,同时狠抓吏治,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官员考核,考核中“不在踵袭繁文,多立名色”而在于务实,考核的标准有“四格八法”, 除上级考核下级,还通过官员自陈、言官纠劾以及密陈检举等途径品察官员优劣。

盛世的开创者还注意重典治吏、重典治弊,汉武帝强化了监察体制建设,创立了刺史巡查制度,刺史按照“六条问事”代表朝廷对地方行使监察权,在反腐方面更不遗余力,李蔡、庄青翟、赵周等是汉武帝的丞相,一旦涉贪也毫不留情,一律严查严办。唐玄宗大力整顿中央各衙署,限制进士科及第的人数,以减少冗官的出现, 对武则天以来增添的一些无用职位全部裁撤,既节省了财政支出,又提高了行政效率。康熙“恨贪官污吏,更过于噶尔丹”,曾亲手处理过一批大案要案,雍正继位之初即连下十几道谕旨整顿吏治,惩治腐败,乾隆反腐力度不减,以乾隆四十六年(17 81年)甘肃冒赈贪污案为例,一个案子就有56 名官员被处死,包括二品以上的大员3名。

高效且廉洁的官员队伍才能打硬仗,抓官员选拔以提高其素质, 抓廉洁自律以提高其品质,双管齐下,为干事谋事提供了人员保障。

影响广泛

发达的文化科技也是国家实力的重要体现,相对于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文化科技方面的实力具有更强的渗透力和更持续的影响力。

汉武帝创建了太学、乡学,为封建时代的教育体制框定了基本架构。他还改进历法、创办乐府,推动文化艺术发展耧犁等农耕技术以及冶铁、凿井、丝织、漆器等方面的技术也得到突破。

唐玄宗时期科技、文化更为发达,制造了黄道游仪,科学家们首次测量了地球子午线的长度,改进了曲辕犁、筒车等耕作和灌溉工具,在文学方面的成就更有目共睹,李白、杜甫、王维、高适﹑岑参等都主要生活在开元时代。

康雍乾三帝在位期间虽属中国封建王朝的尾声,但科技文化依然增色不少,《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文化盛典同时涌现,还诞生了《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杰出的文学巨作。

盛世时期,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空前提高。汉武帝派使者出使了波斯、印度、安息属国以及当时附属于罗马的埃及亚历山大城等地,加强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交流,中国使者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普遍受到隆重接待,到安息时曾受到当地2万多人的盛大欢迎。盛唐时期,日本派来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科技文化,波斯、大食等国的商人纷纷来中国经商,在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大都市里,各种肤色的商人穿着不同的服装、操着不同语言来来往往。当时和唐朝交好的国家有70多个。康雍乾三帝在位时期,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制度进一步强化,朝鲜、琉球、安南、暹罗、廓尔喀、哲孟雄、哈萨克、苏禄等国纷纷前来朝贡,形成了庞大的宗藩体系,清朝的宗主国地位得到周边许多国家的承认和尊重。

盛世之所以难得,是因为只有同时具备了以上多种条件才能称为盛世。中国历史上还有许多治世,也就是那些虽不如盛世繁荣强盛但也政治相对清明、阶级矛盾相对缓和、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社会秩序相对安定的时期,如西周的“成康之治”、西汉的“文景之治”、东汉的“光武中兴”、南北朝的“永明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宋代的“仁宗之治”以及明代的“永乐之治”等,它们就是因为在某些方面出现了欠缺而未能达到盛世的标准。

乱世导致国家分裂,中断文明进程,而盛世、治世又会将裂隙缝补弥合、将伤痛抚慰熨平,正是因为有这些盛世和治世的交替出现, 中华文明才能历经数千年而生生不息,成为世界几大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延续至今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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