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奕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重构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 转型升级的关键在于以创新驱动发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新的发展阶段，依托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增长效率提升，必须厘清两个问题，一是经济服务化的持续推进，会使得经济增长减速、拖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吗？二是推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是什么？
对经济服务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悖论的认识
第一个问题的理论基础是鲍莫尔成本病。Fuchs（1968）的研究表明，除某些服务行业之外，从劳动力投入以及生产要素总投入的单位产值看，服务业生产率的变化率在三大产业中是最低的，由此， 服务业在生产率提高方面被长期看作是病态行业。服务业的人力资本增长较慢，制造业的劳动力素质提高明显快于服务业；随着服务部门占经济比重的上升，制造业和服务业增长的不平衡将最终导致资源向“发展迟滞”的服务业重新分配， 从而减缓整体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一些针对发达经济体的早期研究也证实了鲍莫尔弊病的存在，如Schreyer（2001）对1961—1973年和1974—1992年OECD国家的研究显示，这些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由3.25%下降为1.09%，同期劳动生产率则从4.41%下降到1.81%；随着服务业比重的上升，美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也从1954-1973年的1.3%下降到了1979—1993年的0.7% （Hornstein and Krusell，1996）。
虽然鲍莫尔成本病是个广为人知的老问题，但近年来围绕我国服务业生产率高低的测度及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争论特别多。传统上认为，服务业具有无形性、同步性、不可储存、不可贸易等特征，导致其无规模经济、技术含量低、生产率提高缓慢；特别是2008年以来， 我国制造业比重趋势下降，加之高技术服务业供给不足、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充分等原因，使得我国服务业生产率显著低于制造业，导致学界对在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继续鼓励服务业发展产生了怀疑；一些研究甚至建议，为避免结构性减速，需要放慢经济服务化进程。在贯彻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的背景下，厘清对经济服务化导致经济增速减慢的误解，正确认识服务业增长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显得格外重要且必要。
一方面，服务业作为生产和销售服务产品的部门的集合，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行业构成庞杂，既包括传统的“纯劳动型”服务业， 也包括资金、设备、技术高度密集的服务业，更包括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正因行业间异质性很强，鲍莫尔弊病必须区分开来看。在不少服务行业中，特别是对于依托手工技艺、难以实现标准化大规模生产、递送过程强烈依赖于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之间面对面接触的服务行业而言，生产率确实存在着上涨缓慢甚至停滞的问题，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会直接传递为服务价格的上涨。此时，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上升确实不是服务量的实质增长，而只是价格上升相对较快的结果。然而，随着技术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大部分服务行业具备了技术含量高、规模经济显著、劳动生产率提高快的特点。相关研究表明，服务业对计算机相关活动的投资是制造业的三倍（Gadrey 和Gallouj，2002），这也使得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在信息技术浪潮中受益最多的行业；近年来服务业领域新行业、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也印证了这点。Buera and Kaboski（2012） 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的文章显示，如果将1950—2000年美国现价服务业增加值分解为服务业相对价格和平减过的服务业相对数量，两方面均显示出显著的增长趋势，也就是说，服务业既存在名义增长也存在真实增长；而且，高技能服务业增加值占整个服务业的比例显著增长，低技能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则趋势下降。
另一方面，鲍莫尔成本病的适用性和正确性也值得商榷。首先， 鲍莫尔成本病部分源于界定和度量方法导致的服务业产出和生产率被低估，现有的度量方法在反映服务业质量改进、消费者满意程度方面是无力的。比如医疗技术的进步并不能节省多少时间，21世纪的医生在治愈某一病症方面可能并不比几百年前的医生花费更短的时间，但却能用更好的服务手段挽救生命并给予病人更好的服务体验，这部分生产率增长在现有的统计体系中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出来。其次，现有的统计体系无法真实反映服务业对其他经济部门的贡献。奥尔顿定理指出，在鲍莫尔成本病模型中， 如果生产率停滞的服务部门为高生产率行业提供中间产品，则生产要素从高生产率部门向低生产率部门的转移，最终将提升整体经济的生产率水平（Oulton,1999）。由此，认识服务业的生产率变化，应区分作为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服务。对于最终产品而言，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生产率降低的作用可能确实存在，但对于构成服务业部门劳动力增长主要来源的中间服务业， 劳动力向服务业的转移比劳动力滞留于饱和的制造业而形成隐性失业，更有助于整体生产率的提高。最后，以往关于服务业成本病的研究忽略了跨部门流动的劳动力与留在部门内部的劳动力之间生产率方面的差异，因而会低估服务业这样处于扩张过程中的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时高估制造业等就业份额萎缩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Young（2014）最近的研究指出，如果放松劳动力同质的假设， 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对就业份额的弹性为负值，工人进入服务业存在自选择效应；通过索洛余值法重新核算美国和其他18个OECD国家产业（Young（2014）将研究样本的产业分为服务业和商品业，包含农业） 的全要素生产率，结果显示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可能高于制造业；也就是说，服务业成本病是全要素生产率误测的结果。
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所以，促进中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就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在大力发展高技术服务业的同时，推动服务业与其他产业的跨界融合，鼓励科技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服务业，不断提升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具体来讲，高质量发展阶段， 服务业发展的潜力在于产业融合、服务创新和传统服务业转型升级三个方面。
1.产业融合。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工作内涵具有了越来越多的相似性。随着智能制造不断发展和企业对价值共创的日益重视，制造企业中越来越多岗位并不直接参加生产活动，而是为制造过程提供服务，包括管理、商业和金融业务、销售相关、行政支持、法律及会计、计算机和数学相关服务、研发设计和工程技术等岗位；2012年，美国制造企业中从事生产性服务业岗位的大约占到1/3，在计算机及电器相关行业，这个比例更高；技术进步已经使得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产业界限日益模糊。加之我国制造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现象较为严重， 部分生产性服务在制造企业内部自我循环，未能剥离出来成为社会性的服务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就更为普遍。而且，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技术方面， 也会通过二者的良性互动对制造业企业的管理组织创新和市场创新产生重要影响。英国、美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占主导的产业结构，抑制了先进制造业在本土的发展，所以提出再工业化；促进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跃升，更应重视二三产融合发展，强调服务业对制造业生产率提升作用的发挥。一方面，应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依托， 推动高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农业的跨领域、跨行业融合，引导生产领域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变革，大力推进产业互联网发展，促进生产方式创新。另一方面，应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跨界融合，引导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制造化、服务外包、定制生产等模式驱动的全产业链制造业创新。
2.服务创新。把握新技术向新服务转化的大趋势，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市场需求为核心打造价值链，从技术维度的单一创新转向以“新行业、新业态、新模式”为代表的服务集成创新。着力推动服务理念、商业模式和服务技术创新，培育服务创新主体，将科技创新成果真正落到服务业发展上。
推进技术手段创新，带动服务方式革新和服务内涵提升。以新市场需求为依托，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服务领域的创新应用为基础，推动创意设计、网络视听、数字娱乐、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知识产权服务、人力资源服务、征信服务、检验检测、精准营销、远程医疗、智慧社区等引发产业体系变革的新兴服务行业迅速成长，创造更高的服务价值，推动服务与技术的深度融合和迭代创新。
推动服务理念创新，大力发展供应链管理、企业流程再造和精益服务，加快由单一服务环节向提供全过程服务转变，由提供一般服务向多层次、综合性服务转变。打破垂直分布的产业链及价值链，推动交叉领域多点突破、融合互动和跨界发展，鼓励通过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并购整合、跨界应用、异业联盟、集成创新、迭代平移等方式，实现服务要素的重新高效组合和协同创新。以培育网络化、智能化、协同化的服务新业态为抓手， 鼓励传统服务领域通过产业链整合、供应链集成、价值链提升及生态链维护，衍生叠加出新的服务环节和服务活动，推动协同设计、众包、众筹、解决方案、需求管理、系统流程服务、生命周期管理等生产性服务新业态的发展。
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引导企业科学细分需求市场，积极开拓个性化的专业服务产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鼓励服务企业开展体验式消费服务、群体共享式消费服务、个性需求定制服务，推动形成多层次、多形式的服务市场；支持发展综合型、特色型服务在线平台，全方位提升服务能力和用户体验。鼓励生活性服务企业利用闲置资源， 依托已有电商平台或自有服务平台，积极开展共享经济实践和线上线下融合创新。推进社会服务业创新发展，加快形成基于健康物联网和可穿戴设备的综合健康养老服务体系；创新教育服务模式，建设大规模智慧学习平台，推广慕课、虚拟大学等新型教育方式，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
培育服务创新主体，推动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引导服务企业依托先进科技以培育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为重点，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推进服务企业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支持服务企业利用高新技术优化组织结构、再造业务流程，构建敏捷型、学习型服务企业，提升市场竞争力。在整体解决方案、技术服务运营、内容提供和定制服务领域重点培育一批服务企业，带动服务业新领域的拓展和新业态的成长。支持服务企业建立客户大数据库，开展用户消费行为分析，推动服务企业利用微信、微博、客户端等建立营销体系，提升精准营销、精细服务水平。
3.传统服务业的转型升级。投入产出计算可知，目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投入占到70%， 对服务业投入比例较低，故此应重视传统服务业的提升改造，推动自身业态向产业链高端转移。高质量发展阶段，一方面，应在有条件对内对外放开服务业行政管制和市场垄断，稳步推进交通、医疗、金融、电信等服务领域市场化改革的同时，促进基于互联网的新服务技术与传统服务业的融合，创新服务方式、开拓新兴服务领域；另一方面，我国人口众多、人口密度大，满足服务业规模化发展的阈值条件，同发达国家相比，生活性服务业便利程度较高、发展具有较大潜力。应将提升网络渗透率、推动O2O等商业模式发展作为切入点， 改进生活服务业的提供方式，鼓励传统服务企业运用先进技术手段和现代组织方式提升服务能级。
推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第一，鼓励竞争、扩大开放， 努力引导服务业从模仿创新走向自主创新。目前我国的服务创新还处于模仿创新阶段，很少企业沉下来思考客户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大家更多做的是对市场上已有的东西举一反三、排列组合、模仿加创新。你共享单车，我就共享雨伞、共享篮球、共享一切；你秀场直播，我就旅游直播、电商直播、一切直播。这主要是源于投机和求稳的文化，抄市场上已经火的东西是成功率最高且最不容易出错的选择，而自己创新大概率会失败。当然也不能完全否定模仿创新，无论产品是否模仿甚至抄袭，通过不断强化服务，迭代功能，只要能给用户解决需求、带来好的体验效果就值得肯定；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目前的服务创新确实缺乏自主创新的基因。为加快微观层面的自主创新，首要的是促进服务业有序开放和适当竞争。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不足、竞争不充分，许多服务业仍属于垄断管制的部门， 竞争不足导致价格偏高、生产率低下；承诺开放的服务领域在现实中存在着不少的玻璃门、弹簧门。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应逐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的领域和范围，下一步的重点是进一步提高金融、商贸物流、专业服务业、文化体育、医疗服务等领域的开放力度，着力提升相关服务领域国际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应根据新的开放形势修订原有法律法规，填补教育、互联网金融、互联网医疗、电子支付等领域存在的法律空白。
第二，建立联盟、基地、基金、人才“四位一体”的创新机制，统筹服务创新资源，集聚创新合力。实施国家服务创新计划，积极支持服务企业围绕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开展协作，促进群体加速创新、消费者参与创新、分工与合作创新、基于商业生态的创新。鼓励服务企业与园区、高校、科研机构共建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创新型平台、新兴服务业创新中心；发展创新工场、开源社区、社会实验室等创新孵化平台。构建由龙头企业、中小企业、科研机构组成的创新联盟，培育创新团队和创新人才，构建服务创新生态圈。健全以企业为主体的协同创新机制，加快协同创新服务平台建设， 推动服务企业挖掘、吸引、融合及利用内外部创新资源，鼓励龙头企业利用创新大会提升协同创新能力。尊重企业家精神和服务企业及园区的探索实践，鼓励微创新、草根创新、共享式创新。
第三，围绕创新链配置公共资源，引导形成有利于服务业创新发展的环境。主动顺应新兴服务业的生命周期特点，创新政策支持方式，由设定鼓励领域和资金扶持转变为引导服务创新方向，引导资金应重点投向以企业化经营为主的公共服务平台。完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绩效考核、合作机构遴选等配套制度，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创新创业各个领域，拓宽创业投资资金供给渠道。在信息技术架构、融资、信用等方面为服务创新提供系统支撑，引导服务企业和合作高校使用“创新券”购买科研相关服务。建立跨部门、跨行业大数据协同机制，推进服务资源与服务数据联网共享；加强对新兴服务业统计制度的研究和实施，改进行业划分和经济统计方法，真实反映、科学评价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企业的经济社会贡献。围绕激发创新主体和创业人才的动力、活力和能力，推动简政放权，建立多维度人才评价标准，健全完善创新型人才市场化薪酬机制。培育支持创新创业的生态环境，打造包容开放的创新文化氛围。
第四，推动多利益相关方协同共治，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实现部门间资源共享、信息互通，推进跨部门跨行业主管部门的联合协同共治；充分发挥信用体系的约束作用、行业组织的自律作用和消费者组织及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推动社会共治。放宽融合性服务市场的行业准入，研究出台退二进三用地的配套政策，修正混合性功能用地规划限制等阻碍产业融合发展的规章制度；投资建设、回购、统租的创新型产业用房，坚持以租为主、租售并举的配置原则。为适应服务创新进一步发展的需要，鼓励充分竞争，应及时修订反垄断领域的法律法规，积极出台保护数据隐私及信息安全的措施。（参考文献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