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1978年高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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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凯

“文革”作为持续多年的政治运动,又分为若干小运动,在村里,这些小运动构成特定生活环境,规制了文化教育。对我来说, 因为这些运动而无法正常读书,受到的学校教育残缺不全;因为这些运动,也带来了特殊的读书机会, 否则难以考上大学。

1972年春天,我读小学四年级,村里来了工作队。工作队有六七个人,一位县委常委带队, 住在我家南房。工作队带了很多学习材料、书籍和文件,经常散乱地放在桌子上、炕上,初期是关于林彪事件的,如《关于粉碎林彪集团反革命政变斗争》系列材料,这些材料很有故事性,工作队内部经常闲谈议论。晚上,工作队经常把全村人召集起来传达文件。这种政治学习很严肃,缺席者还要补课。后来转为批林整风运动,联系农村政策,批判自留地和集市贸易,批“工分挂帅”“物质刺激”,割“资本主义尾巴”等。有村民偷偷进县城做小生意,居然被民兵抓回来,就地在村头开批斗会,会场上民兵身背钢枪,如临大敌。

1974年春,“批林批孔”兴起, 工作队的材料突然多了起来。不仅有中央下发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系列材料,还有很多辅导资料、图书,甚至漫画类小册子。“批儒评法”开展以后,还增加了一些古代文献资料,先秦居多,历代都有。这些材料在我家随处可见,可以随便翻看,只有妇联主任看的小说, 藏在枕头底下不让我动,警告我说,“这些书小孩子不能看”。

工作队有一位县委办公室王秘书,是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下雨天,或者他不愿意下地劳动时, 常常躺在炕上给我讲书,讲唐宋诗词,也讲《左传》,还讲过“儒法斗争史”。现在看来,这位秘书给我讲书,有时属兴之所至,需要有个人听他神侃;有时是有意为之, 也许是在练习演讲,因为他要出去做辅导报告。我听得半懂不懂, 但是津津有味。听完了似乎兴趣更高,就找来书胡乱读。

工作队在本村组织过批林批孔大会,县里和公社来了领导,还有省报记者采访。村头停了三四辆吉普车,这种汽车农村孩子难得一见, 我们很兴奋地围观。我被指定作为小学生代表发言。发言稿由我自己写,王秘书修改。根据要求,批判发言一律称孔子为“孔老二”或者“孔丘”。我的发言重点有三个。第一,孔子开历史倒车,为复辟旧制度,坐着牛车四处奔走找官做, 到处碰壁,“惶惶如丧家之犬”; 第二,孔子办学嫌贫爱富,嘴上说有教无类,但每个学生都要送一块很大的咸猪肉(束脩),实际上穷人上不起学;第三,孔子并不仁慈, 甚至凶残,上任鲁国公安局长(司寇)七天就杀了少正卯,因为少正卯与他观点不同,办学与孔子争学生。写发言稿前,我集中读了一些批判材料,还反复读《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工作队奖给我一个塑料皮笔记本,是难得的高档学习用品。那时我们作业本一般都买不起成品,而是买大白纸,然后裁剪装订而成。

“批儒评法”活动中,县教育局领导到本村学校检查,我被安排讲了一次儒法斗争史,讲什么是儒家和法家。稿子准备了好几天, 无非是照抄材料,但也长了些知识。驻村工作队有一位女队员, 二十一二岁,给我讲过郭沫若《十批判书》。她说,毛主席讲过, 《十批判书》尊儒反法,是坏书。她念了毛主席的诗,全诗听不懂, 但记住了其中两句,“劝君少骂秦始皇”“十批不是好文章”。那时候, 课业完全可以忽略,但配合工作队搞批判却忙得不亦乐乎。这种胡乱读书,对以后高考显然有影响。初中和高中都没有历史课,我高考前突击,百分为满分的历史考了90.5分。

1975年秋天,“评《水浒》、批宋江”运动开始,我读初二,成为学校里写批判文章的骨干。有的老师参加公社批判会,也让我帮写发言稿。1976年秋天,“四人帮” 被打倒,县里召开大会,“声讨四人帮、拥护华主席”,发言者有工人代表、贫下中农代表、青年团代表,我被选为中学生代表。会前, 我写了发言稿,由团县委书记带我到县委,与县领导一起讨论修改。1977年春天,《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发行,我被学校选为学习积极分子。中午不休息,每天读第五卷,连续两月,写学习心得。本来说参加县里的经验交流会,但后来没有结果。

今天看来,小学生被裹挟进农业学大寨、批林批孔、批儒评法等运动中,似乎难以理解,但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生活。那个时代的特征是,社会生活高度政治化,政治动员是政府运行的基本机制,政治控制一切社会领域。在学习小靳庄运动中,从学前儿童到文盲老太太, 人人“写”诗,登台赛诗,到处是诗人,一时间好不热闹。

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我为村里写通讯报道稿,写“农业学大寨”“大批促大干”,也写好人好事。那是一个十分重视宣传的年代,哪怕是在这个两百户的村庄。到了初中,成为村里写稿主力;到了高中,常为村里写工作总结,写书记的会议发言稿。我们公社有32 个村,每村都有通讯员,我是唯一在校中学生。农忙放假,被安排全职写稿子、办黑板报,不必参加生产队劳动,记二等劳动力工分。工分就是粮食,写稿子成为挣工分的“手艺”,颇有卖文为生的意思。

在公社干部鼓励下,我多次给《烟台日报》投稿,但均未采用。在我的要求下,家里订了《烟台日报》。当时的农村,农户自己订报纸很少见。父母都只有小学文化, 常说这个年头读书无用,但支持我的要求。父亲常说:“不求你有什么出息,以后能当个民办教师,不种地就行了。”

1977年夏,我将读高二,一天,公社通讯员来村里找我,说: 公社书记答应推荐他上大学,他推荐我来接替公社通讯员,来征求我的意见。对我来说,这是天上掉馅饼,正是梦想出路。公社通讯员是专职工作,但并非国家干部,不拿工资,由公社给记工分,通常出路是,两三年后或者被推荐去上大中专,或者转为公社干部,或者安排到外地当工人。总之,从这个位置可以比较顺利地实现命运转变,一辈子不再做农民。这是我那个年代能够想象的最好前途。我毫不犹豫答应了。告诉父母时,父母虽然觉得高中没读完,辍学不太合适,但现实地看,也是最好的选择了。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即便高中毕业了,照样是当农民。人算不如天算, 当年年末高考恢复。这位公社通讯员推荐上大学未成,我却有了新机会。

县志记载,莱西于19701216日宣布“全县中小学废止文化课考试”。实际上,从我村来说,宣布废止考试前就没有考试,不仅没有考试,连正常教学秩序也没有。

小学毕业升初中,先是本班同学投票,然后是村“贫管小组” (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小组)研究决定。从结果看,家庭出身决定取舍,我班一位地主之子、一位富农之子没能上初中。

初二学年将尽,数学老师带领全班,拿上皮尺和竹竿,到附近农田去丈量耕地面积,说是毕业成绩。毕业时,先全班同学投票,再学校老师投票,然后各村贫管小组出具意见,大队党支部盖章。因为偶然机会,我看到了自己的初中毕业登记表,大队书记签署了“同意升高中”并盖章,但注明我父亲是“1955年私商改造”。

高中是初中“戴帽班”。这个学校本来只是初中,但是那个年代学生多,原有高中无法容纳,为解决三个初中毕业班升学问题,学校又办了一个高中班。这是学校第二次“升格”。学校本是六年制小学,“文革”初期升级为初中,为八个村子联办初中(称“联中”)。初中办高中班,教师还是原来教师。语文、政治等课的教师似乎不难找,数理化则不好办。一位初中数学教师被动员来教高中数学;一位“文革”前高中毕业的村会计被选来教物理。但是化学没有人教,学校动员一个初中教师,他坚决不答应,说:“我连初中都教不明白,怎么能教高中?”所以,高一上学期没有开设化学课。后来,这位老师在反复动员下勉强出马。

高中第一年,通常每周两天干农活,称“劳动课”,主要是帮助若干生产队干农活。理由冠冕堂皇, 是“农业学大寨”,“向贫下中农学习”。农村学生年龄偏大,高中生已经接近成人,是像样的劳动力。似乎是学校与一些生产队有什么交易,农活紧张了,我们就被拉出去, 农忙季节有时连续两三周不上课。

1978年春节后开学,进入高二下学期即毕业学期,学校里从班里选了五个学生去公社高中,准备参加高考。高中距离我村大约四公里,每天早晚往返,有时步行,有时骑车。当时我的姐姐在县城棉织厂做挡车工,我们两个共用一辆自行车。中午自带午饭,通常是一个玉米饼子。考试前两个月,父亲联系了原单位的供销社食堂,每天中午去买五分钱或者一毛钱热菜。

复习高考时,农村同学特别用功,因为离开农村在此一举。在我们看来,城里人上不上大学都无所谓,反正还是城里人。我的脑子里,只有城市人和农村人两种区别,只要是城里人,都高农村人一等。至于城里人还分等次,在身份上又有区别,如有工人和干部之分,工人中又有国有和集体之分, 统统不明白,更不在乎。

高考考场在离家15里路的另一个公社中学,我骑自行车往返。考试三天,依次是政治、历史、语文、数学、地理、英文。从来没有学过英文,一个单词也不认得,且考试成绩只作参考,我没有参加。前边三场考试感觉尚可,数学考试后信心顿失。文科生做五道题,我只做出来前两题。开考后约半个小时做完了前两题,其他题则一窍不通,如坠云里雾里。既做不下去,又不甘心提前交卷,呆坐在座位上,很快就开始犯困,结果趴在桌子就睡着了。睡了约半小时醒来,仍然不到交卷时间。交卷后很有挫折感,先骑车去了班主任处,回到家里天已经完全黑下来,父母已经吃过晚饭,正坐在炕上等我。我说:“数学考砸了,大学没有希望了”。父亲淡然地说:“本来也没有指望你能考上。”高考成绩出来,数学37.5分,比估计略高。

高考后回村,队长分配我去赶马车。有一天,正在地里干活,县文化馆来人找我,安排我去省里参加“农民作者培训班”,培训班在济南,培训时间两个月。这是我过去梦寐以求的机会。我告诉他们, 我非常有兴趣,但参加了高考,有了结果后再去找他们。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我继续赶马车,直到离家前两天。

1976年秋天,毛泽东去世、华国锋接任,村民并没有意识到这种高层变化意味着什么。因此,并不像城市人表现的那样,真心庆祝“四人帮”被抓,看到了政治新气象。村民们常说:“不论谁掌权,横竖农民要种地。”

村民们感受到华国锋带来了变化,是1977年春节。春节前,村民每户可以凭证购买一斤白糖、二两海米(晒干了的小虾仁),纷纷感叹:“华主席关心我们农民,这个春节过得很高兴。”直到现在, 老村民说到那一年,依然对一斤白糖、二两海米津津乐道。实际上, 年货供应未必与华国锋有什么关系。此外,村里人并没有感到有更大的政策变化,更没有想到会恢复高考。对我来说,身在小村,心里琢磨的大事情,是高中毕业后能否当上民办教师或公社通讯员。

在我村,还有一件令村民关注的事情是,上级宣布将要从“中农”中划出一部分“下中农”。对众多“中农”家庭来说,这是一件大事。在强调阶级专政的年代,贫农或下中农属于“专政”阶层,是“依靠力量”“自己人”,中农属于“团结对象”,是中间力量。更实在地看,如果是贫农或下中农,子女就有资格入党、招工、当兵、推荐上大学等,中农则通常无缘。因此, 一个农户如果由“中农”划为“下中农”,这个转变是很有含金量的。

村里评定新“下中农”工作在1977年元旦后开始。公社干部进村, 开了多次会议动员部署,具体步骤是:(1)成立贫下中农评议组,还设了材料组;(2)召开贫下中农骨干座谈会和评议会,按照规定标准和数量评议出下中农;(3)对新下中农张榜公布,征求群众意见; (4)上报县委审查批准并建立档案;(5)发展贫下中农协会会员, 建立贫协工作规章制度。这时,我在读高一,与一位同学被安排到材料组工作,负责抄写档案卡片。他家和我家都是中农,这次都没有重新划为下中农。寒冬腊月的夜晚, 在油灯下,抄写之余,我们两人几次密谋,把我们两家的档案都改为下中农。想到村里众目睽睽,改了也是徒劳,终于没有行动。随着当年冬天高考恢复,特别是1978年进一步取消家庭成分等政治因素限制,扩大“下中农”工作不再有实际意义。

对于村里人来说,恢复高考首先是政治转折,因为家庭出身、阶级成分不再重要。过去只有贫下中农才有上大学资格。恢复高考,不仅中农有资格,地主富农照样有资格。这可以说政治上的“变天”,有些贫下中农有些失落。这种变天对于众多家庭命运影响巨大。以我家而言,在此前三年,因为家庭成分和父亲历史问题,我的哥哥在村里虽然是干部,但既没有资格入党,也没有资格上大学和当兵,父亲被迫提前退休,哥哥“顶替”招工离开农村。因为高考恢复,家庭出身等政治因素不再是问题,我有资格考大学了,哥哥也有资格入党了,后来还做了教育局副局长。四年后弟弟也考上本科,成为我之后村里第二个大学生。若在”文革“年代,这种家庭境遇变化不可想象。

高考恢复不仅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更开启了中国政治的新时代。现在,人们追溯改革起点,通常先说包产到户。从农民冲破人民公社体制考察改革发端,确实如此。但是,改革从农村突破,是农民揭竿而为,并非政策主动转变。如果从主动政策转变来看,恢复高考更具标志性,其标志意蕴甚至超越农业家庭承包制建立。(完)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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