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
三
“文革”作为持续多年的政治运动，又分为若干小运动，在村里，这些小运动构成特定生活环境，规制了文化教育。对我来说， 因为这些运动而无法正常读书，受到的学校教育残缺不全；因为这些运动，也带来了特殊的读书机会， 否则难以考上大学。
1972年春天，我读小学四年级，村里来了工作队。工作队有六七个人，一位县委常委带队， 住在我家南房。工作队带了很多学习材料、书籍和文件，经常散乱地放在桌子上、炕上，初期是关于林彪事件的，如《关于粉碎林彪集团反革命政变斗争》系列材料，这些材料很有故事性，工作队内部经常闲谈议论。晚上，工作队经常把全村人召集起来传达文件。这种政治学习很严肃，缺席者还要补课。后来转为批林整风运动，联系农村政策，批判自留地和集市贸易，批“工分挂帅”“物质刺激”，割“资本主义尾巴”等。有村民偷偷进县城做小生意，居然被民兵抓回来，就地在村头开批斗会，会场上民兵身背钢枪，如临大敌。
1974年春，“批林批孔”兴起， 工作队的材料突然多了起来。不仅有中央下发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系列材料，还有很多辅导资料、图书，甚至漫画类小册子。“批儒评法”开展以后，还增加了一些古代文献资料，先秦居多，历代都有。这些材料在我家随处可见，可以随便翻看，只有妇联主任看的小说， 藏在枕头底下不让我动，警告我说，“这些书小孩子不能看”。
工作队有一位县委办公室王秘书，是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下雨天，或者他不愿意下地劳动时， 常常躺在炕上给我讲书，讲唐宋诗词，也讲《左传》，还讲过“儒法斗争史”。现在看来，这位秘书给我讲书，有时属兴之所至，需要有个人听他神侃；有时是有意为之， 也许是在练习演讲，因为他要出去做辅导报告。我听得半懂不懂， 但是津津有味。听完了似乎兴趣更高，就找来书胡乱读。
工作队在本村组织过批林批孔大会，县里和公社来了领导，还有省报记者采访。村头停了三四辆吉普车，这种汽车农村孩子难得一见， 我们很兴奋地围观。我被指定作为小学生代表发言。发言稿由我自己写，王秘书修改。根据要求，批判发言一律称孔子为“孔老二”或者“孔丘”。我的发言重点有三个。第一，孔子开历史倒车，为复辟旧制度，坐着牛车四处奔走找官做， 到处碰壁，“惶惶如丧家之犬”； 第二，孔子办学嫌贫爱富，嘴上说有教无类，但每个学生都要送一块很大的咸猪肉（束脩），实际上穷人上不起学；第三，孔子并不仁慈， 甚至凶残，上任鲁国公安局长（司寇）七天就杀了少正卯，因为少正卯与他观点不同，办学与孔子争学生。写发言稿前，我集中读了一些批判材料，还反复读《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工作队奖给我一个塑料皮笔记本，是难得的高档学习用品。那时我们作业本一般都买不起成品，而是买大白纸，然后裁剪装订而成。
“批儒评法”活动中，县教育局领导到本村学校检查，我被安排讲了一次儒法斗争史，讲什么是儒家和法家。稿子准备了好几天， 无非是照抄材料，但也长了些知识。驻村工作队有一位女队员， 二十一二岁，给我讲过郭沫若《十批判书》。她说，毛主席讲过， 《十批判书》尊儒反法，是坏书。她念了毛主席的诗，全诗听不懂， 但记住了其中两句，“劝君少骂秦始皇”“十批不是好文章”。那时候， 课业完全可以忽略，但配合工作队搞批判却忙得不亦乐乎。这种胡乱读书，对以后高考显然有影响。初中和高中都没有历史课，我高考前突击，百分为满分的历史考了90.5分。
1975年秋天，“评《水浒》、批宋江”运动开始，我读初二，成为学校里写批判文章的骨干。有的老师参加公社批判会，也让我帮写发言稿。1976年秋天，“四人帮” 被打倒，县里召开大会，“声讨四人帮、拥护华主席”，发言者有工人代表、贫下中农代表、青年团代表，我被选为中学生代表。会前， 我写了发言稿，由团县委书记带我到县委，与县领导一起讨论修改。1977年春天，《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发行，我被学校选为学习积极分子。中午不休息，每天读第五卷，连续两月，写学习心得。本来说参加县里的经验交流会，但后来没有结果。
今天看来，小学生被裹挟进农业学大寨、批林批孔、批儒评法等运动中，似乎难以理解，但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生活。那个时代的特征是，社会生活高度政治化，政治动员是政府运行的基本机制，政治控制一切社会领域。在学习小靳庄运动中，从学前儿童到文盲老太太， 人人“写”诗，登台赛诗，到处是诗人，一时间好不热闹。
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我为村里写通讯报道稿，写“农业学大寨”“大批促大干”，也写好人好事。那是一个十分重视宣传的年代，哪怕是在这个两百户的村庄。到了初中，成为村里写稿主力；到了高中，常为村里写工作总结，写书记的会议发言稿。我们公社有32 个村，每村都有通讯员，我是唯一在校中学生。农忙放假，被安排全职写稿子、办黑板报，不必参加生产队劳动，记二等劳动力工分。工分就是粮食，写稿子成为挣工分的“手艺”，颇有卖文为生的意思。
在公社干部鼓励下，我多次给《烟台日报》投稿，但均未采用。在我的要求下，家里订了《烟台日报》。当时的农村，农户自己订报纸很少见。父母都只有小学文化， 常说这个年头读书无用，但支持我的要求。父亲常说：“不求你有什么出息，以后能当个民办教师，不种地就行了。”
1977年夏，我将读高二，一天，公社通讯员来村里找我，说： 公社书记答应推荐他上大学，他推荐我来接替公社通讯员，来征求我的意见。对我来说，这是天上掉馅饼，正是梦想出路。公社通讯员是专职工作，但并非国家干部，不拿工资，由公社给记工分，通常出路是，两三年后或者被推荐去上大中专，或者转为公社干部，或者安排到外地当工人。总之，从这个位置可以比较顺利地实现命运转变，一辈子不再做农民。这是我那个年代能够想象的最好前途。我毫不犹豫答应了。告诉父母时，父母虽然觉得高中没读完，辍学不太合适，但现实地看，也是最好的选择了。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即便高中毕业了，照样是当农民。人算不如天算， 当年年末高考恢复。这位公社通讯员推荐上大学未成，我却有了新机会。
四
县志记载，莱西于1970年12月16日宣布“全县中小学废止文化课考试”。实际上，从我村来说，宣布废止考试前就没有考试，不仅没有考试，连正常教学秩序也没有。
小学毕业升初中，先是本班同学投票，然后是村“贫管小组” （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小组）研究决定。从结果看，家庭出身决定取舍，我班一位地主之子、一位富农之子没能上初中。
初二学年将尽，数学老师带领全班，拿上皮尺和竹竿，到附近农田去丈量耕地面积，说是毕业成绩。毕业时，先全班同学投票，再学校老师投票，然后各村贫管小组出具意见，大队党支部盖章。因为偶然机会，我看到了自己的初中毕业登记表，大队书记签署了“同意升高中”并盖章，但注明我父亲是“1955年私商改造”。
高中是初中“戴帽班”。这个学校本来只是初中，但是那个年代学生多，原有高中无法容纳，为解决三个初中毕业班升学问题，学校又办了一个高中班。这是学校第二次“升格”。学校本是六年制小学，“文革”初期升级为初中，为八个村子联办初中（称“联中”）。初中办高中班，教师还是原来教师。语文、政治等课的教师似乎不难找，数理化则不好办。一位初中数学教师被动员来教高中数学；一位“文革”前高中毕业的村会计被选来教物理。但是化学没有人教，学校动员一个初中教师，他坚决不答应，说：“我连初中都教不明白，怎么能教高中？”所以，高一上学期没有开设化学课。后来，这位老师在反复动员下勉强出马。
高中第一年，通常每周两天干农活，称“劳动课”，主要是帮助若干生产队干农活。理由冠冕堂皇， 是“农业学大寨”，“向贫下中农学习”。农村学生年龄偏大，高中生已经接近成人，是像样的劳动力。似乎是学校与一些生产队有什么交易，农活紧张了，我们就被拉出去， 农忙季节有时连续两三周不上课。
1978年春节后开学，进入高二下学期即毕业学期，学校里从班里选了五个学生去公社高中，准备参加高考。高中距离我村大约四公里，每天早晚往返，有时步行，有时骑车。当时我的姐姐在县城棉织厂做挡车工，我们两个共用一辆自行车。中午自带午饭，通常是一个玉米饼子。考试前两个月，父亲联系了原单位的供销社食堂，每天中午去买五分钱或者一毛钱热菜。
复习高考时，农村同学特别用功，因为离开农村在此一举。在我们看来，城里人上不上大学都无所谓，反正还是城里人。我的脑子里，只有城市人和农村人两种区别，只要是城里人，都高农村人一等。至于城里人还分等次，在身份上又有区别，如有工人和干部之分，工人中又有国有和集体之分， 统统不明白，更不在乎。
高考考场在离家15里路的另一个公社中学，我骑自行车往返。考试三天，依次是政治、历史、语文、数学、地理、英文。从来没有学过英文，一个单词也不认得，且考试成绩只作参考，我没有参加。前边三场考试感觉尚可，数学考试后信心顿失。文科生做五道题，我只做出来前两题。开考后约半个小时做完了前两题，其他题则一窍不通，如坠云里雾里。既做不下去，又不甘心提前交卷，呆坐在座位上，很快就开始犯困，结果趴在桌子就睡着了。睡了约半小时醒来，仍然不到交卷时间。交卷后很有挫折感，先骑车去了班主任处，回到家里天已经完全黑下来，父母已经吃过晚饭，正坐在炕上等我。我说：“数学考砸了，大学没有希望了”。父亲淡然地说：“本来也没有指望你能考上。”高考成绩出来，数学37.5分，比估计略高。
高考后回村，队长分配我去赶马车。有一天，正在地里干活，县文化馆来人找我，安排我去省里参加“农民作者培训班”，培训班在济南，培训时间两个月。这是我过去梦寐以求的机会。我告诉他们， 我非常有兴趣，但参加了高考，有了结果后再去找他们。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我继续赶马车，直到离家前两天。
五
1976年秋天，毛泽东去世、华国锋接任，村民并没有意识到这种高层变化意味着什么。因此，并不像城市人表现的那样，真心庆祝“四人帮”被抓，看到了政治新气象。村民们常说：“不论谁掌权，横竖农民要种地。”
村民们感受到华国锋带来了变化，是1977年春节。春节前，村民每户可以凭证购买一斤白糖、二两海米（晒干了的小虾仁），纷纷感叹：“华主席关心我们农民，这个春节过得很高兴。”直到现在， 老村民说到那一年，依然对一斤白糖、二两海米津津乐道。实际上， 年货供应未必与华国锋有什么关系。此外，村里人并没有感到有更大的政策变化，更没有想到会恢复高考。对我来说，身在小村，心里琢磨的大事情，是高中毕业后能否当上民办教师或公社通讯员。
在我村，还有一件令村民关注的事情是，上级宣布将要从“中农”中划出一部分“下中农”。对众多“中农”家庭来说，这是一件大事。在强调阶级专政的年代，贫农或下中农属于“专政”阶层，是“依靠力量”“自己人”，中农属于“团结对象”，是中间力量。更实在地看，如果是贫农或下中农，子女就有资格入党、招工、当兵、推荐上大学等，中农则通常无缘。因此， 一个农户如果由“中农”划为“下中农”，这个转变是很有含金量的。
村里评定新“下中农”工作在1977年元旦后开始。公社干部进村， 开了多次会议动员部署，具体步骤是：（1）成立贫下中农评议组，还设了材料组；（2）召开贫下中农骨干座谈会和评议会，按照规定标准和数量评议出下中农；（3）对新下中农张榜公布，征求群众意见； （4）上报县委审查批准并建立档案；（5）发展贫下中农协会会员， 建立贫协工作规章制度。这时，我在读高一，与一位同学被安排到材料组工作，负责抄写档案卡片。他家和我家都是中农，这次都没有重新划为下中农。寒冬腊月的夜晚， 在油灯下，抄写之余，我们两人几次密谋，把我们两家的档案都改为下中农。想到村里众目睽睽，改了也是徒劳，终于没有行动。随着当年冬天高考恢复，特别是1978年进一步取消家庭成分等政治因素限制，扩大“下中农”工作不再有实际意义。
对于村里人来说，恢复高考首先是政治转折，因为家庭出身、阶级成分不再重要。过去只有贫下中农才有上大学资格。恢复高考，不仅中农有资格，地主富农照样有资格。这可以说政治上的“变天”，有些贫下中农有些失落。这种变天对于众多家庭命运影响巨大。以我家而言，在此前三年，因为家庭成分和父亲历史问题，我的哥哥在村里虽然是干部，但既没有资格入党，也没有资格上大学和当兵，父亲被迫提前退休，哥哥“顶替”招工离开农村。因为高考恢复，家庭出身等政治因素不再是问题，我有资格考大学了，哥哥也有资格入党了，后来还做了教育局副局长。四年后弟弟也考上本科，成为我之后村里第二个大学生。若在”文革“年代，这种家庭境遇变化不可想象。
高考恢复不仅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更开启了中国政治的新时代。现在，人们追溯改革起点，通常先说包产到户。从农民冲破人民公社体制考察改革发端，确实如此。但是，改革从农村突破，是农民揭竿而为，并非政策主动转变。如果从主动政策转变来看，恢复高考更具标志性，其标志意蕴甚至超越农业家庭承包制建立。（完）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