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球 王海成
2018年3月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宣称要对世界多国特别是中国的对美贸易顺差采取一系列反制措施。2018年6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中国500亿美元产品施加25% 关税（7 月6日生效），这标志着耗时多月的中美谈判未能见效， 中美贸易战很难避免。面对波云诡谲的贸易战，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美贸易战实质是制造业之争，要继续将制造业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系统部署并采取针对性措施，着眼长远，沉着应对，减少贸易战对制造业发展的影响，促进中国制造业做大做强。
特朗普新政是美国长期战略重大调整的产物
（一）特朗普政府面临的不是短期经济问题
美国每一届政府的经济政策都是在特定的经济环境下服务于特定经济诉求的产物，特朗普经济政策也不例外。上世纪七70年代，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推动美国通货膨胀率升高，同时生产成本上升， 美国通胀与失业率齐高，经济出现历史上罕见的滞胀现象。里根总统采用供给学派的主张，其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是解决困扰美国经济的滞胀问题。奥巴马上台伊始，全球刚刚爆发从美国起源的经济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产生了较大冲击， 奥巴马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是应对危机，促进美国经济尽快复苏，所以奥巴马出台了《经济复苏与再投资法案》等政策措施。
与美国多位前任总统不同的是，特朗普政府面临的国内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多项数据表明经济稳定向好趋势明显，劳动力市场活跃，失业率不断降低。目前， 美国产出缺口连续八年上升；据美联储预估，2018年二季度GDP增长高达5.3%，经济基本面向好；非农新增就业稳定在15万人以上，失业率自2009年以来逐渐降低，目前已至4.1%左右，劳动力市场已接近充分就业。综上，特朗普政府面临的经济问题不是短期的经济增长问题，也不是就业问题。此外，特朗普发动贸易战也不是短期利益导向。中国对美出口贡献最大的主要是外资企业，其中相当比例的是美资企业，且中国对美出口主要是完成产品的组装，如苹果手机，而这些产业环节也有很多是美跨国企业主导的全球分工网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贸易战在短期将会直接抑制在中国美资企业的对美出口，也会对美跨国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产生冲击。
（二）美长期经济战略的调整方向
美国是一个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国家，倾向社会达尔文主义， 鼓励竞争、无拘束的个人奋斗，讲求效率，适者生存。这会带来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不平等加剧。为弥补自由主义带来的消极后果和社会矛盾，美国的改良主义会呼吁通过政府干预和福利政策来进行纠正， 但改良主义并不是对自由主义的否定，而是对自由主义的一种补充， 尽管两者看起来是相互矛盾的。美国的经济发展政策就是在自由竞争与追求平等的“悖论”中摆动，在效率和平等上取得平衡。
特朗普上台前的几十年，美国凭借技术和美元优势在全球建立了价值攫取模式。掌握核心技术的美国跨国企业通过全球化将制造环节外包给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美国跨国企业牢牢掌控全球价值链，获取高附加值。随着这种外包规模的扩大，发展中国家对美贸易顺差逐渐扩大，并将贸易顺差形成的外汇储备以低利率借给美国， 而美国金融资本家运用借来的资本在全球进行投资，赚取高额利润。但这种价值攫取模式仅仅惠泽美国的精英阶层，却给美国下等阶层的就业、收入等带来了不利影响，国内矛盾不断积累。在这一模式下， 美国资源向研发设计、金融等方面倾斜，美国制造业在经济全球化中加速向海外转移。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经从1980年的20.06%下降到2016年的11.71%。美国制造业增加值于2010年被中国超越，占全球比重从2000年的26.03% 降至2015年的17.62%。美国传统制造业在全球化过程中不断衰减，低技术制造业和产业中低端环节在全球化中转移和外包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位于中西部“锈带” （Rustbelt）地区低技能工人利益严重受损，美国收入差距拉大。数据显示，1972年-2013年，美国顶层10%的精英阶层实际收入平均增长率为1.42%，而底层90%人群这一数据为负值。美国的改良主义渐渐开始占据上风，下层群众要求改变这一现状，拿回制造业带来的就业机会。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圈外人”特朗普走上政治舞台，寄希望于对美国一贯政策进行纠偏，重振美国制造业。
与此同时，在金融危机后， 美国的精英阶层也开始反思美国多年的去工业化问题。硅谷精英逐渐认识到持续的去工业化会侵蚀美国的创新能力，降低美国的产业竞争力。一国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源于其创新能力，研发投入是一国提升创新能力的重要保障，而长期以来，制造业在研发投入上始终独占鳌头。美国制造业的研发投入占全部商业研发投入超过60%。更为重要的是，在创新链上，制造和研发很多时候相辅相成，在某些产业， 两者更是密不可分，制造本身就是创新过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研发很难独立于制造业存在，制造环节的向外转移首先会引起产业链外移，最终也会导致创新链的迁移。哈佛商学院教授加里·皮萨诺和威利·史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一书中指出，美国制造业的衰落会降低美国的创新能力，由于美国制造业的制造和研发长期分离，将制造外包和对本地投资的不足，导致了美国产业公地日渐侵蚀，产业创新能力不足，产业生态系统受到破坏，必须重振制造业。此外，中国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引起硅谷精英警觉，中国通过劳动力成本低廉等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也逐渐开始向高技术制造业方向努力，未来将有可能与美国展开竞争，美国需要防患于未然。
美国华尔街精英也开始反思过去的金融攫取方式。他们认为，这一方式将不可避免地带来美国制造业衰落，也将会带来美国综合国力的下降，会影响美元在全球的霸主地位，这种金融攫取方式是不可持续的。这是因为支撑美元背后的是美国的军事实力，是美国的产业竞争力，是美国在全球建立的国际经济金融规则，而制造业的衰落将直接影响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白宫贸易委员会主席彼得·纳瓦罗曾在《致命中国》中指出，制造业是美国的传统和根本，制造业是美国二战期间力克德日这两个军事大国的重要保障。
因此，特朗普上台后推行的一系列重振制造业的经济政策开始逐步得到下层群众、硅谷和华尔街精英的认同，在美国两党和广大国民中达成共识，这也标志着美国长期经济战略方向开始转向。
美贸易战的核心目标是重振制造业
（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是其制造业回流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经济战略的调整方向是遏止过去制造业一直下滑的趋势，特朗普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是推动美国制造业回流，完善制造业生态。为实现这一目标，特朗普上任以来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一是为本国制造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2018年2 月12日，美国白宫发布1.5万亿美元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旨在改善制造业的外部环境。二是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2017年12月底，特朗普正式签署《2017减税与就业法案》， 使之成为法律，将降低美国制造业企业税率。特朗普政府还撤销《清洁能源计划》，退出《巴黎协定》，促进能源独立，将会大大降低制造业企业的能源成本。此外， 特朗普政府主张放松金融监管，大幅降低美国制造业企业的融资成本。三是通过贸易保护等方式吸引和推动新兴国家制造业向美国转移。美国税改还降低控股海外公司海外利润回国税率，旨在吸引美国企业海外利润回国投资。特朗普政府还颁布了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保护本国在全球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传统产业，而通过贸易保护推动与其他国家的“公平”则有利于美国本土制造业拓展市场。
然而，特朗普重振制造业计划难以改变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江河日下。美国钢铁、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的成本主要来源于劳动力成本，而由于美国劳动力工资高企、工会组织议价等原因，美国这些传统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中并不具有优势，很难与劳动力相对低廉的新兴国家相竞争。特别是，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持续去工业化，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人技能退化， 产业工人断层，若重拾这些产业， 则面临着产业工人稀缺，工人培训成本高昂的问题。而特朗普重振制造业计划所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政策难以改变美国不断高企的劳动力成本，甚至部分政策，如限制移民政策还会推高劳动力成本，削弱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竞争力，美国钢铁、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难以重塑昔日荣光。美国政府的历史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里根政府为了振兴经济而打压当时的“世界制造中心”日本，虽然促进了美国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但传统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并没有重新强大起来；奥巴马政府推行“再工业化”，也未能遏止传统制造业衰落，“铁锈地带” 仍然存在。
特朗普重振制造业计划重点在于提升高技术产业的产业竞争力。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分工日益由跨国公司主导，产业供应链和价值链全球享有，产品内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美国高技术制造业中的中低端制造环节越来越多地外包到中国等新兴国家，这导致美国高技术制造业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相关配套也逐渐向外转移，风险投资资金和高端研发等也有向外转移趋势，美国高技术制造业的竞争力不断削弱。面对这一困境，特朗普政府通过降税、基础设施建设、监管放松等手段降低企业成本，在一定时间内保持政策的持续性，美国能够在制造业回流方面取得一定成效，持续推动高技术制造业中低端环节回流，促进高技术产业各环节集聚发展，重塑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业、生物医药等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支撑这一判断的依据主要有：一是在高技术产业中，劳动力成本占企业总运营成本的比重相对较低，且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第一大国家，当前的劳动力成本在不断上升，人口红利优势不断锐减，相对而言，美国劳动力成本的劣势在弱化。此外，随着机器人的生产成本不断下降，全球范围内的机器换人持续推进，美国劳动力成本的相对劣势会进一步削减。二是3D打印等新一代技术催生产业个性化、小批量化生产， 会推动部分产业向最终市场转移， 而美国具有全球独一无二的市场优势，一些依赖美国市场的高技术产业会向美国集聚。三是美国工业基础雄厚，美国企业牢牢掌控着全球高技术产业的核心技术，基础科学和技术创新优势明显，在国内制造业环境大幅改善和加征关税的贸易背景下，会吸引大量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向美国集聚。
（ 二）美贸易战是为打压中国制造业，重塑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
美国曾在历史不同时期发动过规模较大的贸易战。如1930年为应对大萧条针对欧洲签署的《斯穆特– 霍利关税法》和两次石油危机期间针对日本推出“301条款”。美国每一次贸易战均是在美国经济增速出现下滑的背景下发生的，寄希望通过贸易战“转嫁”美国经济问题。但每一次美国加征关税的措施，都引发了其他贸易伙伴的反制措施， 最终结果不仅没有解决美国的经济增长问题，反而将全球经济拖入衰退，恶化美国的经济生态。
在多次贸易战鲜有成效的历史教训中，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不太可能是对历史的简单重复，其动机和目的具有深意。一是美国通过对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最大的国家——中国发动贸易战等针对性打击，可以改变全球制造业企业的投资预期，通过中国制造业出口造成不确定性阴霾，降低在中国制造业企业投资收益预期，在完善本土制造业发展环境的配套政策下促进中国制造业企业向美国回流，重塑全球制造业格局。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出口中外资企业占比将近一半， 2016年中国对美出口前十强企业均是外资企业，这也说明美贸易战是为了推动国际产业资本从中国转移至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二是贸易战充满了反复，依然给两国谈判留有余地，美国希望通过贸易战打击逼迫中国承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减少贸易赤字、扩大开放和放弃“中国制造2025”等产业政策以达到扩大美国制造业出口市场、维护美国高新技术产业优势地位、阻碍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目的，以长期保持和巩固美国制造业优势。
美贸易战下对中国制造业的几点担忧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制造业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是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优势产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劳动力成本低等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制造业快速做大，很多产业从无到有，部分产业从产业链中部向两端延伸，全球价值链地位逐步攀升。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有效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推动中国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但我们也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国仍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金融、研发设计等现代服务业在全球竞争中仍处于劣势，相比而言，制造业仍是中国贸易顺差的重要来源，是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优势领域。在新时代推进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仍需大力发展制造业，继续保持制造业在全球的竞争优势。
美国挑起的贸易战直接打击的是中国对美出口的货物，且当前美国国内的重大战略转型也是针对制造业的，美贸易战对中国制造业将造成较大影响。一是对美出口加征关税，中国出口将放缓，降低经济增速。2017年中国对美出口额5055 亿美元，占总出口的22%左右，占GDP比重的4.19%。若对我国产品全部征收25%的关税，假设美国对中国进口产品的消费弹性平均为1.5 左右，则会导致中国对美出口下降20%-30%，约占中国GDP的1%。二是中国制造业竞争力将有较大损失。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中国引进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高新技术进行产业创新的难度加大。同时，如果国内制造业不能在世界发达经济体标杆的美国市场获得认可，其影响力和竞争力大大削弱，不利于中国制造业在国际竞争中获得提升。三是美对我贸易战可能会建立国际同盟，部分发达国家为了获得美国支持，也可能会同样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关税，这将进一步压缩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发展空间。如，美国重返TPP，同时和欧洲搞TIPP，然后架空WTO，发动更多国家对中国加征高关税。若美国与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组成国际同盟，同时对中国出口加征25%的关税，则会导致中国出口下降2500亿美元，约占中国GDP的2%。四是中国出口关税普遍提升，可能带来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成本大幅增加，会出现一系列连锁反应。在中国未来出口贸易形势不太明朗的情况下，边际成本的上升可能会改变企业的投资决策， 在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的吸引下， 中国大批出口加工贸易企业可能会考虑转移到东南亚国家或回迁欧美，降低中国产业配套优势，破坏中国制造业生态，中国产业空心化风险加剧。五是若中美双方对贸易战管控不当，中美贸易脱钩可能性增大，两国之间的贸易交流取消， 将给中国制造业开放发展带来重大打击，在全球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中失去与全球创新强国的交流，给中国技术升级带来严峻挑战。
展望与对策建议
当前，美贸易战还处于可控的范围。但若进一步升级，可能给中国制造业带来增长放缓、技术升级困难、投资下降和产业转移等不利影响。应对美贸易战要紧紧围绕壮大制造业，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培育和完善制造业的发展环境，提升对外资企业的包容性，推动中国制造业做大做强。
（一）深化国内改革，苦练内功，做好自己的事情
打好防控金融风险攻坚战，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促进经济内生增长，培育有利于制造业创新发展的土壤。加快推动要素市场体制改革，推动金融向民营企业开放，促进金融企业公平竞争。完善信用体系，通过增信解决“融资难”问题，鼓励银行设立为小微企业服务的专营机构，为小微企业“量身定制”融资产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推动平台经济、共享经济规制在垄断、安全、秩序等方面取得新突破，减少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对制造业企业的买方垄断，减少产业链后端对制造业的侵蚀，维护制造业公平竞争发展环境。加快全面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清理取消不必要的生产和服务许可证。
（二）维护现行国际贸易规则，扩大与其他发达国家贸易交流
面对全球化的反复、退潮、停滞乃至逆转，作为在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过程中产业发展受益良多的中国，应该在国际事务和对外政策中，高举全球化的大旗，维护现行国际贸易规则，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坚持在WTO 平台解决贸易争端问题，防止世界经济陷入贸易保护主义。在现行国际贸易规则的框架下，面对美国推动对欧盟、英国等国家和地区实施贸易保护政策的新形势，中国应主动抓住机会，以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的形式，推动实现缔约国双方贸易互通，扩大与欧盟、英国等贸易交流，促进中国与其他地区、国家间自贸协定的签署，为中国制造业拓展市场空间。
（三）优化实体经济经营环境，提升制造业投资质量
针对特朗普政府主张的促进制造业回流政策，中国要在优化实体经济经营环境上下足功夫，通过吸引外来投资和留住本国投资，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和失业等风险。一是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积极培育公开透明、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高金融机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降低企业的财务成本。进一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大刀阔斧推动商事制度改革，取消检验、检测、认证以及各类收费事项。二是降低企业税费负担。清理和取消对企业的不合理收费，营造公平透明的税负环境。适当降低“五险一金”缴费率，降低企业的生产经营负担。三是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重点是打破电力、石油、银行等垄断企业的高利润，向民间投资开放竞争性行业和领域，对民营经济一视同仁，鼓励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四是要对国内民营企业减税， 对民间资本外流增税，通过税收剪刀差留住本国投资。
（四）对美贸易战反击保持理性和克制， 谨防误伤国内制造业
自2018年3月以来，出于“以战止战”的考虑，中国已经展开了对美贸易战的反击。未来随着美贸易战的不断升级，中国对美反击也可能随之升级。在反击过程中，保持理性和克制，切忌误伤国内制造业。一是对美加征关税清单要避免提高原材料价格，提高中国制造业的生产成本，同时也要对进口高端设备加征关税保持慎重，以免抑制中国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二是对美反击范围不宜扩大，特别是切忌将反击波及美资企业，保护美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加大力度防范外资企业和工厂向海外转移。三是要管控好对美反击的力度，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继续追求和平与发展、开放与共赢，切莫将中美贸易战带入贸易脱钩甚至是经济冷战。（参考文献略）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