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元竹
我第一次见到费孝通教授是在1987年参加由他主持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课题会议。那年也是改革开放进入第十个年头，改革发展和开放如火如荼，各地乡镇企业蓬勃发展。
那是1987年的冬天，我在山东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徐经泽教授指导下攻读农村社会学硕士学位。徐经泽教授参与了费孝通先生主持的“城乡一体化课题研究”，这个课题组由一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科研院所的学者组成。1987年冬天，我跟随徐经泽先生参加在北京大学西南角对过的畅春园饭店由费孝通教授主持的“城乡一体化课题研究”会议。会议结束后，我决定报考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研究生。1988年秋天，在徐经泽教授的鼎力推荐下，我如愿以偿进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费孝通教授指导下学习城乡社会学。
1988年，费孝通先生已79岁， 还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尽管公务繁忙，费孝通先生对学生的培养和教育高度重视。记得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费孝通先生对学生的教育培养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他新写的文章在发表之前经常要我们研读和提建议，有时也一起座谈，这的确是一个深入学习和思考的过程；二是带我们出差。因为我是学习城乡社会学的，跟随费孝通先生去的地方主要是东部和中部省份，如江苏、浙江、山东、河南等，后来也去过陕西等地。在出差途中，一方面我们在火车上与费孝通先生交流，听他对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认识和思考，另一方面跟随他实地观察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亲历了那个时代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实践探索、心路历程和理论研究。
有工则富，无商不活
1978年，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要求“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同年7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这是国家制定的专门关于社队企业的文件，有力地促进了全国社队企业的发展。
1981年10月，费孝通先生在“三访江村”中惊喜地发现“这个农村个人全年平均收入已接近300 元，位于全国的前列”。究其原因是由于1979年以来“落实了多种经营方针，大力发展多种多样的副业”的政策。这年年底，费孝通先生访问伦敦经济学院，对中外学者谈了自己对当时中国农村发展的基本看法，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多种多样的企业不应当都集中在少数都市里，而应当尽可能地分散到广大的农村里去。
从20世纪30年开始，费孝通先生就开始对中国农村发展问题进行研究，1935年他第一次实地调查江村，1957年他重访了江村。抗战期间，他还在云南研究边远地区农村发展问题，通过一系列实地研究， 逐步形成对中国农村发展的认识： 仅靠农业产业不能完全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必须发展其他产业，例如，江村，要显著地提高这类地区的农民收入，单纯从农业入手是绝对不够的。如果忽视了副业的多种经营，那就会发生严重问题。他认为，发展乡村工业是中国工业发展的必然之路，他说，“在我们国内有许多轻工业，并不一定要集中到少数都市中去，才能提高技术的”。
当时，中国农村改革的基本进程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 1983年中国农村进入专业化生产和创新合作经济组织阶段，1984年底和1985年初，一些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报告和决策者的讲话中开始讨论农村的第二步改革问题，即放开农副产品价格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问题。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费孝通先生开始寻找着农村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方向和边界条件——乡镇企业和小城镇。
小城镇，大问题
1982年，费孝通先生又两次回到江村，对江村和苏南农村开展调查。在1982年底的调查中他发现农村商品经济中的“卖出”与“购进”必须上升到市镇层面，农村发展之后，必然会产生一个商品集散中心，也就是市镇，他说，“农村发展之后，必然会产生一个商品集散中心”。他用自己早年在东吴大学所学的生物学知识来解释农村和城镇的关系，“农村好比是一个很大细胞，集镇犹如一个中间的核心。一个是面，一个是点。这个点把各个村落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社区’”。后来，他把这个社区的中心称为小城镇。社区这个概念是他在燕京大学学习期间与老师和同学们从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的演讲中翻译过来的，后来成为他和中国社会学界理解社会的一个工具和视角。小城镇作为一个社区， 既是作为一个研究单位，也是作为一个发展区域。
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1984年初，费孝通先生写出了著名的《小城镇，大问题》。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对到这篇报告评论道，“费老毕竟是一位学有专长的学者。而这篇东西持之有据，言之成理，能给人一定的思想启迪。”小城镇问题的提出在当时社会上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学者说，“1984年上半年，小城镇问题一时成为农村改革领域内的热门问题，其中为人们谈论得最多的， 便是费孝通教授的著名文章‘小城镇、大问题’”。不过在当时，人们对乡镇工业和小城镇的批评也不少，主要是认为它们的规模效益太低，尤其是一些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的学者，更是看重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经济效益。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在争论中发展起来了。
对费孝通先生本人来说，小城镇研究将他的理论和方法推上了一个新的层面，对他来说，小城镇也是个“大问题”。费孝通先生并不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才感到城镇是农村的中心，早在1939年《江村经济》中他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镇是农民与外界进行交换的中心”。他当时就认为，这将是“一个有趣的研究”，只是因为战乱， 他没有条件来开展这项研究。
“小城镇、大问题”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揭示了中国城市化的特点，更在于它在乡村发展和城乡关系中的地位。小城镇作为经济社会结构的一个环节，凝聚了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变动中的各种矛盾，尤其是自1979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以来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都与小城镇有着密切的联系：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推动了农业的发展，农产品产量提高和出现剩余要求发展商品经济，因此建设商品交换中心就势在必行；商品经济发展导致了农村产业结构变化，农村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就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矛盾；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为解决剩余劳动力提供了一线希望，后来发展成为“半壁江山”；乡镇企业的兴旺成为小城镇发展的基础。这实际上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这个过程就是，中国开始由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
2002年，91岁高龄的费孝通先生回顾这段历史时说，“这20年里（指19 7 8 年至2 0 02年——笔者注），我们看到了人口向城市集中的现象，而且这种集中的速度相当快。农民离乡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在乡下活不下去了或是生活得不好；二是农民离乡出去后要有活路，也就是有活干，能生活得下去。”这个“能生活得下去”就是要有就业。20世纪，中国农民经历了“离土不离乡”和“离土又离乡”这两个不同离土模式，“离土不离乡”，就是在附近镇上的企业工作，下班后回到村里住，90年代，我在江村住了一个月，经常看到夕阳下的农民工，他们骑着自行车从工厂回家的景象好不壮观； “离土又离乡”，是后来的事情， 内地诸如四川、河南、湖南等农民工离开家乡到沿海地区的企业就业，在这进程中，“珠江模式”是最为典型的。
晚年的费孝通先生看到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和趋势，这个进程非常复杂，也不是一帆风顺，2002年他对此做了总结：在过去20年研究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时，曾经花了很多时间关注小城镇的发展建设问题，这是因为中国现代化的起步和发展是一个从“乡土中国”向现代化都市逐步发展的过程，鉴于中国的历史、人口、城镇规模、发展速度等因素和条件，不得不走从农村小城镇开始，逐步发展城市化的过程，必须自下而上地发展起多层次的犹如金字塔型的经济中心，以此来最大程度地降低现代化进程和都市化对整个社会的冲击和震荡，保证中国改革开放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社会变迁平稳进行。他写道，“我当时提出新兴的小城镇可能成为防止人口超前过度集中的蓄水池的设想，就是这个意思”。
在他研究的后期，他把自己的研究视角也转向了城市，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从农村进了城”。农民“离乡又离土”开启了中国城市化的新进程，在21世纪初期，费孝通先生“行行重行行”，又开启了对上海的城市社区研究。
发展模式与区域体系
改革之前，我国实行的是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发展政策也是“一刀切”，束缚了企业、个人和各个地区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1979年以后，各地农民、企业和各个地区开始探索各自的发展模式和致富道路。各地不同的农村改革的途径曾经引起人们的多次讨论，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恰恰是不是要一刀切。这在当时叫做“发展模式”。
对于各地出现的不同发展模式，费孝通先生自己有一个在认识上不断深化的过程，他曾经试图把模式作为一种典型，一度认为“在一定程度上点的调查也能反映全局的基本面貌”。这种理论和方法上的思考导致了他在《小城镇、大问题》中认为，以吴江小城镇为调查点进行深入分析，或许是触到了小城镇问题的塔尖。所谓塔尖是指吴江小城镇建设的今天有可能是其他地区的明天。1981年，他在《小城镇、再探索》中明确地将由江村到吴江考察所揭示的发展形式称为“苏南模式”。他把“苏南模式”当作后进地区发展的未来。他写道，“所以，‘模式’一词包含了‘模范’的意思，甚至带有‘样板’的味道”。1989年，他承认了这种认识存在欠缺，并且认为，典型只有在同类的意义上才是可以被推广的。
后来，费孝通先生认识到， 模式有另外一个意义，那就是一定地区的发展道路，或发展方式。温州就是这样一种模式，他观察到， “这种发展模式只有温州人能够做到，因为他们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条件”。这就有别于“苏南模式”。在对苏南模式研究的基础上，费孝通先生积极探索各地发展起来的不同模式，例如，他看到“耿车模式”，苏北的耿车镇在欠发达农业地区发展乡镇企业的探索，更适合于那些缺乏工业基础的农村，因为它采取的是简单加工的方式，以小型工业为主来发展家庭副业的路子。在他看来，对于那些工业基础薄弱的农村，耿车模式是具有参考价值的。
苏南模式以后，他又陆续地研究了温州模式、耿车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宝鸡模式等。在他在思想中，模式已经成为“具有特点的一种样子或形式”，是在特定条件下的农村发展方式，或者说是地区或某一类型的农村发展各种具体条件的组合。他称之为“配方”。他写道，“苏南地区乡镇工业发展有两个条件，一个是已有工业基础，一个是人口增长产生劳力过剩”，另外“苏南历来是个农村手工业发达的地方”。苏南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
在对淮阴考察之后，费孝通先生发现苏北没有苏南对上海依赖的优势，他设想“必须集中力量在这一地区发展中等城市，这样， 这个地区才能真正建立起一个有发展前途的经济实体”。在他看来，乡镇企业和小城镇要持续稳定发展必须依托大中城市，形成区域发展体系。
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期间，同学之间也经常讨论，为什么费孝通教授每到一个地方，就能够非常敏锐地抓住这个地方的特点和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是他有着长期的观察和积累。在对各种模式的比较研究中，费孝通先生有着大部分研究者所没有的条件，那就是他长期对中国农村的各种类型进行过比较研究的知识储备。人们在他的著作中经常会看到这种历史积淀所造成的认识主体的认识能力。这都使他在进入一个已经发展起来或没有发展起来的地区时，能迅速抓住其特点。如他所述：模式研究可以做出具体的分析，分析的结果可以突出各自的个性，他使用的一直是比较方法。
现在看来，模式的真正意义在于，一是不同的发展模式是当地人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对自己发展道路的探索，是人民群众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发挥，这是改革开放持续不竭的动力和源泉。改革开放和发展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回想起来，那个时期，我跟随费孝通先生考察，每到一地，他经常对来参加座谈的当地干部和群众说的一句话是，“我是来学习的”，因为他认为实践已经走在了理论和认识前面，自己作为一个学者不过是在追赶和记录时代的发展。二是模式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科学的社区研究应当从几个基本模式入手， 通过分析比较来不断发展人的认识”。费孝通先生将其视为一个从个别逐步接近整体的过程，他找到了从个别向整体认识过渡中的中间认识环节：不同模式之间的比较。
1984年，费孝通先生对小城镇的研究由点到面。这种研究方式将他推向了一个更高认识层面—— 全国一盘棋。最初，他将小城镇和其周围的乡村视为一个经济社会区域：小城镇作为乡村商业和工业“进”与“出”的中心，会对周围乡村形成一种辐射。后来，他在苏南发现了许多小城镇与上海及其他城市的联系，并形成了一条龙工业体系。生产关键部件和承担总装任务的“龙头”设在上海市内，“龙尾”则摆在江苏的集镇和乡村，他由此得出结论，“苏南地区、城市工业、乡镇工业和农副业这三种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浑然一体，构成了一个区域经济的大系统”。苏南模式有它的地区性：“苏南模式”的经济区域是一个内部具有密切联系的空间体系，一体化的城镇体系和工业体系是它的骨架。乡镇工业离不开城市，城乡工业也离不开乡镇工业。乡镇工业实际上已经成为城市工业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两者的密切结合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这种空间联结方式被他称为“区域经济系统”，即发生在特定地域范围内的“经济模式”。
随着认识的深入，他把自己的研究延伸到了中西部地区和边远地区。当时，他将其称之为“边区”，我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的时候，所里专门设了一个边区研究室。像在沿海地区寻求富民途径一样，他也试图在边远地区找到建立这种区域体系和发展乡村工业的途径。在中部和西部的开发研究中，他探索如何使像包头钢铁厂这样的“孤岛”成为带动区域发展的“启动机”。他主张，包头还要看到自己的任务，要把工业扩散到外围乡镇上去，要把整个地区经济带动起来。对内蒙古，他也持这样的看法，认为在内蒙古要发展小城镇，还要补一课，不能直接学苏南，先要把大企业中的智力和技术扩散出去，发挥中等城市的作用。
“近距扩散”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开发边区的基本思路。所谓近距扩散是指边区的大中企业向附近地区扩散产品和技术，带动该地区的发展。他认为，西北地区的大、中城市要真正起到附近地区经济发展的中心作用，应当采取近距扩散的方法，有步骤地带动周围地区的小城市和城镇，发展地方工业，使它们成为大、中城市工业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大、中城市既依靠周围地区的滋养，又反哺、提高周围地区的工业生产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
“两个市场，左右开弓”
1984年的苏北调查中，费孝通先生已经触及到了区域的行政体制问题，并由此深入思考市场机制的角色。虽然他着力从经济的角度入手分析江苏省的发展，最后总不能避免与行政体系联结起来，发现在一个或几个行政区为单位的发展中，市场机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88年，他在对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考察中，采用了观察的方法来确定该区域的范围，以下观察记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的思路和当时中国业已形成的区域体系：
“当我坐的车离开南宁不久， 公路旁有一个很惹眼的新建村子， 村子四周丘陵两侧全是成片菠萝田。我追问之下，知道了这里培植的菠萝产量高，质量好，而且近年来发展了商品经济，打开了销路， 供不应求，最近又发展了加工业， 生产便于传输的菠萝罐头和菠萝饮料，大量供应香港”。
“ 我带着这个印象到了玉林，……主人又告诉我，这几年来农村家家户户饲养肉鸡，每天有汽船拖着装满了肉鸡的木船运往香港”。
……
最后，他得出结论：
“一个大香港经济区必须有一个庞大的粮食及副食品基地为它服务。这个以种植和饲养为主的供应地带的位置，将按它和经济中心区的交通条件来决定，而且将随着经济中心区的扩大而向外延伸，现在正在由珠江三角洲延伸出去，前哨已达到粤北和桂东地区”。
在最初区域经济体系探索中， 费孝通先生注意最多的是城镇体系对于乡村开发的意义。从1988 年开始，他注意到了市场因素对区域体系的影响。他发现，市场因素是他改革开放以来研究工作中忽视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因素，尽管当时已经八十高龄，他依然自勉应当补课。
在1988年对广东珠江三角洲区域的分析中，他注意到商品经济对于该区域的意义。同年，在关于“黄河上游多民族开发区的设想” 中，他将这一点更具体化了，他设想在包括从青海的龙羊峡至内蒙古的托克托段黄河上游沿岸地区，正处在西藏、新疆和内蒙古、宁夏四个民族自治区的中心建立区域性的经济，把这里的原料卖到沿海工业地区，同时也用来发展西部地区的中小型加工企业，使之分散在各乡各村，让千家万户都富裕起来。他看到区域中心的工业与原材料腹地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心地区工业的发展需要广大市场。这个市场首先应当是西部的牧区，特别是五大少数民族自治区。他设想通过对边区的开发来把占1/3国土的广大草原的巨大潜力发挥出来，使牧业经济从封闭的经济改革成为开放的经济。而商品经济是促成这一改革的基本力量。这种商品经济的具体运行特点是：牧区的牧业发展为区域中心的工业提供了毛、皮、奶等原料， 也为工业生产开辟了广大的市场。至此，费孝通先生从江村走向了“全国一盘棋”。
费孝通先生在“全国一盘棋” 上看到了两类市场和国内三个地区的协调关系。两类市场是指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他常说，应当“两个市场，左右开弓”。三个地区则是指沿海、中部和边区。他认为， 区域经济的发展首先应该解决经济发展的启动问题，他称之为发动机。他写道：“这个‘发动机’的启动关键在哪里？我认为是市场导向的确立。沿海地区‘外向型’ 经济体现了国际市场导向，但是也不能忽视国内市场，农村这个大市场，我们应该给予充分重视” 。这就意味着要开发一个区域，必须以两个市场为导向。当各个地区共同面对市场的时候，费孝通先生也面对着各个地区在市场体系中的协调发展问题。既然他以为西部各地区的经济发展都要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他就没法回避已经不平衡发展的各地区在市场条件下的共同发展问题。为此，他坚持“共同富裕， 协调发展”这一基本原则，同时又承认绝对平衡发展是不可能的，但‘平均主义’也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他在主张各地区以市场为导向的同时，又主张国家政策的“支持”，尤其是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国家的参与是必要的，但是最根本的发展动力来自当地的人民群众”。他触及了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地区发展与市场问题将包含着复杂的组织和制度的因素。
费孝通先生的发展观从乡村开发走向区域经济，最终他必须考虑各个区域的协调问题，必须面对在市场经济冲击下的复杂的经济社会体系，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真实写照。
“共同富裕，协调发展”
费孝通先生年迈中的热情探索，以及“但恨年迈我来迟”的景况是一部令人钦佩和感动的记录。改革年代的紧迫感，凝聚成一系列的探索—对于不同类型和不同地区的特征的“勾划”和“描述”。费孝通先生的认识历程、心路历程和理论探索是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反映。正如马克思说过的：历史从哪里开始，逻辑也就从哪里开始。
费孝通先生几十年的研究活动是在特定的历史、社会和自己年迈体衰的条件下发生的。他自己对于这一点的认识也非常清楚：“如果能说我这点心血没有白费的话，我只在这门学科的建设中做了一些开路和破题的工作。我在客观和主观的种种限制下， 尽力之所及为研究我国城乡社会发展勾画出一些素描和草图，并跟着实际的发展不断提出一些问题， 开辟一些值得研究的园地”。他把这个时期的研究称为“开路和破题”性工作。
在各种破题工作中，始终贯穿着他的思想的主线是“共同富裕，协调发展”。他先是从农村的农村致富道路：“有工则富，无商不活”，到“小城镇，大问题”， 再到“发展模式与区域体系”，最终找到“左右开弓，两个市场”， 等等，这都反映了费孝通先生的心路历程不断由点及面，由此及彼， 从一个村落开始，到“全国一盘棋”，最终走向全球市场。
我记得第一次听他讲“左右开弓，两个市场”是1991年在当时的江苏省吴江县，吴江丝绸业依托国内和国际市场发展，走出了自己的路子，他将其概括为“左右开弓， 两个市场”。
费孝通先生晚年对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探索表明，改革从最初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走向国际市场，既是一个人民走向富裕的过程，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逐步融入全球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动力来自人民的首创精神、改革开放政策，和不断完善的市场体制机制。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