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山
月朗星稀的夏夜，接到邻居打来的电话，说是有一点急事需要我去处理。从荆州出发到潜江，大概是70公里的距离。驾驶自家的“东风雪铁龙”，风驰电掣地驶上了沪蓉高速公路，不到一个小时， 就安全抵达了目的地。
如今的双城生活可不能少了私家车。即使只在一地过日子，快节奏的生活也总是让每个人都显得路那样的匆匆忙忙。身旁的一群急切穿上超短裙的少女，打开手机点开路边的共享单车，旋风般地在春天里奔跑，叮叮当当的车铃声和着银铃般的笑声一下子飘得很远很远，而我的情绪似乎比她们还激动。是的，她们这样骑着共享单车的奔跑感染了我，她们身后刮起的劲风，让我回忆起了曾经那个奔跑的青春。
今天的共享单车，就是当年我们日思夜想的自行车，只不过拓展了共享功能。很早以前，我就很想拥有这么一辆自行车。骑上它，用脚蹬上几蹬，就能绝尘而去，飘飘然，有如羽化成仙。
1980年秋天，我在生产大队担任民兵连长。这是我经历了高考落榜、初恋梦断的第一个人生转折，让一个18岁的高中毕业生踌躇满志。
然而，我很快就感到了十二分的失落。因为家里穷得买不起一辆自行车，我总是出发在前、到达在后，致使我蹲点驻队、军训整编、外出开会等多项工作受阻，经常受到上级领导批评，可总是屡教不改。不是我不想改，而是我改不了。
外婆年事已高。姐姐已经嫁人，姐夫家三天两头揭不开锅。父母虽说正值年富力强，在生产队里天天学大寨“修理地球”，可汗珠摔成八瓣也换不回一年的口粮。兄长要结婚成家，正闹着要用钱，一分钱恨不得掰成十瓣花。弟弟7个月就得上小儿麻痹症，是个生活都难自理的肢残少年。
此时，由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已有两个春秋，一些先富起来的人有了消费的欲望。家境不错的人家结婚时开始需要“三大件”： 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当然，购买这些东西是需要凭票用券的，一般人家很难买到。戴了手表的人喜欢卷起左袖子，习惯性地将手腕抬得高高地“看看现在几点了”。家里的缝纫机被擦得一尘不染，还要做个很讲究的布套罩起来。自行车也要进行一番精心打扮，车座罩上带穗的套子，车梁用布或彩纸裹起来，车条要绕上几圈毛线转起来才好看。车子被擦得锃亮，快快地骑过去，留下一路叮叮当当的脆响， 引来一片羡慕的目光。
记得我们湖北的应城县有一个名叫杨小运的农民，在当地先行一步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向国家超售1万斤粮食，却提出了一个今天看来十分搞笑的要求：购买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时任应城县领导满足了他的要求，为他特批了一辆“永久牌”，当时的价格是169元，现场采访的媒体进行了报道。有着高度政治敏感的上海永久自行车厂厂长王永昌闻讯， 又携5辆自行车专程来应城，提出再奖励他一辆自行车。在杨小运的带动下，应城县有1232户农民向国家交售万斤粮。县里召开大会，对超卖粮、棉、油等农副产品的农户给予奖售兑现。上海自行车厂还送来200辆“永久牌”自行车，把杨小运所在的大堰大队建成“永久村”。杨小运也因此成为轰动全国的新闻人物。
我可没有杨小运的幸运，我周边的乡亲们也没有杨小运的幸运。拥有“三大件”，别说我们这个穷家，就是放眼我们所有的亲戚朋友，也没有人置办齐整过。外婆娘家的侄孙倒是有那么一辆“武汉牌”自行车，稀罕得跟祖传宝贝似的，我借用过一次，却遭受了无数白眼。因为我们民兵连也算是“半拉子军事单位”，命令如山倒，还是外婆腆着老脸出面，跑了两趟才告成功。
1981年的一个冬日，我又接到上级命令，要我次日早上8时许赶到离家20公里外的一个生产大队民兵连去开现场会。没有任何代步工具，也没有什么班车可搭，借车之事可一不可二，外婆娘家侄孙的“武汉牌”自行车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借用了，何以准时抵达20公里外的现场？这个问题害得我整夜没有睡好，好不容易刚刚入眠，又因惦记着任务强迫自己醒来。由于没有钟表计时，鸡叫头遍我就起了床，头顶呼啸的北风前行，踏着泥泞紧赶慢赶，丝毫不敢停顿，结果到达会场还是迟到了15分钟。公社武装部长劈头盖脸对我好一通训斥：“你别以为迟到15分钟就不打紧，当众作过检讨就完事，若是在战争年代那就是致命的错误，是要掉脑袋葬送革命的！”
没有自行车之类的辅助工具，单靠徒步搞长途奔跑，纵然是奥林匹克田径赛的长跑冠军也无能为力啊。
面对严厉的批评，我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哪！他一个由公家配备自行车（偶尔还坐吉普车） 的国家干部，怎么能够体会我们这种穷苦百姓的窘境，不闹出晋惠帝执政“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 的笑话就算不错哪。这事过去没多久，革命没有葬送，我却被革了职，改任大队团支部书记。
团支部书记与民兵连长虽说都属于大队干部，但团支部书记排在末尾，民兵连长要强势许多。降职倒不要紧，要紧的是我从此患上了“自行车强迫妄想症”。睁开眼睛想的是自行车，闭上眼睛想的也是自行车；劳动的时候想的是自行车，休息的时候想的也是自行车； 看见自行车想的是自行车，不看见自行车想的还是自行车。购买一辆“武汉牌”自行车不过150元，可这150元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无比巨大的天文数字。
“ 白日不到处， 青春恰自来。”就在患上“自行车强迫妄想症”的日子，我遭遇了一次所谓的爱情。
那也是一个寒风凛冽的冬日， 我奉命护送一名危重病人到县医院诊治，与在县城出席团代会的女同学珍不期而遇。珍与我同龄，在学校就对我非常好。也许是回乡后同病相怜，我们在一次到公社粮管所交售公粮的场合邂逅后，便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谈时局变化，谈处境困苦， 也谈内心孤寂，但我始终和她止于同窗情谊，两年下来，若即若离。
朦胧的初恋无疾而终之后，我不敢跟女孩子谈对象，主要是源于我的家庭条件不允许。除去弟弟腿瘸、外祖母年迈，我的姐姐长年卧病在床，几乎耗尽了家里的财力， 26岁才医治康复嫁入柴门；我的兄长23岁勉强娶了嫂子，一场简朴婚礼就让家里欠下了2000多元外债，而且他们还没有一间像样的新房。这在上一天工仅值七八角的农村，2000多元就是一个天大的窟窿。我平时写信连8分钱的邮票都买不起，而信封多是将别人邮寄来的信封反过来重新粘贴再用。生活到了如此窘迫的地步，我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但这次意外相逢， 珍马上就将她跟我的恋人关系确定下来，并用自己名字作谐音为我改名“忠贞”。当“爱你的忠贞”信件飞到我枕边的时候，我惊喜地觉得自己灰暗的生活平添了一抹亮色。我确信，珍是爱我的，当她的堂兄将她作为胞妹安排在县种畜场商店工作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地来到我一贫如洗的家认亲，并把我接到她家和工作单位去玩，完全没有顾及“三媒六礼”乡俗的桎梏。她不但不嫌弃我买不起贵重的礼品，而且还用自己的工资为我补贴，让我一下子沉浸在人间有真爱的梦幻之中，以致她打起了自己的“小九九”我还浑然不觉。
珍的家在我家之北，相距30 公里，步行要走上半天；珍的工作单位在我家之南，离县城大约有8 公里，那地方属于三镇交界之地， 有一半路程不通汽车，而我家到县城还有18公里，不坐车几乎要走一天时间。手头没有钱是不能去的， 实在没有钱，有一辆自行车代步也是可行的，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这奢侈品我家连摸一下的权利也没有。珍很体贴地说，路上治安很乱，你来我也不放心。不来也行， 我可以搭乘场里到县城的便车转道去看你。
1983年10月，我们再次欠债4000多元盖房，珍闻讯过来说家里实在困难，今年春节就不用去她家拜年了，她可以从县城直接到我家来。并同时告诉我一个好消息，说她们的商店打算在县城设点，一旦立足下来就跟我联系，只是现在选址未定，不便通信。
我正愁无钱给珍送过年礼， 就顺坡下驴说那就等一段时间吧。谁知这一等就杳若黄鹤，农历甲子年都过了初七，我在家中望断天涯路，依然不见她的踪影，心里有些发毛，就咬牙借了20元钱上路。辗转多日在县城找到她，得到的回答却是分道扬镳。
人往高处走，谁个爱连一辆“武汉”自行车都买不起的种田汉哪！好不容易出去见了一点世面，如果嫁给我又得重新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长痛不如短痛，珍就选择逃亡。
否极泰来，摇摇欲坠的人民公社终于在一夜之间坍塌，大队改制为村，村干部大量裁减，团支部书记首当其冲。几乎就在同时，领导发现我“不务正业”， 稍有空隙就埋头在纸堆里写写画画，将我“发配”到村经销店做售货员。
自以为我很坚强，其实我还是忍不住放声大哭了，不仅仅是为了我无处安放的青春。因为我生不如人，我的爱情保卫战彻底失败了。失恋的悲戚让我难以自拔，一有空闲就把自己无人倾听的忧伤付诸笔墨。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村经销店当了一年的售货员，盘存分红， 我刚好得到了150元的报酬，这是我首次领到的一笔“巨款”。不假思索，我当即用它添置了一辆不要票券即可购买的“武汉牌”自行车。历经无数艰难困苦，我终于圆了自己奔跑的最初梦想。
正是从这辆“武汉牌”自行车开始，我拼命地奔跑，与时间赛跑，与青春赛跑。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在沸腾，感觉生命也在奔跑。奔跑之余，我总会披着一身疲惫，就着一盏昏暗如豆的煤油灯，如饥似渴地扑在书本上读书，开始了名叫写作的另类奔跑。
所幸“林江之乱”结束后， 社会生活的突变为文学创作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素材，“文化启蒙”思潮成为当时的主流。1985年7月， 我的一个记者朋友将我在文学道路上的努力记载下来，发表在地区党报副刊上，标题是借用歌德的一句诗：如果是玫瑰，总是要开花的。
次年秋风萧瑟的时候，我因为“还能够在报刊上写几句话”奉命组建乡镇文化站。借宿在一间废弃的仓库里，连一盏电灯都没有，我就在夜晚骑着我那辆“武汉牌”自行车奔跑到办公室去写稿，常常是躬耕到日出东方。我坚信，飞越茫茫大海的鲲鹏之所以能够展翅高飞， 其过人的本领就是这样练习出来的。
县委宣传部了解到我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新闻和文学双料人才， 在乡镇文化站做临时工，把这事捅给了县委书记，这就有了一纸批文，但县长跟书记不睦，以种种理由顶着不办。恰在此时，上面又风传“党政分家”，不能搞“以党代政”，闹腾了两三个月就没了下文。
须知十年成恨事，且将一日作三秋。在轻蔑的白眼面前，我只有用实力证明自己。1989年初， 乡镇机关要在村干部中招聘国家干部，镇党委决定我到赛场去一决雌雄，结果表明我不负众望，可有人嫉妒从中作梗，致使录取工作无法正常进行。与我同考的人在3月上旬就已到岗，而我作为第一却名落孙山。万分委屈中，我想到了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中国青年报》等多家首都媒体以“一位农村青年的自述”为副题，原汁原味地刊载了我的《获奖使我更苦恼》。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不起眼的小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省委分管宣传的领导当即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将我“作为宣传文化战线特殊人才给予特别考虑” 。总算是瓜熟蒂落， 是年7 月， 我加入中国共产党。10 月，我终于如愿以偿进入国家干部序列。
喜乘改革开放的东风，借助书籍的羽翼，我那辆“武汉牌”自行车飞过了沧海，大风大浪被抛在了我的身后。
那是一种怎样的奔跑？奔跑， 就是用最少的时间做最多的事情的效率；奔跑，就是全身心投入去做一件事情的专注；奔跑，就是一种生活在最底层的人内心深处最能产生共鸣的力量；奔跑，就是一种生命前所未有的张力。
5年后又是一个春天，我奉调进入复刊不久的市报，从一名普通记者做起，两年后以“全省十佳” 的业绩竞得记者部主任，而后跻身新中国首届记者节表彰“湖北省百名优秀新闻工作者”龙虎榜，出任报社副总编，再任副社长，成为本地新闻界首屈一指的“享受市政府特殊津贴的中青年专家”。
青春的每一天都在诠释着什么是奔跑。我的祖国40年的改革开放也是如此。
正因为有了与改革开放同步的奔跑，我就有了接踵而至的“五羊牌”自行车、“凤凰牌”自行车。也因为有了这种与新时代同步的奔跑，我就有了后来的“亚马逊牌” 摩托车、“雅迪牌”电动车。
当然，有了奔跑，我就几乎谢绝了一切与新闻、文学关联不大的应酬活动，“像一个饥饿的汉子扑在面包上”，专心于自己的艺术坚守和奔跑的技能。
尽管青春不再，华发早生， 可我对写作这种另类奔跑的喜爱有增无减，用自己的汗水为新时期文学百花园培育了数以百计的花朵， 斩获了包括人民文学杂志社第二届全国文学社团“风流杯”二等奖， 《民族文学》《人民文学》象山杯“我与奥运”征文三等奖在内的多项大奖，并有80多篇（首）作品入选多种权威选本及年度排行榜， 被接纳为湖北省作协会员。
历史的车轮驶入新世纪以后， 一辆自行车的奔跑不再是什么可望不可及的奢望；随着大众媒介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笼罩在记者、作家们头上的神秘光环也逐渐消失了。有人问我，如今人们都已经进入了“数钱时代”，老兄怎么还生活在“数字时代”呀？是的，红尘匝地，物欲横流，而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当年始于一辆自行车奔跑的初心，总是乐于在别人消遣的时候读书，安心在别人“数钱”的时候“数字”。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幸福都是靠自己奋斗出来的。”有了奔跑，我就顺理成章地有了今天的“东风雪铁龙”。有了奔跑，我相信我的明天还将拥有更新的、更好的、更善奔跑的私家车。
奔跑！我们座下的代步工具正按照我们的心愿加速，我们的幸福也在如愿加速。
作者单位：湖北省潜江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