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自行车的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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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山

月朗星稀的夏夜,接到邻居打来的电话,说是有一点急事需要我去处理。从荆州出发到潜江,大概是70公里的距离。驾驶自家的“东风雪铁龙”,风驰电掣地驶上了沪蓉高速公路,不到一个小时, 就安全抵达了目的地。

如今的双城生活可不能少了私家车。即使只在一地过日子,快节奏的生活也总是让每个人都显得路那样的匆匆忙忙。身旁的一群急切穿上超短裙的少女,打开手机点开路边的共享单车,旋风般地在春天里奔跑,叮叮当当的车铃声和着银铃般的笑声一下子飘得很远很远,而我的情绪似乎比她们还激动。是的,她们这样骑着共享单车的奔跑感染了我,她们身后刮起的劲风,让我回忆起了曾经那个奔跑的青春。

今天的共享单车,就是当年我们日思夜想的自行车,只不过拓展了共享功能。很早以前,我就很想拥有这么一辆自行车。骑上它,用脚蹬上几蹬,就能绝尘而去,飘飘然,有如羽化成仙。

1980年秋天,我在生产大队担任民兵连长。这是我经历了高考落榜、初恋梦断的第一个人生转折,让一个18岁的高中毕业生踌躇满志。

然而,我很快就感到了十二分的失落。因为家里穷得买不起一辆自行车,我总是出发在前、到达在后,致使我蹲点驻队、军训整编、外出开会等多项工作受阻,经常受到上级领导批评,可总是屡教不改。不是我不想改,而是我改不了。

外婆年事已高。姐姐已经嫁人,姐夫家三天两头揭不开锅。父母虽说正值年富力强,在生产队里天天学大寨“修理地球”,可汗珠摔成八瓣也换不回一年的口粮。兄长要结婚成家,正闹着要用钱,一分钱恨不得掰成十瓣花。弟弟7个月就得上小儿麻痹症,是个生活都难自理的肢残少年。

此时,由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已有两个春秋,一些先富起来的人有了消费的欲望。家境不错的人家结婚时开始需要“三大件”: 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当然,购买这些东西是需要凭票用券的,一般人家很难买到。戴了手表的人喜欢卷起左袖子,习惯性地将手腕抬得高高地“看看现在几点了”。家里的缝纫机被擦得一尘不染,还要做个很讲究的布套罩起来。自行车也要进行一番精心打扮,车座罩上带穗的套子,车梁用布或彩纸裹起来,车条要绕上几圈毛线转起来才好看。车子被擦得锃亮,快快地骑过去,留下一路叮叮当当的脆响, 引来一片羡慕的目光。

记得我们湖北的应城县有一个名叫杨小运的农民,在当地先行一步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向国家超售1万斤粮食,却提出了一个今天看来十分搞笑的要求:购买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时任应城县领导满足了他的要求,为他特批了一辆“永久牌”,当时的价格是169元,现场采访的媒体进行了报道。有着高度政治敏感的上海永久自行车厂厂长王永昌闻讯, 又携5辆自行车专程来应城,提出再奖励他一辆自行车。在杨小运的带动下,应城县有1232户农民向国家交售万斤粮。县里召开大会,对超卖粮、棉、油等农副产品的农户给予奖售兑现。上海自行车厂还送来200辆“永久牌”自行车,把杨小运所在的大堰大队建成“永久村”。杨小运也因此成为轰动全国的新闻人物。

我可没有杨小运的幸运,我周边的乡亲们也没有杨小运的幸运。拥有“三大件”,别说我们这个穷家,就是放眼我们所有的亲戚朋友,也没有人置办齐整过。外婆娘家的侄孙倒是有那么一辆“武汉牌”自行车,稀罕得跟祖传宝贝似的,我借用过一次,却遭受了无数白眼。因为我们民兵连也算是“半拉子军事单位”,命令如山倒,还是外婆腆着老脸出面,跑了两趟才告成功。

1981年的一个冬日,我又接到上级命令,要我次日早上8时许赶到离家20公里外的一个生产大队民兵连去开现场会。没有任何代步工具,也没有什么班车可搭,借车之事可一不可二,外婆娘家侄孙的“武汉牌”自行车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借用了,何以准时抵达20公里外的现场?这个问题害得我整夜没有睡好,好不容易刚刚入眠,又因惦记着任务强迫自己醒来。由于没有钟表计时,鸡叫头遍我就起了床,头顶呼啸的北风前行,踏着泥泞紧赶慢赶,丝毫不敢停顿,结果到达会场还是迟到了15分钟。公社武装部长劈头盖脸对我好一通训斥:“你别以为迟到15分钟就不打紧,当众作过检讨就完事,若是在战争年代那就是致命的错误,是要掉脑袋葬送革命的!”

没有自行车之类的辅助工具,单靠徒步搞长途奔跑,纵然是奥林匹克田径赛的长跑冠军也无能为力啊。

面对严厉的批评,我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哪!他一个由公家配备自行车(偶尔还坐吉普车) 的国家干部,怎么能够体会我们这种穷苦百姓的窘境,不闹出晋惠帝执政“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 的笑话就算不错哪。这事过去没多久,革命没有葬送,我却被革了职,改任大队团支部书记。

团支部书记与民兵连长虽说都属于大队干部,但团支部书记排在末尾,民兵连长要强势许多。降职倒不要紧,要紧的是我从此患上了“自行车强迫妄想症”。睁开眼睛想的是自行车,闭上眼睛想的也是自行车;劳动的时候想的是自行车,休息的时候想的也是自行车; 看见自行车想的是自行车,不看见自行车想的还是自行车。购买一辆“武汉牌”自行车不过150元,可这150元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无比巨大的天文数字。

“ 白日不到处, 青春恰自来。”就在患上“自行车强迫妄想症”的日子,我遭遇了一次所谓的爱情。

那也是一个寒风凛冽的冬日, 我奉命护送一名危重病人到县医院诊治,与在县城出席团代会的女同学珍不期而遇。珍与我同龄,在学校就对我非常好。也许是回乡后同病相怜,我们在一次到公社粮管所交售公粮的场合邂逅后,便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谈时局变化,谈处境困苦, 也谈内心孤寂,但我始终和她止于同窗情谊,两年下来,若即若离。

朦胧的初恋无疾而终之后,我不敢跟女孩子谈对象,主要是源于我的家庭条件不允许。除去弟弟腿瘸、外祖母年迈,我的姐姐长年卧病在床,几乎耗尽了家里的财力, 26岁才医治康复嫁入柴门;我的兄长23岁勉强娶了嫂子,一场简朴婚礼就让家里欠下了2000多元外债,而且他们还没有一间像样的新房。这在上一天工仅值七八角的农村,2000多元就是一个天大的窟窿。我平时写信连8分钱的邮票都买不起,而信封多是将别人邮寄来的信封反过来重新粘贴再用。生活到了如此窘迫的地步,我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但这次意外相逢, 珍马上就将她跟我的恋人关系确定下来,并用自己名字作谐音为我改名“忠贞”。当“爱你的忠贞”信件飞到我枕边的时候,我惊喜地觉得自己灰暗的生活平添了一抹亮色。我确信,珍是爱我的,当她的堂兄将她作为胞妹安排在县种畜场商店工作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地来到我一贫如洗的家认亲,并把我接到她家和工作单位去玩,完全没有顾及“三媒六礼”乡俗的桎梏。她不但不嫌弃我买不起贵重的礼品,而且还用自己的工资为我补贴,让我一下子沉浸在人间有真爱的梦幻之中,以致她打起了自己的“小九九”我还浑然不觉。

珍的家在我家之北,相距30 公里,步行要走上半天;珍的工作单位在我家之南,离县城大约有8 公里,那地方属于三镇交界之地, 有一半路程不通汽车,而我家到县城还有18公里,不坐车几乎要走一天时间。手头没有钱是不能去的, 实在没有钱,有一辆自行车代步也是可行的,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这奢侈品我家连摸一下的权利也没有。珍很体贴地说,路上治安很乱,你来我也不放心。不来也行, 我可以搭乘场里到县城的便车转道去看你。

198310月,我们再次欠债4000多元盖房,珍闻讯过来说家里实在困难,今年春节就不用去她家拜年了,她可以从县城直接到我家来。并同时告诉我一个好消息,说她们的商店打算在县城设点,一旦立足下来就跟我联系,只是现在选址未定,不便通信。

我正愁无钱给珍送过年礼, 就顺坡下驴说那就等一段时间吧。谁知这一等就杳若黄鹤,农历甲子年都过了初七,我在家中望断天涯路,依然不见她的踪影,心里有些发毛,就咬牙借了20元钱上路。辗转多日在县城找到她,得到的回答却是分道扬镳。

人往高处走,谁个爱连一辆“武汉”自行车都买不起的种田汉哪!好不容易出去见了一点世面,如果嫁给我又得重新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长痛不如短痛,珍就选择逃亡。

否极泰来,摇摇欲坠的人民公社终于在一夜之间坍塌,大队改制为村,村干部大量裁减,团支部书记首当其冲。几乎就在同时,领导发现我“不务正业”, 稍有空隙就埋头在纸堆里写写画画,将我“发配”到村经销店做售货员。

自以为我很坚强,其实我还是忍不住放声大哭了,不仅仅是为了我无处安放的青春。因为我生不如人,我的爱情保卫战彻底失败了。失恋的悲戚让我难以自拔,一有空闲就把自己无人倾听的忧伤付诸笔墨。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村经销店当了一年的售货员,盘存分红, 我刚好得到了150元的报酬,这是我首次领到的一笔“巨款”。不假思索,我当即用它添置了一辆不要票券即可购买的“武汉牌”自行车。历经无数艰难困苦,我终于圆了自己奔跑的最初梦想。

正是从这辆“武汉牌”自行车开始,我拼命地奔跑,与时间赛跑,与青春赛跑。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在沸腾,感觉生命也在奔跑。奔跑之余,我总会披着一身疲惫,就着一盏昏暗如豆的煤油灯,如饥似渴地扑在书本上读书,开始了名叫写作的另类奔跑。

所幸“林江之乱”结束后, 社会生活的突变为文学创作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素材,“文化启蒙”思潮成为当时的主流。19857月, 我的一个记者朋友将我在文学道路上的努力记载下来,发表在地区党报副刊上,标题是借用歌德的一句诗:如果是玫瑰,总是要开花的。

次年秋风萧瑟的时候,我因为“还能够在报刊上写几句话”奉命组建乡镇文化站。借宿在一间废弃的仓库里,连一盏电灯都没有,我就在夜晚骑着我那辆“武汉牌”自行车奔跑到办公室去写稿,常常是躬耕到日出东方。我坚信,飞越茫茫大海的鲲鹏之所以能够展翅高飞, 其过人的本领就是这样练习出来的。

县委宣传部了解到我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新闻和文学双料人才, 在乡镇文化站做临时工,把这事捅给了县委书记,这就有了一纸批文,但县长跟书记不睦,以种种理由顶着不办。恰在此时,上面又风传“党政分家”,不能搞“以党代政”,闹腾了两三个月就没了下文。

须知十年成恨事,且将一日作三秋。在轻蔑的白眼面前,我只有用实力证明自己。1989年初, 乡镇机关要在村干部中招聘国家干部,镇党委决定我到赛场去一决雌雄,结果表明我不负众望,可有人嫉妒从中作梗,致使录取工作无法正常进行。与我同考的人在3月上旬就已到岗,而我作为第一却名落孙山。万分委屈中,我想到了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中国青年报》等多家首都媒体以“一位农村青年的自述”为副题,原汁原味地刊载了我的《获奖使我更苦恼》。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不起眼的小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省委分管宣传的领导当即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将我“作为宣传文化战线特殊人才给予特别考虑” 。总算是瓜熟蒂落, 是年7 月, 我加入中国共产党。10 月,我终于如愿以偿进入国家干部序列。

喜乘改革开放的东风,借助书籍的羽翼,我那辆“武汉牌”自行车飞过了沧海,大风大浪被抛在了我的身后。

那是一种怎样的奔跑?奔跑, 就是用最少的时间做最多的事情的效率;奔跑,就是全身心投入去做一件事情的专注;奔跑,就是一种生活在最底层的人内心深处最能产生共鸣的力量;奔跑,就是一种生命前所未有的张力。

5年后又是一个春天,我奉调进入复刊不久的市报,从一名普通记者做起,两年后以“全省十佳” 的业绩竞得记者部主任,而后跻身新中国首届记者节表彰“湖北省百名优秀新闻工作者”龙虎榜,出任报社副总编,再任副社长,成为本地新闻界首屈一指的“享受市政府特殊津贴的中青年专家”。

青春的每一天都在诠释着什么是奔跑。我的祖国40年的改革开放也是如此。

正因为有了与改革开放同步的奔跑,我就有了接踵而至的“五羊牌”自行车、“凤凰牌”自行车。也因为有了这种与新时代同步的奔跑,我就有了后来的“亚马逊牌” 摩托车、“雅迪牌”电动车。

当然,有了奔跑,我就几乎谢绝了一切与新闻、文学关联不大的应酬活动,“像一个饥饿的汉子扑在面包上”,专心于自己的艺术坚守和奔跑的技能。

尽管青春不再,华发早生, 可我对写作这种另类奔跑的喜爱有增无减,用自己的汗水为新时期文学百花园培育了数以百计的花朵, 斩获了包括人民文学杂志社第二届全国文学社团“风流杯”二等奖, 《民族文学》《人民文学》象山杯“我与奥运”征文三等奖在内的多项大奖,并有80多篇()作品入选多种权威选本及年度排行榜, 被接纳为湖北省作协会员。

历史的车轮驶入新世纪以后, 一辆自行车的奔跑不再是什么可望不可及的奢望;随着大众媒介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笼罩在记者、作家们头上的神秘光环也逐渐消失了。有人问我,如今人们都已经进入了“数钱时代”,老兄怎么还生活在“数字时代”呀?是的,红尘匝地,物欲横流,而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当年始于一辆自行车奔跑的初心,总是乐于在别人消遣的时候读书,安心在别人“数钱”的时候“数字”。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幸福都是靠自己奋斗出来的。”有了奔跑,我就顺理成章地有了今天的“东风雪铁龙”。有了奔跑,我相信我的明天还将拥有更新的、更好的、更善奔跑的私家车。

奔跑!我们座下的代步工具正按照我们的心愿加速,我们的幸福也在如愿加速。

作者单位:湖北省潜江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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