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盛世是怎样衰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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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考察中国古代历史,相对于乱世而言盛世显得极为难得,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三大盛世”其持续时间加在一起不过200多年,在有国家概念以来的数千年中国历史长河中只能算几朵浪花罢了。那么,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是如何衰落的呢?

丧失忧患

中国历史上公认有三大盛世, 即“汉武盛世”“开元盛世”和“康乾盛世”,它们的影响虽然都很大, 但存续的时间其实都不长。

汉武帝在位的时间在封建帝王中算是比较长的,但也只有54年, 其开始的几年大权尚且旁落,晚年国势又渐趋颓唐,算起来“汉武盛世”只持续了不到50年时间;唐玄宗在位44年,但最鼎盛的开元时期不过28年,前强后弱、对比鲜明, 即使把之前“贞观之治”的22年加在一起计,唐朝前期的这段盛世期也只有50年左右;清代康雍乾三帝在位时间相加有133年,算是最长的一段盛世了。

对于盛世走向衰落的原因,朱熹将其归为“气运”,他认为“气运从来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盛,只管恁地循环去”;王夫之则将其归为“天道”,他说“一离而一合,一乱而一治,于此可知天道焉”。其实历史的真相并没有那么玄奥,考察历史上“三大盛世”的衰亡原因,不难看出也有许多规律可寻。

在这些原因中,丧失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逐渐安于享乐是最重要的一条。成书于战国时的《周易系辞》告诫治政者“安而不忘危, 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但这一点似乎很难做到。盛世创造的繁荣麻痹了众人,人们的忧患意识较创业时期大为降低,财富的增长又助长了人们的享乐思想,更削弱了人们的进取心。

汉武帝开创了中国封建王朝的第一个盛世,随着年龄的增长,汉武帝慢慢地也丧失了进取意识和创新精神,晚年更陷入昏聩,发生了“巫蛊之祸”,造成父子相残,太子刘据因此自杀,汉武帝虽然下罪己诏作自我批评,但汉朝的国势就此逆转,盛世已经不再。而皇室贵族在长期和平环境中形成了安于享乐的思想,晚年的汉武帝带头挥霍浪费,仅皇室的膳食、服饰和器物方面的开支每年就达5亿钱,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8,其他王公贵族也竞相攀比,催生出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

唐玄宗在位的中期便逐渐骄傲自满起来,沉湎于享乐,《资治通鉴》说他“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唐玄宗听信谗言,把包括太子在内的3个儿子贬为庶人,进而杀害,使政局陷入持续动荡,又宠爱杨玉环,使其兄杨国忠专权,朝政越发不可收拾,终于导致安史之乱的发生。当时宫廷贵族们的生活也十分奢靡,贵戚们向唐玄宗一次所献的馔食就有水陆珍奇数千盘, 每一盘所需花费都相当于10户中等人家的财产,唐玄宗为杨贵妃的3 个姐妹都修造了豪华府第,“一堂之费,运输千万”。

康雍乾三帝在位期间正处在世界范围内社会转型的重要时刻,而他们以“天朝上国”自居,盲目乐观,不肯睁眼看世界,拒绝开放、囿于传统、故步自封,梁启超对这一点剖析得十分深刻:“中国环列皆小蛮夷,其文明程度无不下我数等,一与相遇,如汤沃雪,纵横四顾,常觉有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之概,始而自信、继而自大、终而自画。”与此同时,皇室、贵族和大臣们仍挥霍无度,八旗子弟享受特权却不思进取,逐渐堕落成一群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

财政困境

盛世走向衰落往往会从各个方面发生,但最先表现出来的又往往是朝廷的财政,中国历史上“三大盛世”由强转弱都与财政逐渐出现困境有关,而造成这些问题的不是经济状况突然变差,而是统治者的好大喜功。

汉武帝强化国防,在位期间频频发起远征,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但由于不能“量力度德”,所以也有了穷兵黩武的评价。更为重要的是,大规模用兵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经济改革创造出的成果因此被抵消,《汉书》记载汉武帝末年“天下虚耗,人复相食”,全国总人口由高峰时的5000万一下子减少到3000万。

唐玄宗在全国设置十大节度使,让他们集军、民、财大权于一身,为贪功求官,节度使们经常蓄意挑起战争,加之唐玄宗本人也有好战的性格,结果边境地区的安定局面被打破,与吐蕃开战后双方互有伤亡,与南诏国开战后,20万唐军将士战死或病死,朝廷因此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而“安史之乱”的发生又进一步加剧了唐朝的财政危机,乱前朝廷征收赋税的基数有900万户,乱后锐减到193万户,即使唐玄宗还想卧薪尝胆、从头再来,也没有机会了。

康熙皇帝在位时有“ 三大征”,乾隆皇帝自称有“十全武功”,这些军事行动无不伴随着大笔的军费开支,康熙初年朝廷财政收入还不高,每年只有2500万两左右,其中80%用到了军费上,后来清政府的“家底”逐渐殷实,但有时也感到吃力,朝廷不得不在正常税收之外另想办法,乾隆皇帝在位期间,仅盐商捐输一项就超过1310 万两。

盛世充满荣光,开创盛世将闪耀于青史,但更应该把握好理想与现实的平衡,保持清醒的头脑, 克制“建功立业”的冲动,量力而行、建立有弹性的财政体系,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吏治反弹

盛世的开创都经过了一段励精图治的过程,离不开官员队伍的精干、廉洁和高效,但承平日久,吏治又难免出现松懈反弹。

汉武帝在位的前期尚能任用一些能人、贤臣,但到后期却宠信江充这类投机分子,也出了田蚡、主父偃这样的大贪,最后发展成忠臣、廉臣受到排挤、行贿受贿成风的局面,司法腐败和军队里的腐败表现得也很突出,这些都削弱了官员队伍的整体力量。

唐玄宗在位的前期重用姚崇、宋憬等贤相,但后期不再任人唯贤,而看谁能投其所好,先后重用了李林甫、杨国忠等人,这些人要么“口有蜜,腹有剑”,要么“媚事左右,迎合上意”,结果忠言绝路、冤狱四起,吏治几乎全面崩塌。

康雍乾三帝在位的中后期吏治也开始逐渐变坏,虽经大力整顿但腐败问题依然突出,大案要案查一批出一批,尤其乾隆皇帝在位时, 腐败更明显回潮,以至于后来出了和珅这样的大贪官。

中国古代的历史存在治乱循环的怪圈,吏治似乎也一样。任人唯贤,官员队伍的素质就高一些; 反贪腐抓得紧,官员就比较廉洁自律一些。但是,中间随时充满了变量,思想上稍有松懈,就立即会形成负面的连锁效应,贪官、庸官和懒政现象就会由局部蔓延到整体、由量变到质变,削弱了行政团队的执行力,影响到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后继乏人

在封建王朝统治下,治政呼唤明主、反腐依赖清官,统治者的个人的素质、能力对治国理政具有决定性作用。

然而,封建帝王实行的是世袭制,从一般规律看,不可能代代都遇明主、英才,像康熙、雍正和乾隆祖孙三代都出类拔萃的情况在历史上已属罕见,现实的情况往往是一代不如一代,当杰出人物离世, 后继位者天资平平、能力一般,在上代人卵翼下又没经过大风大浪的洗礼,很容易成为庸主,前辈人开创的盛世伟业更难以为继了。

汉武帝驾崩前,匆忙立年仅8 岁的小儿子刘弗陵为太子, 刘弗陵“ 生于深宫中, 长于妇之手” , 加上年幼, 皇权从此旁落,之后的刘贺、刘恂、刘奭、刘骜、刘欣等几任皇帝大多暗弱无能,毫无建树,西汉王朝始终中兴无望。

唐玄宗虽然有30多个儿子,但经历了一场安史之乱,国力严重衰微,皇权受到一定动摇,唐玄宗到西蜀避难,儿子李亨在灵武继位为皇帝,即唐肃宗,唐玄宗称太上皇, 李亨不思如何平定国难,反而处心积虑防范父亲,形成权力分裂。李亨死后,儿子唐代宗李豫在位的时间虽然不短,但能力平平,史书顶多评价其为“盖亦中材之主也”, 无法承担起唐朝中兴的重任。

乾隆皇帝有17个儿子,选谁为接班人成为他头疼的事,曾先后立过3位皇太子,最后正式立第十五子颙琰为接班人,即嘉庆皇帝。虽然选来选去,但事实证明嘉庆皇帝缺乏之前三任皇帝的雄才大略,视野不够开阔,身处世界发展转型与变革的关键时刻,却大力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让中国失去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机会。

盛世带来和平与繁荣,但这样的日子过久了人们就容易麻木,丧失忧患意识。孟子说“君子有终身之忧, 无一朝之患也”,只有生于忧患、又始终不忘忧患,才能不忘初心,树立起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担当。

历史经验还提醒我们,任何时候都要保持艰苦创业的本色,“成由勤俭败由奢”,要反对骄奢淫逸之风,反对享乐主义,不能因为这些而削弱了进取之心。还要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克服庸官、怠政现象,坚决反对腐败,建立起廉洁、高效的干部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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