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考察中国古代历史，相对于乱世而言盛世显得极为难得，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三大盛世”其持续时间加在一起不过200多年，在有国家概念以来的数千年中国历史长河中只能算几朵浪花罢了。那么，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是如何衰落的呢？
丧失忧患
中国历史上公认有三大盛世， 即“汉武盛世”“开元盛世”和“康乾盛世”，它们的影响虽然都很大， 但存续的时间其实都不长。
汉武帝在位的时间在封建帝王中算是比较长的，但也只有54年， 其开始的几年大权尚且旁落，晚年国势又渐趋颓唐，算起来“汉武盛世”只持续了不到50年时间；唐玄宗在位44年，但最鼎盛的开元时期不过28年，前强后弱、对比鲜明， 即使把之前“贞观之治”的22年加在一起计，唐朝前期的这段盛世期也只有50年左右；清代康雍乾三帝在位时间相加有133年，算是最长的一段盛世了。
对于盛世走向衰落的原因，朱熹将其归为“气运”，他认为“气运从来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盛，只管恁地循环去”；王夫之则将其归为“天道”，他说“一离而一合，一乱而一治，于此可知天道焉”。其实历史的真相并没有那么玄奥，考察历史上“三大盛世”的衰亡原因，不难看出也有许多规律可寻。
在这些原因中，丧失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逐渐安于享乐是最重要的一条。成书于战国时的《周易系辞》告诫治政者“安而不忘危， 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但这一点似乎很难做到。盛世创造的繁荣麻痹了众人，人们的忧患意识较创业时期大为降低，财富的增长又助长了人们的享乐思想，更削弱了人们的进取心。
汉武帝开创了中国封建王朝的第一个盛世，随着年龄的增长，汉武帝慢慢地也丧失了进取意识和创新精神，晚年更陷入昏聩，发生了“巫蛊之祸”，造成父子相残，太子刘据因此自杀，汉武帝虽然下罪己诏作自我批评，但汉朝的国势就此逆转，盛世已经不再。而皇室贵族在长期和平环境中形成了安于享乐的思想，晚年的汉武帝带头挥霍浪费，仅皇室的膳食、服饰和器物方面的开支每年就达5亿钱，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8，其他王公贵族也竞相攀比，催生出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
唐玄宗在位的中期便逐渐骄傲自满起来，沉湎于享乐，《资治通鉴》说他“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唐玄宗听信谗言，把包括太子在内的3个儿子贬为庶人，进而杀害，使政局陷入持续动荡，又宠爱杨玉环，使其兄杨国忠专权，朝政越发不可收拾，终于导致安史之乱的发生。当时宫廷贵族们的生活也十分奢靡，贵戚们向唐玄宗一次所献的馔食就有水陆珍奇数千盘， 每一盘所需花费都相当于10户中等人家的财产，唐玄宗为杨贵妃的3 个姐妹都修造了豪华府第，“一堂之费，运输千万”。
康雍乾三帝在位期间正处在世界范围内社会转型的重要时刻，而他们以“天朝上国”自居，盲目乐观，不肯睁眼看世界，拒绝开放、囿于传统、故步自封，梁启超对这一点剖析得十分深刻：“中国环列皆小蛮夷，其文明程度无不下我数等，一与相遇，如汤沃雪，纵横四顾，常觉有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之概，始而自信、继而自大、终而自画。”与此同时，皇室、贵族和大臣们仍挥霍无度，八旗子弟享受特权却不思进取，逐渐堕落成一群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
财政困境
盛世走向衰落往往会从各个方面发生，但最先表现出来的又往往是朝廷的财政，中国历史上“三大盛世”由强转弱都与财政逐渐出现困境有关，而造成这些问题的不是经济状况突然变差，而是统治者的好大喜功。
汉武帝强化国防，在位期间频频发起远征，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但由于不能“量力度德”，所以也有了穷兵黩武的评价。更为重要的是，大规模用兵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经济改革创造出的成果因此被抵消，《汉书》记载汉武帝末年“天下虚耗，人复相食”，全国总人口由高峰时的5000万一下子减少到3000万。
唐玄宗在全国设置十大节度使，让他们集军、民、财大权于一身，为贪功求官，节度使们经常蓄意挑起战争，加之唐玄宗本人也有好战的性格，结果边境地区的安定局面被打破，与吐蕃开战后双方互有伤亡，与南诏国开战后，20万唐军将士战死或病死，朝廷因此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而“安史之乱”的发生又进一步加剧了唐朝的财政危机，乱前朝廷征收赋税的基数有900万户，乱后锐减到193万户，即使唐玄宗还想卧薪尝胆、从头再来，也没有机会了。
康熙皇帝在位时有“ 三大征”，乾隆皇帝自称有“十全武功”，这些军事行动无不伴随着大笔的军费开支，康熙初年朝廷财政收入还不高，每年只有2500万两左右，其中80%用到了军费上，后来清政府的“家底”逐渐殷实，但有时也感到吃力，朝廷不得不在正常税收之外另想办法，乾隆皇帝在位期间，仅盐商捐输一项就超过1310 万两。
盛世充满荣光，开创盛世将闪耀于青史，但更应该把握好理想与现实的平衡，保持清醒的头脑， 克制“建功立业”的冲动，量力而行、建立有弹性的财政体系，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吏治反弹
盛世的开创都经过了一段励精图治的过程，离不开官员队伍的精干、廉洁和高效，但承平日久，吏治又难免出现松懈反弹。
汉武帝在位的前期尚能任用一些能人、贤臣，但到后期却宠信江充这类投机分子，也出了田蚡、主父偃这样的大贪，最后发展成忠臣、廉臣受到排挤、行贿受贿成风的局面，司法腐败和军队里的腐败表现得也很突出，这些都削弱了官员队伍的整体力量。
唐玄宗在位的前期重用姚崇、宋憬等贤相，但后期不再任人唯贤，而看谁能投其所好，先后重用了李林甫、杨国忠等人，这些人要么“口有蜜，腹有剑”，要么“媚事左右，迎合上意”，结果忠言绝路、冤狱四起，吏治几乎全面崩塌。
康雍乾三帝在位的中后期吏治也开始逐渐变坏，虽经大力整顿但腐败问题依然突出，大案要案查一批出一批，尤其乾隆皇帝在位时， 腐败更明显回潮，以至于后来出了和珅这样的大贪官。
中国古代的历史存在治乱循环的怪圈，吏治似乎也一样。任人唯贤，官员队伍的素质就高一些； 反贪腐抓得紧，官员就比较廉洁自律一些。但是，中间随时充满了变量，思想上稍有松懈，就立即会形成负面的连锁效应，贪官、庸官和懒政现象就会由局部蔓延到整体、由量变到质变，削弱了行政团队的执行力，影响到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后继乏人
在封建王朝统治下，治政呼唤明主、反腐依赖清官，统治者的个人的素质、能力对治国理政具有决定性作用。
然而，封建帝王实行的是世袭制，从一般规律看，不可能代代都遇明主、英才，像康熙、雍正和乾隆祖孙三代都出类拔萃的情况在历史上已属罕见，现实的情况往往是一代不如一代，当杰出人物离世， 后继位者天资平平、能力一般，在上代人卵翼下又没经过大风大浪的洗礼，很容易成为庸主，前辈人开创的盛世伟业更难以为继了。
汉武帝驾崩前，匆忙立年仅8 岁的小儿子刘弗陵为太子， 刘弗陵“ 生于深宫中， 长于妇之手” ， 加上年幼， 皇权从此旁落，之后的刘贺、刘恂、刘奭、刘骜、刘欣等几任皇帝大多暗弱无能，毫无建树，西汉王朝始终中兴无望。
唐玄宗虽然有30多个儿子，但经历了一场安史之乱，国力严重衰微，皇权受到一定动摇，唐玄宗到西蜀避难，儿子李亨在灵武继位为皇帝，即唐肃宗，唐玄宗称太上皇， 李亨不思如何平定国难，反而处心积虑防范父亲，形成权力分裂。李亨死后，儿子唐代宗李豫在位的时间虽然不短，但能力平平，史书顶多评价其为“盖亦中材之主也”， 无法承担起唐朝中兴的重任。
乾隆皇帝有17个儿子，选谁为接班人成为他头疼的事，曾先后立过3位皇太子，最后正式立第十五子颙琰为接班人，即嘉庆皇帝。虽然选来选去，但事实证明嘉庆皇帝缺乏之前三任皇帝的雄才大略，视野不够开阔，身处世界发展转型与变革的关键时刻，却大力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让中国失去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机会。
盛世带来和平与繁荣，但这样的日子过久了人们就容易麻木，丧失忧患意识。孟子说“君子有终身之忧， 无一朝之患也”，只有生于忧患、又始终不忘忧患，才能不忘初心，树立起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担当。
历史经验还提醒我们，任何时候都要保持艰苦创业的本色，“成由勤俭败由奢”，要反对骄奢淫逸之风，反对享乐主义，不能因为这些而削弱了进取之心。还要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克服庸官、怠政现象，坚决反对腐败，建立起廉洁、高效的干部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