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高妍蕊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货币政策要稳健、财政政策要积极的宏观政策主基调。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对宏观经济政策制定提出了不同寻常的挑战。比如， 今年要重点防控金融风险、降杠杆，同时扶持实体经济的发展，这给政策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和边界条件约束。
那么，货币政策应当如何稳健？如何对流动性、利率、汇率等进行把控？财政政策又该如何积极，是通过扩大赤字增加政府支出或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还是通过减税让利减费的方式，促进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如何协调配合？在9月16—17日举行的2018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来自财税金融等领域的专家和业界精英展开了深度对话，并纷纷建言献策。
坚持宏观政策基本方向
“从当前的宏观基本数据来看经济增长还是不错的，但是如果以市场价格的信号来看，过去两个季度，对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预期是不乐观的。股票市场今年又成为表现最差的。市场看见了什么？企业担心什么？” 对于宏观形势，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红抛出了痛点问题。
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同样表达了几点担忧： 一是出口压力大，由于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各港口出现了抢运现象。二是结构性问题应引起注意，消费下滑，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已经慢于GDP，这与税收政策密切相关。三是固定资产投资下降比较快。
梁红表示，今年中央定调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而在实际操作中，上半年货币和财政政策在大的宽松背景下都在收紧， 并对金融市场造成了影响。
“我们在思考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时候必须首先要有整体性的政策思维，才不至于陷入宽松和减税的单边选择的逻辑陷阱之中。就像中国的中医思维，开处方时不是开单方，而是开复方，开的不是一味药，而是多种药的组合。”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强调说。他认为，在确立整体性政策思维的基础上，要明确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共同目标是什么。
现在宏观政策方向对吗？是否应该调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陈昌盛在肯定宏观政策基本方向的同时，指出在政策协调方面存在不足。他分析，首先，当前6.7％左右的增长速度， 并没有严重低于潜在增长速度，因此，并没有达到应该采取宽松政策的程度。其次，目前公布的前8个月各项数据都很好，就业很好、利润很好，所以也不支持调整政策。第三，自危机以来，金融部门快速加杠杆，积累了很多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货币政策应坚持稳定的方向。
减税降费势在必行
从结构性调整角度看，需要适当宽松的宏观政策。但是，这个宽松是通过增加发债让政府花钱，还是通过减税让企业花钱？简言之， 宏观政策应当倾向于宽松还是减税？与会专家普遍表示支持减税。
春华资本集团主席胡祖六表示，许多数据表明，中国企业和居民的税负总体来看在国际上相对较重。陈昌盛认为，“继特朗普减税之后，法国、英国跟随减税，三年内，我国的税率在全球会偏高。另外，从国家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来看，政府花钱的效率不高。因此， 从整体形势看，确实有减税的空间。”
沈建光通过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发展历程分析称，过去十年，我国广义货币翻了4倍，地方债务增长到GDP的60%。可以说， 过去十年两大政策都是十分宽松的。宽松政策的空间其实已经很少了，很多问题不是宏观宽松就能解决的。他也表示，我国税收负担高，目前的减税力度不够，效果不明显，投资扩大基建不如减税。另外，社保费的比重较高。
梁红称，我国税收增速大幅度高于名义GDP的增长。上半年两大政策的执行是偏紧的，市场对未来的预期是偏弱的。7月份政策开始有些调整，但是效果不太明显，特别是财政支出的增长还没有展现出来。她同时分析，当财政快速紧缩时，在传导机制不通畅的经济体里，民企首先受到影响。因此，我们不支持大基建， 不支持进一步宽松政策，但也要警惕过度紧缩。
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庆说，如果说宽松就是指货币宽松的话，实际上已经在做了，银行利率、存款准备金率降了，但是传导机制有问题。而在去杠杆背景下，加强金融监管毫无疑问是正确的，这就是为什么宽松选项已经做了，效果却有限。对于财政政策， 如果从提振财富效应、提振投资者信心来讲，毫无疑问减税的效果会更明显、更持久。
减税怎么减？梁红认为，在增值税、社保缴费以及公积金等领域都是有减负空间的。她特别强调要在社保环节减轻企业的费用负担。
宏观政策要整体性协调
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不确定，防风险、降杠杆是必然选择， 而中美贸易战对政策提出了更大挑战。宏观调控政策应从哪些方面重点着手？
—— 宏观政策应围绕“ 稳就业”做文章。
通常情况下，宏观政策的共同目标都是围绕稳增长做文章。面对当前的经济下行压力，中央提出“六稳”，其中“稳就业”当头。
“稳的目标很多，如何排序？ 我们在就业和增长之间必须有一个选择。”在刘尚希看来，当前稳就业应该排在首位。而就业包括三个方面：就业岗位（就业充分性）、就业稳定性、就业平等性。这三个维度组合在一起构成就业状态。
他说，我国面临的不仅是就业岗位的问题，也就是说，不仅是就业充分性的问题，还涉及就业的稳定性、平等性问题。财政货币政策应该围绕就业的这三个维度来做文章，以改善就业状态，从而实现增长，同时还能带动转型升级，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刘尚希建议，货币政策更多是可以在就业的充分性上发挥更大作用，财政政策则更多可以在就业的稳定性、平等性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比如，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市农民工市民化，实现同城同待遇，等等。
——宏观政策要与中长期改革措施结合。
胡祖六认为美国加息预期下实行的降税对经济是有效的，但是他不主张中国用简单的刺激政策应对短期经济困难。“假定金融市场、劳工市场、各种商品市场，都是竞争比较充分、比较透明的，市场的参与者——企业、投资者、老百姓的动机都是非常理性的，这时如果处于有效需求相对不足的时候，那么政府进场采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降息、提高政府支出、减税来弥补总需求的不足，从经济循环的周期来看，这是非常有效的。但这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到中国，因为中国经济目前还不是真正完善、充分的市场机制，我们还在进行转型转轨的过渡时期。”他强调，宏观经济政策要与中长期改革措施结合起来。
—— 宏观政策要协调并留有空间。
“为什么这么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还会造成今天的问题？包括今年的企业利润大幅度下降，涉及很多结构性问题。”沈建光认为，结构性问题的实质是公平竞争环境问题，导致民营企业利润大幅下降，杠杆率居高不下，民企融资成本高于国企等。他表示，政策协调很重要。
陈昌盛同样强调了政策协调的重要性，包括税收政策和金融政策如何配合、存量债务中的税务处理、国际贸易的内外政策协调等。他还表示，宏观政策要有过渡期， 只有设计好过渡期和政策配合，才能达到效果。
另外，陈昌盛认为，应评估下一步政策对就业和供应链的冲击， 对于明年的政策波动，包括对美国变化的应对都要留有余地。“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政策方向是对的，但是协调性不够，设计和制定政策时跟改革过渡期的配合不够， 要为我们不时之需留有空间。”
——强化财富的积极效应。
王庆通过分析财富效应与宏观形势的关系，阐释了将财富效应引入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市场信心的影响。他说，一是随着降杠杆和信用紧缩，会对房地产后续产生影响。二是由于中美贸易战，出口会受到影响，从而对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制造业投资有冲击。三是应该前瞻性地关注经济下行风险。
他强调，货币政策虽然宽松， 但是目前主要是在稳定债券市场方面起到了较好作用，在信贷市场的作用没有显现出来；财政政策相对滞后，今后要有所侧重，特别是要强化财富的积极效应，稳定信心， 发挥财富增值对消费的积极作用， 进而促进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