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张菀航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 周年。40年来，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锐意推进改革，扩大开放，主动融入世界经济，取得了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让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9月16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2018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的开幕致辞中如是强调。
从“有没有”到“好不好”， 改革开放见证了一幕幕民生愿景汇聚成美好实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民生事业如何更有作为？会议期间，来自政府部门、科研院所、行业企业的专家学者及企业家代表直指痛点、厘清方向，共话高质量民生着力点。
改善收入分配，让利于民
在题为“收入分配与阶层流动”的分组会上，南开大学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陈宗胜在发言时坦言，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从2008年之后已处于下降通道，但目前收入分配格局呈葫芦型结构，还远未达到理想的橄榄型。
“我国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是用基尼系数衡量的，可以发现，结果不平等正在逐渐得以改善，但机会不均等仍严重存在。”陈宗胜认为，如今各项改革措施发挥了一定作用，城市内部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行业差别等普遍呈现下降趋势，但降幅较小。
在陈宗胜看来，城乡隔离、二元经济是最大的机会不均等。此外，还存在地区之间的严重障碍、教育机会不均等问题。基于此，改革政策仍需再发力。
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消除了极端贫困，但贫富差距仍在不断拉大。如何使最低端的脆弱人群有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洛克菲勒基金会亚洲区董事总经理迪帕里·坎纳指出，确保社会流动性需保持经济稳定，以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求，在稳定的基础上，还要帮助脆弱群体获得更多自我赋能的机会。
“当转移支付增多，基尼系数就会降低。”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甘犁分析认为， OECD国家用4.2%的GDP做转移支付，中国仅为1.1%。我国收入差距较大的核心原因在于转移支付不够。因此，要建立长期稳定的激励相容的转移支付制度。
智联招聘首席执行官郭盛同样认为，需要打破固化的圈层关系来增强流动性，让更多人有机会改变自身命运。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之间两极分化严重，而夹在其间的中产阶级也值得关注。他指出，很多中产阶级家庭背负着高杠杆的压力，这些压力来自车贷房贷、子女教育和赡养老人这“三座大山”。
在另外一场围绕“缓解中产阶层焦虑”的讨论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王延中认为，中产阶级的焦虑来源于两点：从自身角度讲，既希望有财富去消费，也希望有闲暇去娱乐，由此“有钱”和“有闲”的矛盾积累难以缓解。同时，对社会负面现象的无力感更是加重了焦虑情绪。从社会层面讲，当前风险管理体制仍不完善、到位，抗击风险的能力虽有提升，但风险与日俱增。
他建议，要同时从多方面对不同焦虑原因采取针对性举措。如社会性焦虑，需要建立社会的诚信机制，建立向善的社会体系。
“焦虑是中产阶层成长中的烦恼。”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赖德胜总结了焦虑形成的重要原因，即中等收入阶层在基础夯实方面存在不确定性，具体体现在，一是中产阶层的形成得益于经济高速增长，而自2012年开始经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这意味着可支配收入的下降。高速增长阶段所置房产需要还贷，高速经济时代形成的消费习惯要延续，但中产基础并未夯实，焦虑在所难免。二是中等消费能力的形成得益于经济投资变化，当前大部分中产阶级是通过教育获得人力资本，通过找到好工作过上体面生活。基于自身经历，同样希望子女享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但现实中就学问题带来了诸多压力。三是中等收入阶层的形成得益于就业机会的扩大和提升。据统计，2017年末我国就业人员总量达7.7亿，比1978年增长3.7 亿，且第三产业队伍占比达45%。多国统计数据表明，新科技的运用会导致就业矛盾的激化，高端就业和低端就业保持不变甚至扩大， 而中端就业大量流失，中产阶级更多来自中端就业岗位。因此，就业的不确定性也加速了焦虑。
基于此，赖德胜建议，要改善公共服务的供给。从长远看，需要政府积极作为，增加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优质资源供给，缩小供需缺口，为人们提供稳定预期。要提高就业质量，必须采取多种措施扩大就业机会，提高职工就业和创业能力，帮助职工适应新环境、新岗位的培训，应该成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另外，工作的安全稳定性和灵活性两者间也要实现平衡。
研讨会期间，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在发言时特别强调，当前关键问题是要尽快改善收入分配，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他建议，“地方政府可减少基础建设的投资，把财政收入更多用在民生上。”要取消土地财政，推进经济适用房建设，满足刚需住房需求，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不应当成产业来经营，将百姓能否安居乐业纳入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真正为百姓着想。由此，让老百姓可以更放心消费。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新时代的改革开放：取向与策略”分组会上发言时，同样指出， 要改善收入分配，从而可以显著地让消费倾向更高的社会阶层提高消费，支撑中国经济增长，同时也使需求拉动因素更加平衡。他还强调，要提高消费便利性，并致力于构造一个成熟的消费细分市场，以更好地挖掘消费潜力。
“要把国内的消费需求有效激发起来，以带动经济高速健康发展。国家实力的增强，也就更有条件让利于民、藏富于民。这样不仅可以增加积极发展的后劲，同时也是提高老百姓幸福感最有效的途径。”宗庆后说。
释放医改红利，普惠于民
“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存在不足，下一步要继续深化改革，这也是中国政府未来改革的重点领域之一。” 作为“普惠的医药服务体系”分组会的主持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葛延风在开场时如是说道。这一过程中，需要政府、社会和企业共同努力，改革既要积极也要稳妥。
作为该组发言嘉宾中唯一一位学界代表，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刘远立梳理了改革开放40年来医疗卫生体系的改革和发展历程，并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主要解决缺医少药的问题。第二个阶段，是进入21 世纪以后，主要加强医疗保险的全民覆盖。
“而进入第三个阶段，就要着力解决‘价值医疗’的问题。”刘远立认为，当前无论是出台药品供应保障，还是公立医院改革等政策措施，均致力于同一个目标，即促进体系创造更多价值。所谓价值， 就是在改善质量的同时，也要控制成本，使二者形成有效平衡。价值医疗时代，社保经办部门需转变功能，从过去的被动理赔、被动给付转变为主动采购。
绿叶生命科学集团董事会主席刘殿波在发言中总结了过去3年我国医药政策和产业环境方面的革新，具体体现在：一是制药领域的政策变化给创新药提供了发展机会，也将带来仿制药的重新洗牌。二是整体采购体系在向发达市场看齐。政策的导向是降低药品价格并且保障质量，这需要经过一个探索过程，不会一帆风顺，可能要经过波折后走向正确的轨道。总体来讲，中国制药企业的勇气与未来发展潜力不可估量，但目前整个产业在创新研发能力等方面，还需在竞争中成熟成长。三是医疗服务方面，坚持公立医院为主，同时助力私立医疗，逐步实现了二者间的平衡发展。
阿斯利康全球首席执行官苏博科首先肯定了中国近年来在完善医疗保障体系方面的改革成就。特别是在新药审批改革上，大大缩短了审批时间，帮助企业降低成本也将更好地惠及患者。他特别指出，未来物联网技术将在制药体系和医疗系统中发挥重大作用。不只是医疗领域，整个城市都将趋向更智慧化的发展。医药企业需在追求利润、保障投资者权益及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做好权衡。
在发言中，武田大中华区总裁、武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单国洪进一步呼吁全社会对罕见病的医疗服务和保障问题给予更多关注。他表示，这一领域的患者数量虽不多，但影响不小。实际上，在世界范围内已有超过六千种疾病被认为是罕见病，80%与遗传相关，90%的罕见病为较严重的致残甚至致死类疾病，有50%会在刚出生或者儿童时期发病。
他介绍道，当前，我国在罕见病方面的进步值得肯定，今年5月， 国家五部委联合推出了第一版罕见病目录，进一步鼓励罕见病药物有条件的优先审批。如浙江、江苏、上海、青岛等地已经开始了相关保障工作，同时上海也在积极准备地方立法。科技部在2016年推出了关于罕见病队列专项研究，以提供更多的立法和学术保障的基础。未来希望出台国家层面的立法保障和医疗保障整体规划。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总体卫生水平取得了长足进步，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中高收入国家的医疗卫生水平，但在罕见病相关方面还有一定差距。我们依旧可以看到该领域面临的严峻挑战。”单国洪指出， 据了解，在临床诊疗方面，平均有35%的患者被误诊高达五次以上。并且，患者的家庭负担十分严重， 约有60%左右的家庭收入要用于罕见病的医疗支出。
他继而建议，要进一步从药品供应、临床诊疗和医疗保障方面出台更多具体措施。如继续维持对罕见病药品的优先审评政策，扩大罕见病目录，探索多渠道筹资机制， 等等。
刘远立在发言中还强调，“进入慢病时代以后，关于普惠，接下来一项既公平又有效率的措施就是，要基本实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全覆盖。”通过分级诊疗体系的建立以及远程医疗，加强家庭医生服务团队的能力，也可减少无序就医的乱象，要让每一位公民真正享有高质量的、有效的家庭医生服务。
智慧赋能城市，便利于民
持续的城市化是促进发展、惠及民生的好趋势，也随之会带来诸多挑战。研讨会期间，共有多位嘉宾积极建言智能时代的城市发展方案。
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合伙人、全球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专题领导人周园在发言中首先提到，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深入，预计到2030年， 大概有51亿人居住在城市中。随着大量人口的涌入，千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型城市未来会增加到41 个。同时，大城市也在饱受城市病困扰，形成了空间、机会和公共资源的不平衡。
科技与人的良性结合，会为城市发展的困局和挑战提供更优解答。周园认为，这可助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提高经济活力、创造新的投资和工作机会，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好的公共安全、教育、医疗与社会关怀。
“同时，也应认识到，智能城市仍处在刚刚兴起阶段，难免遇到问题和障碍，突出表现在盲目建设，政府层面缺乏规划；信息孤岛的存在，政府间各部门数据无法互联互通；以及发展模式尚不清晰，信息安全的威胁等。”周园提醒道。
周园分析认为，“目前看来， 智能城市的突破，最大的市场在中国。”这一判断基于中国城市资源的限制较多，互联网与科技产业发达、消费者对创新的渴求度和接受程度高等因素。
她进而建议，智能城市建设一方面要与城市战略和愿景紧密挂钩；另一方面，要以人为本，多元协同，打破利益区隔。
在城市住房发展方面，贝壳找房首席经济学家、贝壳研究院院长杨现领指出，当前高房价本质上是在能源错配和出行错配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市场扭曲。举例来看，地铁房无论是在租金还是房价上， 都有非常明显的溢价。相关研究发现，共享单车的使用可降低16% 的租金溢价，但对房价未产生影响，滴滴专车对房价的溢价降低了5%。“出行效率的提高，使得房价和租金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下降，这就是智慧城市的价值，让居住更美好，本质上离不开整个城市交通等一系列基础设施的完善。”杨现领说道。
车好多集团首席执行官杨浩涌认为，汽车这一传统行业正经历巨大变化，表现为消费主力的年轻化，国产品牌的崛起，三四五线城市新客群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将买车作为非常现实的需求，贷款买车的现象增多。行业拐点出现的同时，也应意识到在信用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方面是车的信用，另一方面是人的信用。基于此，杨浩涌列举了大数据在传统汽车销售领域的应用实例，为数据技术重塑传统行业提供借鉴。
在公共安全领域，人工智能也从概念逐步落地。旷视科技有限公司总裁付英波在发言时，具体介绍了企业在参与城市智能化建设中的探索实践。较早前的技术对视频处理存在局限，而计算机视觉技术可对视频作出结构化分析和处理，把事后研判提到事前，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公共安全的情报研判、预知预警。未来，计算机视觉技术将专注于促进城市的新管理、新商业和新居民生活的便利化。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陈煜波以“智能时代，人才驱动中国城市数字化转型”为题提出他的观点。他表示，中国的数字经济与西方国家存在本质差异，我国在尚未走完工业化、农业化的情况下进入到了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当前中国可利用数字化的契机，走完西方发达国家两三百年走完的农业化、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中国数字化进程的一大特点是，从所谓的消费端的互联网， 越来越向企业端走，或者是向供给端、向产业链的上游走。
“ 数字化进程向产业端发展，最重要的是靠人才去挖掘数据。数字人才是最关键的。”陈煜波强调。
他指出，数字化转型最终要依靠人才。数字人才，不仅仅是IT人才，且更重要的是和IT技能互补的人才。通过数据分析，在中国3600 万领英的用户中约有72万符合这样的人才标准。具体来看，在中国数字人才排名前十的城市中，有三城位于中西部。杭州和北京的数字人才最多分布在ICT产业，苏州、上海、广州更多分布在融合性产业。有越来越多雇主看重人才的数字技能、IT技能和管理及领导力的综合技能。
主持该环节的万事达卡亚太区联席总裁凌海在会上表示，“当前，全球各大城市的管理者都在努力思考如何应对城市发展所带来的挑战。相信大数据、智能化的应用，将会对城市规划和建设带来重要启示。”
创新政务服务，问需于民
“40年来，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许多领域的重要改革都发轫于基层。地方政府从当地实际出发，改善营商环境，提升对资本、技术和人才等各类经济资源的吸引力，不断提升当地公共服务水平，从而也推动了全国层面的改革和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在“改革创新：从地方到全国”主题单元上发言指出，发展进入新时代，改革更需要加强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之间的良性互动。
研讨会期间，邀请到了多位地方政府代表就社会治理的创新思路展开对话交流，并同与会者分享。
福建省晋江市探索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会上，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强将其改革成效归因于以下四个关键点，即以实体经济为基石，坚守主业的根本，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政企互动为法宝。
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政府研究室主任林向阳在发言中特别强调，政府在社会治理工作中要实现观念、角度、出发点、落脚点的变化，从“政府自身怎么办”到“企业、老百姓要你怎么办”。以前政府在政策制定时多站在自身角度， 考虑如何更方便政府管理企业、管理老百姓。这样做的结果是，企业和老百姓并不买账，百姓的获得感不强。现如今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特别是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的改革，让一线窗口的工作人员从作风到能力得以更大提升。
浙江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鞠建林介绍了浙江在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的做法。“最多跑一次” 就是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能一次办结，甚至零上门。最新调查显示，到今年6月，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实现率、满意率分别达88.8%、94.7%。这个“一次”的背后，是以群众感受的小变化倒逼政府流程服务、权力运行方式的大变革。浙江的探索经验包括：
第一，聚焦简政放权，深化投资审批、市场准入、便民服务等重点领域改革。大力推进企业投资便利化，市场准入便利化， 以及民生服务便利化。如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向医疗卫生领域延伸，实施挂号、付费、检查、住院等就医便民惠民十大举措，有效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烦的问题。
第二，聚焦放管结合，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工作。通过建设12345 全省统一政务投诉举报平台，实现群众办事咨询和投诉举报诉求一号响应。打造综治工作、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便民服务四合一平台， 有效承接“放管服”改革在基层落地。目前基层群众提交民生诉求98%以上可以在乡镇村居或网格层面得到解决。
第三，聚焦优化服务，推进减税降费和“互联网+”政府 。在减税降费方面，全面取消省级设立的涉企行政事业型收费，全面清理整顿行业协会、商会和中介收费，有效降低实体经济企业用能、用工物流、中介服务、融资等成本。在“互联网+”政务服务方面，率先建设省市县乡村全覆盖的政务服务网，以“互联网+”的加法做好“最多跑一次”的减法。积极探索一证通办民生事，通过全面打破信息孤岛，推进数据共享，证明事项从860项减少到266项，到年底前，全省189项民生事项将实现一证通办。
第四，聚焦政府治理现代化， 推动政府数字化转型取得率先突破。例如，加快实现全省统一的移动政务服务客户端，目前已有266项便民事项上线应用，覆盖工商、税收、交管、出入境、公积金、社保等热点领域，全省实名注册用户已超过20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