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慈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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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范仲淹是古代著名的改革家、文学家,除政治和文学上的成就外,他还是一位忧国忧民、心系百姓的名臣,他所创办的义庄、义学,开创了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新模式。

忧乐天下

提起范仲淹,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作为封建时代的大臣,范仲淹提出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为百姓幸福出力, 展现出远大的政治抱负,这样的“忧乐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一部分。

范仲淹的博大情怀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范仲淹出生于北宋初年,苏州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父亲范墉是一名基层官吏,担任过武宁军节度掌书记等职。范仲淹2岁时父亲因病去世, 留下孤儿寡母,为求生计,母亲谢氏带着范仲淹改嫁到淄州长山(今山东省邹平县长山镇)朱家,范仲淹改名为朱说。

人生不幸没有击垮范仲淹的意志,反而激励他养成自强不息、勤奋好学的品性。在很小的时候, 母亲就折树枝在沙土上教范仲淹识字,长大以后,范仲淹告别母亲住进长山醴泉寺的僧房,一心苦读。为节省生活开支,也为了进一步磨砺意志,范仲淹每天用2升小米煮粥,放上一夜,待粥凝固后用刀切成4块,早晚各食2块,顶多配一些腌菜佐食,这就是“划粥断齑”的故事。

靠着这种顽强的精神,加上过人的天赋,范仲淹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以“朱说”之名考中乙科第97名,由一介寒儒成为进士,从此走上从政之路。范仲淹初任广德军司理参军,后历任兴化县令、秘阁校理、陈州通判、苏州知州、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等职,于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 出任参知政事,成为宰相,发起“庆历新政”,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

进士及第后范仲淹就上疏皇帝, 请求恢复范姓。范仲淹特别敬佩南朝梁人江淹的才识品德,江淹也少年丧父,但孤贫好学,范仲淹景仰不已, 所以,待皇帝恩准后范仲淹就将自己由“朱说”改名为“范仲淹”。范仲淹的先祖范履冰在唐武则天时曾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凤阁即中书省, 范履冰也是一名宰相,“履冰”一词取如履薄冰、勤谨奉公之意。史书称范履冰“忠谏敢言,不畏权势”,这也影响到范仲淹。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说:“范文正公酷好弹琴, 唯有一曲《履霜》。”霜是冰的先兆,“履霜”之意在于防患未然, 范仲淹以此向先祖学习,并以自警, 后世又将范仲淹称为“范履霜”。

范仲淹一生曾在多地为官, 无论在何处都践行“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思想。每到一地,范仲淹都保土安民,大修水利,兴办教育, 深得百姓爱戴。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范仲淹主持修建了从今江苏省启东县至阜宁市长达290千米的捍海堰,不仅对当时的百姓生活以及农业、盐业生产起到重要保障作用,还发挥了“捍患御灾”的作用,百姓称为“范公堤”,其址至今仍在。

史书称范仲淹“ 文武兼备”“智谋过人”,王安石称赞范仲淹“一世之师,由初起终,名节无疵”,苏轼称赞范仲淹“出为名相,处为名贤;乐在人后,忧在人先”,欧阳修评价范仲淹“为人外和内刚,乐善泛爱”“临财好施, 意豁如也”,朱熹则盛赞范仲淹是“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 获得如此多、如此高的赞誉,在宋代名臣中可谓首屈一指。

开设义庄

范仲淹“显贵”后,有人劝他在洛阳等大城市购置田宅,这是当时功成名就的士大夫们通常做的事,不过被范仲淹拒绝了,范仲淹说:“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范仲淹的“后天下之乐而乐”不是一句空言,他还曾说:“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 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今何颜入家庙乎?”

范仲淹“天性喜施与,人有急必济之,不计家用有无”,他生性节俭,但对别人却向来大方,《宋史》说范仲淹“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而每看到族人、亲友遇到困难时,则不遗余力地给予帮助。有一次,范仲淹让儿子范纯仁去吴县运500斛麦子,途中路过丹阳,范纯仁偶遇父亲的故友石延年,得知石家最近遭遇不幸,连丧3人,到了无钱回乡安葬的地步,范纯仁二话不说,当即把麦子和船都送给了石延年。回来后,范纯仁向父亲报告了石延年落难的事,没等说完,范仲淹着急地说:“为什么不把麦子和船送给他?”得知儿子已经这样做了,范仲淹这才心安。

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 范仲淹知杭州,距他的老家吴县很近,范仲淹与族人的来往更为密切。就在这段时间,范仲淹与胞兄范仲温等人商量,用自己为官以来积攒下来的钱在吴县购买了1000亩好田,收取田租,“以岁给宗族, 虽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以这些义田为基础,范仲淹在家乡创办了著名的范氏义庄。

当时,在吴县的范氏家族只有90口人,1000亩义田平均到每人头上超过了10亩,田租收入无疑可极大地改善范氏族人的生活条件, 但范仲淹没有搞平均主义的宗族福利,他的目光更为长远,为此他为义庄定下了许多“规矩”,其中规定:义庄的管理人须经本族各房公推共举,由本族长老认可后确定,务必保证正派公道,有办事能力;义庄的田租收入由宗族内部按人口数分配,男女满5岁以上每天可领白米1 升,每人每年还可领冬衣布1匹;族内嫁女者可领钱30贯,再嫁者20贯, 娶妇者20贯;有丧葬之事,尊长者给钱25贯,次长15贯,19岁以下者按年龄分别给7贯、3贯和2贯。

除本族的人,乡里、外姻、亲戚中有贫困或遇到急难而不能度日的,经族内商议也可给予酌量救济。义庄还规定,所有收入不能全部用尽,必须留足3年以上的储备粮,以备凶荒之年度日。这些“规矩”,将义庄的日常管理细化、制度化,并充分考虑到未来的发展。并且,这些“规矩”制定后并非一劳永逸,还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不断修订完善,仅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在世时就有“十续规矩”的说法,让制度规定更加符合现实需要。

经过不断修订,义庄的管理体制越来越完善,设立了庄正、庄副、主计、司事、委员、执役、保管等职位,还建立了相应的监督机制,约束管理者的行为。对于弄虚作假、冒领米钱的事,也有详细的处置办法,还规定了增加义田的程序,鼓励仕进或经商的族人捐赠义田。范仲淹创办的义庄不是一个简单的做善事的机构,而是有明确目标和严密运作机制的组织,它以慈善为目的,有独立财产作为保障, 通过财产运作获得的收益支持慈善事业,建立了内部监督机制,这些甚至具备了现代公益信托基金的雏形。

兴办义学

范仲淹创办的义庄不仅对族人“供给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 还特别强调族人的教育,提出“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励”, 在义庄的“规矩”中有许多这方面的规定,比如“诸位子弟得赴大比试者,每人支钱一十贯文,再贡者减半。并须实赴大比试乃给,即已给而无故不试者,追纳”,还规定“中举人及补入太学者支五十千文”。这些规定目的是鼓励宗族子弟努力学习,积极参加科举考试。

元人牟蠛所撰《范氏义塾记》记载:“范文正公尝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其宗族,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范氏后人范士贵给皇帝的奏疏中也说:“先世范文正公,舍宅为路学,作成人材, 置买义庄田,养赡宗族,及创义学,以教子孙。”根据这些记载, 范仲淹在购置义田、开设义庄的同时还创办了义学,教育本族子弟。据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范氏义庄的《续定规矩》,义学的老师首先在本族内遴选,“诸位子弟内选曾得辞或预贡有士行者二人,充诸位教授”,在后续修订的义庄“规矩”里,对学生来源、老师报酬、学习用具发放、学习奖励等都有细致规定,比如:“诸房读书子弟,书院春秋面课,制义成篇者, 量给纸笔米五斗,二义粗通与考者, 给一石,补郡邑诸生者,给二石,贡监生与大比试者,一体均给。”

与义庄相比,义学更看中对族人子弟的文化教育和道德教化, 南宋时期,比如范仲淹六世孙范良在修订义学“规矩”时,就特别强调了品德方面的要求,规定:“诸房闻有不肖子弟因犯私罪听赎者,罚本名月米一年;再犯者除籍,永不支米。除籍之后,长恶不悛,为宗族乡党善良之害者,诸房具申文正位,当斟酌情理,控告官府乞与移乡,以为子弟玷辱门户者之戒。”

长盛不衰

范仲淹创办的义庄、义学,不仅有良好的物质基础,而且有完备的运行机制,还重视思想道德方面的教化,这使得它们在范仲淹之后的数百年里都得以长盛不衰,吴县的范氏家族也从最初不足百口人, 逐渐繁衍成一个影响广泛的大家族。

范仲淹初置义庄,购置的义田只有1000亩,经过不断发展,到宋理宗嘉熙四年(1240年)规模已达到3168亩,时任太常丞的刘宰感叹:“何近时名门,鲜克永世,而范公之后,独余二百年,绵十余世而泽不斩也!”宋英宗时,曾下诏帮助解决范氏义庄遇到的问题,并将诏书刻石以告世人。

不仅在宋朝,在以后各朝范氏家族及其义庄、义学都得以保存下来,而且不断发展。康熙皇帝曾专门为义庄题写了“济世良相”的匾额,乾隆皇帝不仅颁赐了“学醇业广”的匾额,还在6次巡游江南的途中每次都造访了范氏义庄,乾隆皇帝还题诗颂扬范仲淹开办义庄、义学的美德,赐给范氏义庄“高义园”的名号,到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范氏义庄的义田已增加到4892亩。

俗话说“富不过三代”,范氏家族得以数百年长盛不衰,堪称奇迹, 其原因与范仲淹当年开创的义庄和义学直接相关。范仲淹仕途取得成就, 本可告老还乡、颐养天年,但他考虑的不是自己的安乐享受,他用辛苦积攒下来的钱做慈善事业,造福族人和乡邻。更为难得的是,他并不是简单地给予,而是为这项慈善事业设计了一套较为科学、严密的制度体系,无论以后朝代如何更迭,都确保这项事业得以持续发展。

范仲淹的许多做法至今都值得借鉴,比如在对慈善事业持续能力的设计方面,范仲淹以义田的形式支撑义庄、义学,保障了义庄、义学不会半途而废。再比如,范仲淹所建立的一套严密的内部管理机制,保证了义庄、义学的健康运转,同时还根据外部条件的变化不断调整这一机制,保证了制度的长效运转。同时,范仲淹还重视文化认同、道德建设,物质帮扶和文化帮扶、教育帮扶多管齐下,从而使慈善事业实现了永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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