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伟
中央高度重视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国务院今年1月正式批复了《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山东省在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方面已积累了不少经验。今年6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济南市考察时强调，“创新发展、新旧动能转换是我们能否过坎的关键”。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在济南举办新旧动能转换的高端论坛，总结新旧动能转换的实践经验、研讨新旧动能转换的方略路径，对于下一步更好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借此机会，我想就新旧动能转换谈三点认识，供大家讨论。
新旧动能转换是当前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主旋律
经济结构优化调整是一个长期的战略性任务。十八大以后，党中央对我国经济形势做出了“三期叠加”的重要判断，也就是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一期间， 我国通过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但结构调整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党的十九大再次重申了优化经济结构的任务，指出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
优化调整经济结构，关键是要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经济结构的内涵很多，包括产业结构，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结构，还包括城乡结构、区域结构、要素分配结构等各个方面。从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看，经济增长就是技术进步和产业的不断升级。所以，从这个角度说，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核心内容是产业结构调整，是产业的不断升级，也就是高新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新兴服务业的加快发展。这些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正因为其新的本质，往往是最有发展空间、最有市场竞争力的所在，既是经济新的增长点，也是最核心的新动能。因此，在当代中国，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过程，一定是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加快发展的过程，一定是新动能加速成长和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的过程。
我国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已取得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施，不少新产业新技术取得突破，涌现了一批智能制造示范企业；电子商务、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等多个领域，取得了快速成长。我国中高端制造业在全球的竞争力也在稳步提升。比如，2012—2016年，中国中技术产品的出口额从4183亿美元增加到4331亿美元，增加了3.5%，而同期美国从4213亿美元下降到3900 亿美元，下降了7.4个百分点，日本中技术制造业出口额从3901亿美元降至3177亿美元，降幅达18.6%。同期，中国在高技术产品出口上增长了1.2%，而美、德、日、韩四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总和减少了2.2%。在反映创新能力的国际专利方面， 我国也取得可喜的进步。2017年， 我国首次超过日本，在国际专利申请数上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少数企业例如华为公司甚至已经成为全球申请专利最多的企业。新动能的成长还包括传统动能的升级。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纺织服装、钢铁建材等一大批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取得了显著进展。
近期国际经贸环境的变化，凸显了我国经济结构和产业发展的短板，也凸显了发展新动能，加快动能转换的极端重要性。今年以来， 美国先后对我国500亿和2000亿美元输美商品加征关税，执意掀起了贸易战。我国也进行了坚决的反制。但也要看到，美国之所以敢首先在贸易领域挑起中美争端，与我国经济结构和产业发展存在短板有直接联系，与我国在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供应上受制于人有很大关系。特别是去年以来，我国投资增速明显下降，消费增速2010 年以来也逐年下滑，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实质上是我国的新动能还不够强大，经济增长的动能转换还没有完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还不够强。只有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培育经济增长的澎湃动力，才能在更好应对外部挑战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推动新旧动能根本转换必须深度参与新工业革命
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关键是要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从全球经济史的长视角看，我们推进新旧动能转换，载体是新工业革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依照关键投入品、主导技术及产业、对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等标准，世界经济史上至少已经发生了三次工业革命。每次工业革命都推动了新旧动能的根本转换，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跃升，重塑了全球经济格局。
第一次工业革命又称为“蒸汽技术革命”，从18世纪70年代左右开始，以蒸汽机被广泛使用为标志。第一次工业革命催生并壮大了纺织、冶金、铁路等行业，推动了英国从工厂手工业向现代大工业过渡，实现了经济增长动能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工业转变，并使英国一跃成为全球最发达的经济体。
第二次工业革命又称为“电力技术革命”，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以“电气化”为主要标志。第二次工业革命使钢铁、汽车、电气、石油化工等产业飞速发展，经济增长动能从劳动密集型的纺织、机械等工业向资金密集型的重化工业转换。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美国和德国超越英国，成为全球经济的领头羊。
第三次工业革命有人称之为“计算机及信息技术革命”，发生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第三次工业革命推动计算机、航空航天、信息技术等产业蓬勃发展，经济增长的动能从重化工业向高技术制造业转换。借助第三次工业革命，美国成功应对了来自苏联、日本和欧洲的强大竞争，保持并巩固了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地位。
回顾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历程及全球经济格局演变的历史，可以判断，工业革命是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变迁的长期性、根本性因素； 近代以来的大国崛起史，就是一部工业革命史，就是一部工业革命推动经济增长动能实现根本性转换的历史。
当前正处于新工业革命的快速发展期。近年来，全球出现了一系列有重大影响、甚至是颠覆性的新兴技术，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这些技术相互交叉融合、深度渗透，许多领域都处在产业化突破的临界点。各界普遍认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我们已处于新工业革命过程中。
当前我国促进新旧动能转换， 关键在于抓住新工业革命的机遇， 深度参与甚至在某些领域引领新工业革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包括美国、英国和德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纷纷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这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制造业回归，而是抢占新工业革命的主导权，进一步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我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但人均GDP（分别按购买力平价和现价美元计算）仅为美国的1/3 左右和尚不足1/6。虽然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存在一定的后发优势，但是，随着我们和发达国家相对差距缩小，后发优势释放节奏明显放缓，经济增长动能削弱，特别是当前逆全球化、贸易及投资保护主义升温，大国经贸摩擦增多，可利用的全球市场及技术转移空间受限。同时，我国创新活跃区域产业基础较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创新生态良好，已经达到深度参与新工业革命所需要的产业技术门槛。在此背景下，我们更需要深度参与甚至在某些领域引领新工业革命，向新工业革命要技术、向新工业革命要市场、向新工业革命要动力。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是促进新旧动能转换的根本路径
根据当前我国内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特别是新工业革命在全球各国激烈竞争的态势，我认为，充分培育激发经济新动能，根本路径还是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
一是要在充分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中谋创新、谋发展。新知识新技术的创新具有规模性，现在的新工业革命成果很多是集合了全球的智力成果，是各国科技人才相互激发、相互竞争的产物，许多技术甚至呈摩尔定律式的加速发展。封闭式创新的结果很可能是与前沿技术差距越拉越大。当前，在多个技术领域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还有许多“卡脖子”环节的情况下，我们首先要立足于自主创新，因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但是， 也不能因此走回到闭关锁国的旧思想中。要看到，即便是发达国家之间，虽然对最先进技术也绝对互相提防，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在多方面的合作。因此，我们必须要加大加快对外开放力度，加强国际合作，构建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7 月的金砖国家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已经提出“共同建设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和“联手加快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和转型升级”。需要指出的是，地方政府也可以在构建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中发挥积极作用。
二是要在真正落实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中谋创新、谋发展。英国和美国之所以能相继成为工业革命的引领国，与其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直接相关。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来，我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关键是要把这些政策真正落实好。要充分认识到，对产权和知识产权的保护一定是要随着发展阶段而及时变化的。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各项技术都差，技术主要来源是向外国企业学习，自然要采取相对宽松的保护政策，现在不少发展中国家也都是这样，日本、韩国这些后发追赶型国家在起飞初期也是如此。但是，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知识产权保护必须要及时加强，否则，国内企业没人去创新，国外最先进技术又引不来， 还怎么进步呢？近些年来，我曾多次对外国人讲，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来自中国企业界的呼声并不比外国企业界低。所以说，我们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要切实加强对各类企业自主经营权和财产所有权的保护，切实维护企业家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和创新收益权， 保障各类创新创业者的知识产权。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激发创新积极性，发展新产业，培育新动能。
三是要在着力营造审慎包容和严管厚爱的监管中谋创新、谋发展。快速的技术创新和生产力变革很容易引起原有既得利益群体的反对，并引发不恰当的过严监管，而新技术、新事物初期力量弱小，本身就不完善，过于严格的要求可能会从一开始就扼杀了新产业的发展。历史上，英国“红旗法案”的例子值得我们警惕。1865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部《机动车法案》，其中规定，每一辆在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必须至少由3个人驾驶，其中一人必须在车前50米以外步行作引导，还要用红旗不断摇动为机动车开道，该法案后被人嘲笑为“红旗法案”。这个法案出台的根本原因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马车生产商和运营商利益集团；这个法案过严的监管直接导致英国汽车产业永久丧失先发优势，而被德国和美国超越。因此，我们对新兴产业，一定要坚持审慎包容、严管厚爱的原则，要在“强监管”和“包容性监管”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从而为新兴力量创造时间和空间。
四是要在营造公平竞争和简政高效的营商环境中谋创新、谋发展。近年来，我国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在全国推进“证照分离”改革，压缩企业商标注册周期、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间，深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使更多事项在网上办理，推广“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改革，各地的营商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优化和进步。但是也要看到，我国的营商环境整体上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世界银行在其发布的《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中，在190个经济体中， 我国排名第78位，处于中间水平。国内各地区之间也还存在较大的差别，有些地方做得好，有些地方做得差些。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各地要更加重视营商环境建设，要从以前的“比招商，比优惠，比政策”转变到“比管理，比服务，比营商环境”上来，以更好的环境，促进各类市场主体更好地发展，促进新动能培育壮大和新旧动能转换。
最后，我想再次重复一下今天发言的主要观点：新旧动能转换是当前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主旋律， 推动新旧动能根本转换必须深度参与新工业革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是促进新旧动能转换的根本路径。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本文是作者10月13日在“国研智库•新旧动能转换泉城论坛2018”的主旨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