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增长与发展问题的重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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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培林

王小鲁研究员的论文集《中国:增长与发展路径选择》在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了。在这里向王老师表示衷心的祝贺!

我虽未在王老师的具体指导下进行研究,但也是读着王老师的文章走过来的。当学生的时候就开始读他和其他老师撰写的市场化进展指数的研究成果。参加工作之后,也在许多研究中,借鉴和引用过王老师的许多成果, 从王老师的成果中获益匪浅。

王老师长期以来围绕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变化、经济核算、城市化、收入差距等问题,开展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在不同的时期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收入这本论文集的12篇论文,都是非常系统而且深入的文章。而这仅仅是王老师研究成果当中的一部分而已。

下面,围绕王老师大作的有关内容,谈一些我自己的体会。

第一,关于中国经济增长。该书的经济增长篇的6篇文章中,开头一篇和结尾一篇的主题均是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前者成文于2000年,后者成文于2016年,时间跨度16年。其间中国经济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王老师这两篇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分析和展望,提供了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完整而富有特色的框架。之所以说完整而富有特色,是因为该框架既建立在标准的经济增长分析的理论模型基础之上,也分析了许多富有中国特色而在西方主流框架中没有涉及或者西方主流学者理解不透的因素。

站在今天的角度,把王老师2000年的文章和2016年的文章结合起来看,可喜的方面是2000年文章中指出的需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加速技术进步和保护竞争的法治环境等方面,取得了进展, 这也是支撑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令人担忧的是,2000年文章提出的这些方面有的仍然做得不够好,需要下大力气加以改进,比如进一步加快城市化进展迟缓、技术进步不够快。有的方面甚至比2000年恶化了, 以至于在2 0 1 6 年的文章中更加突出地加以呼吁,比如王老师指出的合理的收入分配体系。2000年以来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势头,并没有明显得到遏制。

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其自身就是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反映,在宏观经济总量和结构上也有重要意义。正如王老师在作者手记中指出的那样, 2 0 0 0 年时对之后20年增长前景的分析之所以低估,一个因素就是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推动了储蓄率和投资率持续上升。我们知道王老师对收入差距问题有很深的研究。我个人非常赞同王老师这个结论,即收入差距扩大导致储蓄率和投资率提高。这在国内带来一系列扭曲。王老师为了扭转这一系列扭曲多年来一直在鼓与呼。

我想补充指出的一点是,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就是中国高储蓄率的镜像反映。这也是导致中美经贸摩擦的重要因素,虽然说美国方面不无问题。这个问题是今后中国需要下大力气加以解决的。

第二,关于中国区域发展差距和城市化。“中国地区差距:20 年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的总体分析”,堪称区域问题研究的典范之作。让人肃然起敬之处在于,该文对以往发展阶段影响区域差距的因素做了几乎是全景式的深入分析, 既有西方主流理论通常关注的因素,也有中国自身特殊的因素。

在这里,我想就未来可能影响区域发展差距的因素补充一点。这个因素是类似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一种地区之间要素相对价格效应。具体来说,由于对不可流动的生态环境要素的需求收入弹性大,所以,适合承载人口和经济活动的少数地区生产率提高、收入提高之后,拥有良好生态环境要素的地区可以坐地起价,分享前者生产率提高的好处。我认为这是“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的经济学实现机制。

关于最优城市规模的研究和未来城市化道路的研究,我完全同意王老师的结论,即一定规模区间的大城市更富有效率。不过,我想给王老师提出一点建议。在中国城市化路径与规模的经济学分析中,识别城市规模的经验规律并藉以预测中国未来城市规模时, 把基于全部国土面积计算的人口密度,变为基于可耕地面积计算的人口密度,或许更好。

此外,在关于最优城市规模的研究中,如果能够控制住更多的因素,比如毗邻城市的规模、与更大规模城市的距离、城市的主导产业等,得出的分析结论会更精准。如果数据条件允许的话,后来的研究者可以在王老师这个研究的基础上加以深化。

增加或调整这些控制变量, 虽然有可能会对结论的定量准确性有些微改进, 但我相信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王老师文章的基本结论。

第三,关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的研究者,无论是构造理论模型,还是进行计量实证分析,抑或是开展经济史方面的研究,都可以从这本著作尤其是其中对中国经济核算的若干重要数据的深入剖析和重新估算中,汲取营养。中国统计核算数据的准确性,向来是一个人们关注的话题。数据准确性差,不仅仅是统计机构能力的问题,更有有关经济行为主体面对不同的外在环境下的误报、瞒报、多报等多方面的问题。不过,这些方面的问题总会在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首尾相顾。王老师分析数据问题时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多角度的逻辑校验,这是王老师令人拍手叫绝的本领。这在本书中有充分的体现,在未收入本书的关于收入差距的研究中,也有充分体现。统计数据背后那些逻辑上不自洽的问题在王老师用多种方法校验之下,会露出原形。

本书中关于固定资产投资和固定资本形成规模的验证的文章, 是以前未发表过的。而这篇文章恰恰是很有价值、且很有趣的。有趣之处在于,一般人直觉上会认为固定资产投资和固定资本形成两者如果存在统计误差的话,应该是同方向的,要高估都高估,要低估都低估。但是根据王老师的研究, 2013年统计局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高估了22%左右,但是公布的固定资本形成却低估了36%。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因为政绩观扭曲而高报,很容易理解。而真正让人吃惊、值得人们高度担忧的是, 如果实际的固定资本形成真的低估,进而投资相对于消费的畸高比例被掩盖的话,就意味着投资这架马车相对于消费这架马车而言还是过大,意味着这几年来大家普遍认为的“三驾马车”协调拉动的格局,实际上是错觉。为此,必须高度重视王老师给出的相应的结构调整的一系列建议。这些建议是王老师长期以来呼吁的。

如果支出侧固定资本形成低估的话,在生产侧也应该有所反映。王老师文章中没有涉及这一点。我估计如果这种低估在生产侧有反映的话,应该是工业部门的比重低估。因为投资品主要是工业和建筑业部门的产出。这有可能意味着中国服务业的比重没有官方数据说得那么高。这就意味着工业标准可能仍然很高,这个意义上的生产侧的结构扭曲, 也是王老师长期以来呼吁要加以优化的。(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的实际消费数据比统计局公布的数据高。如果这个看法成立的话,可能王老师担忧的投资这架马车过大的程度,就没有文章中所认为的那么严重了。而王老师自己也进行过消费数据的重新估算,结果表明, 与消费低估的程度相比,还是资本形成低估程度更严重。

王老师是我素来敬仰的学者, 他是谦谦君子,敦厚中正。他的研究严谨、扎实、系统、深入。他在我这个后学心目中是一位“三有学者”:说有证据的话,说有逻辑的话,说有建设性的话。他总是亲自上手,对现象、对数据刨根问底,而不是大而化之、笼而统之。这样的基础研究需要付出大量时间精力,有时候还会惹得数据主管部门不高兴,而这些基础性工作会大大有利于学术同行。敢于去碰这些话题,既是学术上青春和活力的表现,更是学术上说真话的勇气的表现,堪称学界楷模!

衷心祝愿王老师永葆学术青春。我也真心期待和盼望拜读王老师更多的研究成果!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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