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木器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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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 兼

作为上世纪五十年代生人,父亲在黄金年华赶上了改革开放。1978 年,父亲创办了自己的藤椅木器厂, 那一年,他才24岁。

在那之前,他教过书、带过基建队,做过纸浆生意,年收入能有几千元。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听说做藤椅木器生意更赚钱,便决定自己创业。

那会儿,爷爷已经年近花甲, 且常年在高山林场和油茶场上班,父亲从十六岁起就开始“撑门立户”, 十七八岁的时候,就带着上百人的民工基建队,到岳阳云溪去搞副业。

父亲是不甘于田间劳作的人, 多种职业的历练开阔了他的视野。改革开放春风拂面的时候,他已经精通各种生意的门道,什么赚钱就做什么生意。

云鹤乡还是公社体制,但乡镇企业已在蓬勃发展。公社集体利用当地丰富的林木资源,建起藤椅木器厂,安排本地青年就业。我的母亲初中毕业后,就在那里做女工。

一切都百废待兴,机关单位、厂矿企业对藤木椅等办公用品需求量大,乡藤椅木器厂几乎不愁订单。父亲手头没有资源,就主动和机关事业单位联络,一家一家地上门洽谈,看他们有没有需求。

第一单生意来自梦泽县教育局,一共六十把木沙发,要求半个月内交货,工期太紧张,很多木器厂不愿意接,父亲一口接下,他的木器生意就此开张。

他照着县教育局的沙发椅画出图纸,从自留山上砍下几棵松树, 找来左邻右舍几个木匠,开动斧头、锯子、刨花机,开始作业。椅子框架造好以后,又请来各家手巧的姑娘媳妇们编上藤条。

第一批木沙发,竟然就这么做成了。一把椅子卖二三十元钱,扣除人工和材料成本,能净赚七八元钱。木匠们也尝到了甜头,特别是农闲时节,做藤椅不光时间灵活,分成也多。

云鹤乡树木资源丰富,但制作藤木椅的原料,多数还是从山外边购买。一来山里成材的树木不多, 二来从外边采购成本也低。

父亲腾出自家几间屋子,建立了一个小作坊,从小订单开始干起。他思路活泛,不光制作木沙发,还利用山里人的手艺,制作藤椅、书架等, 市场需求旺盛,父亲得以扩大生产。

有订单就能有源源不断的收入。父亲遍访县里的企事业单位, 之后又拓展到到岳阳、长沙、湘潭,乃至洞庭湖对岸的沅江。

创业艰难,交通运输是最大的问题。

每天往返云鹤乡和梦泽县城只有一趟班车,早上七点从公社发车去县城,下午四点从县城返回公社,搭车的人很多,拥挤程度不亚于今天的北京地铁四号线。

母亲也从公社的木器厂辞职, 协助父亲拓展业务,出差的时候都是夫妻档。吃住行,是出差需要解决的三件大事。那会儿餐饮业还没有发展起来,出差经常找不到饭馆。

去沅江拓展业务的时候,湖区水质不好,煮饭的水都是黄色的, 对于喝惯了山里清泉的人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但这样的米饭也得硬着头皮吃,不吃就得饿肚子。

米饭不合口味顶多挨饿,洞庭湖上变幻莫测的天气却可能带来生命危险。一天,父亲雇用货船把藤椅运往沅江,晚上船过洞庭湖时遇上风浪,货物装载太高,船在巨浪冲击下失去了平衡,将一船藤椅和人员都倒进了湖里。

母亲不会游泳,平时过河都小心翼翼,更别说这水深浪急的洞庭湖了,她在水中呛了好几口水,可越是挣扎,下沉得越快。父亲奋力游过去,又一个大浪打来,把两人打散了。

当时月黑风急,好在父亲水性不错,他在激流中救起我的母亲,两人爬上船,发现藤椅像散了串的珠子,在风浪里起起伏伏。这一船藤椅,可是半个月的劳动成果啊!

父亲安顿母亲上船,自己和船工们拿着竹篙,希望把散落的藤木椅勾拢过来。可风浪太大,他们费了半天劲,也才勾上来四五把椅子。

这时,湖面上划过来一只小船,那种打鱼的小船。船头站立一人, 驾着灵活的小船,在湖面上穿梭自如, 不一会儿就把藤椅都打捞上来了。

父亲喘过气来,发现驾船的是一位老人,满头白发,看上去七八十岁了,但是精神矍铄,红光满面。他连忙摸出几包香烟,去老人船上表达谢意。闲谈中得知老人有些武艺,还向老人讨教了几招。

短短几年时间,父亲的藤椅生意就拓展到整个湘北地区。几乎每个月都要出一到两批货,每批发出上百把藤木椅。

公社的人们农闲时,都愿意到父亲的藤椅厂来做工,男的做木匠,女的编藤椅,能有一份额外的收入。编织藤椅的女工挤满了整个堂屋,后来又扩张到卧室、茶房, 房间还不够用。人们一边开着玩笑, 一边忙着手上的活计。

藤木椅生意年利润上万元,父亲作为公社最早的几个“万元户”, 也是利税大户,在公社的表彰大会上受到嘉奖。父亲为人豪爽、不吝啬钱,乐于资助家人的各种开销。父亲的兄弟姐妹们陆续进城,但爷爷奶奶还在,也没有分家,父亲也一直有大家族观念。

一天晚上,他花一个通宵赶制了一个大圆桌,足够十几个人一起吃饭。爷爷看到问,要那么大的桌子干什么?父亲说,家里兄弟姐妹多,这样家里人就能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了。

母亲和父亲恋爱的时候,娘家几口人寄住在我舅爷家里,舅爷家在明华的大山里,房子也很破旧, 父亲出资将明华林场的房子买下, 就成了我外公外婆的家。

伯伯建勋在县政府上班,当时县里有政策,允许划转城郊的集体土地自行盖房,建勋伯伯也想盖一栋,但是工资微薄,手里没有钱。爷爷提出让父亲借钱给建勋伯伯建房,父亲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当时,在长沙开杂货铺的三姑也想举家迁回梦泽县。父亲想,三姊妹一起在县城盖个房子,一边还可以开个铺面,继续做点生意。刚好爷爷获得平反,县里给了三个城市户口指标,父亲也让给了三姑一家。

盖房工程顺利启动。父亲出钱出力,安排找建筑队,购买建筑材料,忙前忙后。建房的过程中,他被砖块砸中了脑袋,血流不止,但他简单包扎一下,又指挥工人干活。

房子封顶的时候,我大约到了快上学的年纪,跟着母亲坐车去了趟县城,在还没有装修的屋子里, 想象新家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一度以为,自己很快也会随父母住到县城去,但房子竣工之后,考虑到三姑一家住一层楼太挤,父亲又把自家的份额让给了三姑家。

三姑一家从长沙北山县调到了梦泽县城,姑父军人出身,曾在北京当兵12年,有一手修车的好技术,县里就把他安排到了环卫局。姑父每天早出晚归,凭借过硬技术还评上了省劳动模范,三姑则开了一个小商店, 经营南杂货物,补贴家用。

父亲回到乡下,继续做他的藤椅生意。他与人对换宅基地,一点一点拓展着自己的家园。

乡下的老家有山有水,植被茂盛,是孩子们的乐园。父亲特别喜欢孩子,一到寒暑假,就把城市里兄弟姐妹的孩子都接到云鹤乡,让爷爷享受天伦之乐。

他把裁缝师傅请到家里,给整个家族的小孩每人做一套夏装一套冬装,做好后还每家亲自送过去,在他遭遇财务危机之前,几乎年年如此。

他兴趣浓时,还亲自设计衣服款式,我和哥哥兄弟俩穿着考究的衣服,黄军装的肩章像黑猫警长那样高高翘起,甚是威风。

在乡里孩子们都还只有“解放鞋”的年月里,我已经穿上父亲从县城买回来的小皮鞋,还有好看的牛仔服,让小伙伴们羡慕不已。

父亲添置了公社第一台自行车、第一台录音机、第一台“天仙” 牌电风扇……在很多消费品的购置上走在了前面,也让乡亲们大开眼界。

他骑着自行车出去办事的时候,我和哥哥俩兄弟就攀上父亲的自行车,一个坐在自行车后座上, 一个坐在自行车横杠上,父子三个呼啦啦地沿着梧桐树荫下的乡间公路骑行,路上几乎没有别的车辆, 这样兜风实在惬意。

云鹤乡漫山遍野都是楠竹,楠竹一年成材,可以制作竹筷、竹席、竹篮、竹椅、竹床,最简单的,还能加工成工地上常用的跳板,每年砍伐楠竹,能给村民带来一些收入。

父亲把卖楠竹的钱全部用来换雪梨、西瓜等水果,一买就是一担,用箩筐挑回家来,可把我哥俩高兴坏了。在成堆的西瓜当中,哥哥首先创新了吃法,用小勺在西瓜的一端掏一个口子,吃完后西瓜还跟没动过一样。

父亲去城里送货的时候,帮工的乡亲们也一起去“见见世面”。作文伯伯没进过城,一次去省城长沙,他担心路上走丢了,一直拽着父亲的衣襟不放。

他们到饭馆吃饭,作文伯伯说要吃个“见世面”的菜。选来选去,觉得“玉兰片”没吃过,父亲直笑但不作声。

等服务员把菜上齐,作文伯伯还问“玉兰片”怎么没上,服务员指着一盘冬笋片说,这个就是。原来, 大名鼎鼎的“玉兰片”就是后山上长的笋子。作文伯伯尝了两口,还是觉得白鹤谷的冬笋好,又香又嫩又脆, 那才是难得的山珍。店里几个吃饭的顾客, 看作文伯伯一副农民打扮,就指指点点:“这是个乡里二爹!”这句话作文伯伯倒听懂了,他在家排行老二, 一听就来劲了,回应道:“没错,我就是二爹啊!”

说完之后,大家笑作一团。

父亲的木器厂大约红火了10年之久,直到爷爷罹患高血压中风瘫痪,父亲为了照顾爷爷,再不能长时间外出跑业务,便在本地开了个小杂货店。

藤木椅生意日渐萎缩。经济紧张的时候,父母专程去了一趟沅江要账,很多企业单位换了一把手,或者一把手退休,原来的账目就没有人兑现了。货款迟迟收不回来,而工人们的工资还需要兑付, 木器厂没有资金投入再生产。到九十年代的时候,订单渐渐被山外的木器厂接手,父亲的生意逐渐荒废。

爷爷去世以后,父亲将精力投入地方的公共事业,由村民推举先后出任村主任、村支部书记,带领群众兴修水利、改造电网。他投身公益事业,创办云鹤乡第一所敬老院,担任常务副院长,为了山乡五保户老人的晚年福祉,兢兢业业工作了八年,直到退休。

如今,乡里的藤椅木器厂和父亲的藤椅木器厂都已经废弃,但当年他们创业的热情,仍然激励着山乡人民投身经济建设。

进入新的世纪,人们纷纷外出打工,回来后盖起了楼房,开起了商店。通往白鹤谷的公路也已硬化,山谷中间兴起了一条商业街。

父亲今年64岁了,用上了智能手机,接入了移动WIFI,电话中和远在北京的我聊起创办藤椅木器厂的经历,依然激动不已。

作者为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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