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 兼
作为上世纪五十年代生人，父亲在黄金年华赶上了改革开放。1978 年，父亲创办了自己的藤椅木器厂， 那一年，他才24岁。
在那之前，他教过书、带过基建队，做过纸浆生意，年收入能有几千元。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听说做藤椅木器生意更赚钱，便决定自己创业。
一
那会儿，爷爷已经年近花甲， 且常年在高山林场和油茶场上班，父亲从十六岁起就开始“撑门立户”， 十七八岁的时候，就带着上百人的民工基建队，到岳阳云溪去搞副业。
父亲是不甘于田间劳作的人， 多种职业的历练开阔了他的视野。改革开放春风拂面的时候，他已经精通各种生意的门道，什么赚钱就做什么生意。
云鹤乡还是公社体制，但乡镇企业已在蓬勃发展。公社集体利用当地丰富的林木资源，建起藤椅木器厂，安排本地青年就业。我的母亲初中毕业后，就在那里做女工。
一切都百废待兴，机关单位、厂矿企业对藤木椅等办公用品需求量大，乡藤椅木器厂几乎不愁订单。父亲手头没有资源，就主动和机关事业单位联络，一家一家地上门洽谈，看他们有没有需求。
第一单生意来自梦泽县教育局，一共六十把木沙发，要求半个月内交货，工期太紧张，很多木器厂不愿意接，父亲一口接下，他的木器生意就此开张。
他照着县教育局的沙发椅画出图纸，从自留山上砍下几棵松树， 找来左邻右舍几个木匠，开动斧头、锯子、刨花机，开始作业。椅子框架造好以后，又请来各家手巧的姑娘媳妇们编上藤条。
第一批木沙发，竟然就这么做成了。一把椅子卖二三十元钱，扣除人工和材料成本，能净赚七八元钱。木匠们也尝到了甜头，特别是农闲时节，做藤椅不光时间灵活，分成也多。
云鹤乡树木资源丰富，但制作藤木椅的原料，多数还是从山外边购买。一来山里成材的树木不多， 二来从外边采购成本也低。
父亲腾出自家几间屋子，建立了一个小作坊，从小订单开始干起。他思路活泛，不光制作木沙发，还利用山里人的手艺，制作藤椅、书架等， 市场需求旺盛，父亲得以扩大生产。
有订单就能有源源不断的收入。父亲遍访县里的企事业单位， 之后又拓展到到岳阳、长沙、湘潭，乃至洞庭湖对岸的沅江。
二
创业艰难，交通运输是最大的问题。
每天往返云鹤乡和梦泽县城只有一趟班车，早上七点从公社发车去县城，下午四点从县城返回公社，搭车的人很多，拥挤程度不亚于今天的北京地铁四号线。
母亲也从公社的木器厂辞职， 协助父亲拓展业务，出差的时候都是夫妻档。吃住行，是出差需要解决的三件大事。那会儿餐饮业还没有发展起来，出差经常找不到饭馆。
去沅江拓展业务的时候，湖区水质不好，煮饭的水都是黄色的， 对于喝惯了山里清泉的人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但这样的米饭也得硬着头皮吃，不吃就得饿肚子。
米饭不合口味顶多挨饿，洞庭湖上变幻莫测的天气却可能带来生命危险。一天，父亲雇用货船把藤椅运往沅江，晚上船过洞庭湖时遇上风浪，货物装载太高，船在巨浪冲击下失去了平衡，将一船藤椅和人员都倒进了湖里。
母亲不会游泳，平时过河都小心翼翼，更别说这水深浪急的洞庭湖了，她在水中呛了好几口水，可越是挣扎，下沉得越快。父亲奋力游过去，又一个大浪打来，把两人打散了。
当时月黑风急，好在父亲水性不错，他在激流中救起我的母亲，两人爬上船，发现藤椅像散了串的珠子，在风浪里起起伏伏。这一船藤椅，可是半个月的劳动成果啊！
父亲安顿母亲上船，自己和船工们拿着竹篙，希望把散落的藤木椅勾拢过来。可风浪太大，他们费了半天劲，也才勾上来四五把椅子。
这时，湖面上划过来一只小船，那种打鱼的小船。船头站立一人， 驾着灵活的小船，在湖面上穿梭自如， 不一会儿就把藤椅都打捞上来了。
父亲喘过气来，发现驾船的是一位老人，满头白发，看上去七八十岁了，但是精神矍铄，红光满面。他连忙摸出几包香烟，去老人船上表达谢意。闲谈中得知老人有些武艺，还向老人讨教了几招。
三
短短几年时间，父亲的藤椅生意就拓展到整个湘北地区。几乎每个月都要出一到两批货，每批发出上百把藤木椅。
公社的人们农闲时，都愿意到父亲的藤椅厂来做工，男的做木匠，女的编藤椅，能有一份额外的收入。编织藤椅的女工挤满了整个堂屋，后来又扩张到卧室、茶房， 房间还不够用。人们一边开着玩笑， 一边忙着手上的活计。
藤木椅生意年利润上万元，父亲作为公社最早的几个“万元户”， 也是利税大户，在公社的表彰大会上受到嘉奖。父亲为人豪爽、不吝啬钱，乐于资助家人的各种开销。父亲的兄弟姐妹们陆续进城，但爷爷奶奶还在，也没有分家，父亲也一直有大家族观念。
一天晚上，他花一个通宵赶制了一个大圆桌，足够十几个人一起吃饭。爷爷看到问，要那么大的桌子干什么？父亲说，家里兄弟姐妹多，这样家里人就能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了。
母亲和父亲恋爱的时候，娘家几口人寄住在我舅爷家里，舅爷家在明华的大山里，房子也很破旧， 父亲出资将明华林场的房子买下， 就成了我外公外婆的家。
伯伯建勋在县政府上班，当时县里有政策，允许划转城郊的集体土地自行盖房，建勋伯伯也想盖一栋，但是工资微薄，手里没有钱。爷爷提出让父亲借钱给建勋伯伯建房，父亲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当时，在长沙开杂货铺的三姑也想举家迁回梦泽县。父亲想，三姊妹一起在县城盖个房子，一边还可以开个铺面，继续做点生意。刚好爷爷获得平反，县里给了三个城市户口指标，父亲也让给了三姑一家。
盖房工程顺利启动。父亲出钱出力，安排找建筑队，购买建筑材料，忙前忙后。建房的过程中，他被砖块砸中了脑袋，血流不止，但他简单包扎一下，又指挥工人干活。
房子封顶的时候，我大约到了快上学的年纪，跟着母亲坐车去了趟县城，在还没有装修的屋子里， 想象新家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一度以为，自己很快也会随父母住到县城去，但房子竣工之后，考虑到三姑一家住一层楼太挤，父亲又把自家的份额让给了三姑家。
三姑一家从长沙北山县调到了梦泽县城，姑父军人出身，曾在北京当兵12年，有一手修车的好技术，县里就把他安排到了环卫局。姑父每天早出晚归，凭借过硬技术还评上了省劳动模范，三姑则开了一个小商店， 经营南杂货物，补贴家用。
四
父亲回到乡下，继续做他的藤椅生意。他与人对换宅基地，一点一点拓展着自己的家园。
乡下的老家有山有水，植被茂盛，是孩子们的乐园。父亲特别喜欢孩子，一到寒暑假，就把城市里兄弟姐妹的孩子都接到云鹤乡，让爷爷享受天伦之乐。
他把裁缝师傅请到家里，给整个家族的小孩每人做一套夏装一套冬装，做好后还每家亲自送过去，在他遭遇财务危机之前，几乎年年如此。
他兴趣浓时，还亲自设计衣服款式，我和哥哥兄弟俩穿着考究的衣服，黄军装的肩章像黑猫警长那样高高翘起，甚是威风。
在乡里孩子们都还只有“解放鞋”的年月里，我已经穿上父亲从县城买回来的小皮鞋，还有好看的牛仔服，让小伙伴们羡慕不已。
父亲添置了公社第一台自行车、第一台录音机、第一台“天仙” 牌电风扇……在很多消费品的购置上走在了前面，也让乡亲们大开眼界。
他骑着自行车出去办事的时候，我和哥哥俩兄弟就攀上父亲的自行车，一个坐在自行车后座上， 一个坐在自行车横杠上，父子三个呼啦啦地沿着梧桐树荫下的乡间公路骑行，路上几乎没有别的车辆， 这样兜风实在惬意。
云鹤乡漫山遍野都是楠竹，楠竹一年成材，可以制作竹筷、竹席、竹篮、竹椅、竹床，最简单的，还能加工成工地上常用的跳板，每年砍伐楠竹，能给村民带来一些收入。
父亲把卖楠竹的钱全部用来换雪梨、西瓜等水果，一买就是一担，用箩筐挑回家来，可把我哥俩高兴坏了。在成堆的西瓜当中，哥哥首先创新了吃法，用小勺在西瓜的一端掏一个口子，吃完后西瓜还跟没动过一样。
父亲去城里送货的时候，帮工的乡亲们也一起去“见见世面”。作文伯伯没进过城，一次去省城长沙，他担心路上走丢了，一直拽着父亲的衣襟不放。
他们到饭馆吃饭，作文伯伯说要吃个“见世面”的菜。选来选去，觉得“玉兰片”没吃过，父亲直笑但不作声。
等服务员把菜上齐，作文伯伯还问“玉兰片”怎么没上，服务员指着一盘冬笋片说，这个就是。原来， 大名鼎鼎的“玉兰片”就是后山上长的笋子。作文伯伯尝了两口，还是觉得白鹤谷的冬笋好，又香又嫩又脆， 那才是难得的山珍。店里几个吃饭的顾客， 看作文伯伯一副农民打扮，就指指点点：“这是个乡里二爹！”这句话作文伯伯倒听懂了，他在家排行老二， 一听就来劲了，回应道：“没错，我就是二爹啊！”
说完之后，大家笑作一团。
五
父亲的木器厂大约红火了10年之久，直到爷爷罹患高血压中风瘫痪，父亲为了照顾爷爷，再不能长时间外出跑业务，便在本地开了个小杂货店。
藤木椅生意日渐萎缩。经济紧张的时候，父母专程去了一趟沅江要账，很多企业单位换了一把手，或者一把手退休，原来的账目就没有人兑现了。货款迟迟收不回来，而工人们的工资还需要兑付， 木器厂没有资金投入再生产。到九十年代的时候，订单渐渐被山外的木器厂接手，父亲的生意逐渐荒废。
爷爷去世以后，父亲将精力投入地方的公共事业，由村民推举先后出任村主任、村支部书记，带领群众兴修水利、改造电网。他投身公益事业，创办云鹤乡第一所敬老院，担任常务副院长，为了山乡五保户老人的晚年福祉，兢兢业业工作了八年，直到退休。
如今，乡里的藤椅木器厂和父亲的藤椅木器厂都已经废弃，但当年他们创业的热情，仍然激励着山乡人民投身经济建设。
进入新的世纪，人们纷纷外出打工，回来后盖起了楼房，开起了商店。通往白鹤谷的公路也已硬化，山谷中间兴起了一条商业街。
父亲今年64岁了，用上了智能手机，接入了移动WIFI，电话中和远在北京的我聊起创办藤椅木器厂的经历，依然激动不已。
作者为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