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古代民间借贷行为十分活跃， 并广泛存在高利贷现象，加重了贫苦百姓的负担，历代朝廷对此从法令上都给予了禁止和打击，但民间借贷中的高利贷行为从未禁绝，使民间借贷呈现出“二元利率”的状况，其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
“倍称之息”
借贷行为在上古时代就已发生，不过在最早的时候，借贷多属以物易物的互助性质。《说文解字注》解释：“贷，施也。谓我施人曰贷也。”这里“施人”的意思就是无偿地施予他人。那时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多依靠互助而生存，其情景如汉初韩婴在《韩诗外传》中描述的那样：“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召，嫁娶相谋，渔猎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亲而相好。”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们财富的增加，借贷行为也发生了一些改变，由“有无相贷”慢慢发展为“有借有还”，但一开始还没有利息的概念。到西周时期，借贷开始收取利息，《周礼》称“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 东汉经学家郑玄解释：“以国服为之息，以其于国服事之税为息也。于国事受园廛之田而贷万泉者，则期出息五百。”这里的“国服”，指的是百姓生产所获得的产品，贷“万泉”，不仅要归还成本，还要“出息五百”，这种“万分之五百”的额外付出就是借贷利息。
这时的借贷行为以实物借贷为主，以低息为特点，但很快又有了新的发展，主要是借贷利息的急速上升。至少到汉初时，民间借贷的成本已相当高昂，晁错在《论贵粟论》中说“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意思是，当农民急需用钱的时候，比如要向官府缴纳赋税，他们只得将手中的粮食等以半价卖出， 而没有粮食等作物的那些人只能去借贷，但会被索取成倍的利息。
在之后的历代文献中，经常提到类似“倍称之息”的情况。如《北齐书》记载，北齐大臣卢叔武在乡时“有粟千石”，每至春夏时节“乡人无食者，令自载取”，到了秋天大家用收成归还，“岁岁常得倍余”。卢叔武的本意并非以借贷来牟取暴利，但乡人以“倍余” 的标准主动归还，说明当时民间借贷的收息标准就是一倍左右。
到宋代，民间实物借贷依然是“倍称之息”的状况。王安石推行青苗法，其最重要的考虑就是民间借贷利息太高。《宋史》记载，王安石变法中“立新法本以为民，为民有倍称之息，故与之贷钱”。青苗法规定，每年正月三十日前农民可以申请贷夏料，五月三十日前申请贷秋料， 借贷可以是钱币，也可以是粮食等实物。夏料、秋料的归还期是当年的五月和十月，即每期约5个月，“各收息二分”，算下来年利息高达近50%，但相对于“倍称之息”仍算是“优惠贷款”。王安石变法失败后， 青苗法也被废除，《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此后“贫者必取于豪右之家，而有倍蓰之息”，“蓰”指的是五倍，“倍蓰之息”指的是一倍至数倍，尤甚于“倍称之息”。
在元代黑水城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契约文书，其中27件涉及实物借贷，有5件提到了实物借贷的利息，均为120%，显示“倍称之息” 仍在继续。明清时期，民间实物借贷的利息虽有所降低，但收取一倍甚至更高利息的情况仍然十分普遍。在生产力水平有限、物资缺乏的时代，相对于金钱，人们更注重实物，实物借贷中普遍存在“高利贷”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契身葬父”
动辄年息高达100%，这种借贷是普通人无法承受的。其实，古代也有利息稍微低一些的借贷形式， 不过它有一些附加条件，最重要的一条是借款人需提供财产作质押。
《说文解字》解释：“以物受钱曰质。”在这里，“质”的意思就是用财物作为抵押品去借钱。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最基本的财物是房屋和耕地，这是最常见的抵押品，至少到汉代时，人们已经较为普遍地用它们作抵押来进行借贷了。对于那些连房屋、耕地都没有的人而言，甚至以子女进行抵押，《汉书》里就有“数年岁比不登，民待卖爵赘子以接衣食”的记载，这里的“赘子”就是把儿子抵押给别人。
传统的“二十四孝”中有“契身葬父”的故事，说的是东汉时董永家境贫寒，幼年丧母，与父亲相依为命，父亲去世后，董永无钱葬父，“乃从人贷钱一万”，董永对钱主说：“后若无钱还君，当以身为奴。”董永的行为可以理解为另一种形式的“质押借贷”，只是他用来质押的不是财物，而是他自己。
质押借贷与普通的信用借贷相比，利息可以低至一半甚至更低，所以质押借贷受到了借贷者的广泛欢迎，于是产生了经办此类业务的专门机构——质库。质库又称质舍、解库、解典铺、解典库等， 至少在魏晋南北朝时已经产生了。当时佛教盛行，一些规模较大的寺院由于香火旺盛，积攒的香火钱很多，看到百姓有借贷需求，就开办起质押借贷业务。需要借贷的人， 既可以用房屋、耕地质押，也可以用农具、衣物、首饰等质押，这类物品耐放且有一定价值，寺院放贷后没有风险。
质库出现的初期收取多少放贷利息，史书里没有明确记载，不过通过考古有相关的发现。吐鲁番地区曾出土过一些文献，年代在魏晋南北朝之间，其中有质库收息方面的记录。一份文献记录，一名叫崔基的人正月十九日借了100文钱，到六月七日还本钱40文，相应的利息支付了9文，从借款日至还款日共计4个月零18天，按40文钱的利息是9 文来计算，借贷的月利息为5%，折合年利息为60%。在这批文献中，还记录一名叫王爽的人，正月二十八日借了40文，到四月十日还本钱15 文，相应的利息支付了2文，按同样的方法计算，借贷的月利息也是5%，年利息也是60%。
由于利息相对较低，质库越来越受到欢迎，业务量不断增长。到了唐代，人们将质库称为无尽藏院，宋代称为长生库，不仅寺院开办，一些有钱的地主、商人也开办，随着业务量的增加，借贷成本也不断下降。为了与同行竞争，质库不断降低收息标准，据南宋报国寺碑刻记载，当时寺院开办的长生库收取的借贷年利息在24%到30% 之间，另据南宋时编纂的《名公书判清明集》所载官府判案案例的记载，由地主、商人开设的质库，收取的借利息还要更低一些，年息在17%至20%之间。
在宋代，人身质押被法律禁止，像董永那样“契身葬父”已成违法行为，但对于没有财产、财物可供质押又急于用钱的穷人来说， 仍然有以自身或妻儿作质押的情况。《宋史》记载，宋太祖时大臣毋守素奏称: “部民有逋赋者，或县吏代输，或于兼并之家假贷，则皆纳其妻女以为质。”从毋守素所奏情况来看，以妻女为质并不是个别现象，在民间仍大量存在。
质库发展到元代称解典库， 明代称典当铺，许多著名的典当商家将“分支机构”开遍大江南北， 本钱越多，开设的机构就越多，业务量也越大，单位综合成本也就越低，就可以不断降低所收取的借贷利息，在竞争中更有优势。明人周晖所著《金陵琐事剩录》记载，当时南京有典当铺约500家，其中“福建铺本少，取利三分四分；徽州铺本大，取利仅一分二分三分”。
“收利过本”
质库、典当铺之所以愿意降低收息标准，除同业竞争外，更重要的因素是质押物价值。由于质押时评估值往往较低，借货者一旦不能如期清还本息，质押物将归质库、典当铺所有，处置后获利空间很大。所以，综合来看，百姓质押借贷的成本并不低，基本也属于高利贷范畴。
除上述实物借贷、质押借贷外，古代民间货币借贷的利息标准也不低，其总体水平介于实物借贷与质押借贷之间，大多数情况下在50%左右，但个别时候也常出现年利息超过100%甚至更高的情况。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规定：“民间个人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双方协商的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含浮动）的4倍。超过上述标准的，应界定为高利借贷行为。”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界定，古代民间借贷大多属于高利借贷行为。
高利贷的危害自不必说，历代以来朝廷也制定了许多律令给予禁止和打击，《周礼》就有“凡民同货财者，令以国法行之。犯令者， 刑罚之”的记载，即强调民间借贷行为必须遵守国家法令，违反者将受刑事处罚，但先秦以至汉初时期这方面的文献记载不多，官方颁布的法定借贷利率是多少不得而知， 不过相关法令是存在的。如汉武帝时旁光侯刘殷、汉成帝时陵乡侯刘䜣等人都因为“取息过律”而被免去爵位。王莽篡汉后实施一系列“改制”，其中一项是放贷于民， 分为“消费性借贷”和“生产性借贷”两种，前者年利息为36%，后者为10%，这是当时的法定标准。
到了唐代，借贷的法定利息标准约为年息50%上下，这一标准被宋代引用。梳理宋代有关借贷法定利息标准的文献，有低至年息48% 的，有高至70%的，其余基本介于此范围内。元代将标准大幅降低， 元太祖至元十九年（1282年）规定“今后若取借钱债，每两出利不过三分”，元武宗至大元年（13 0 7 年）规定“诸人举放钱债，每贯月利三分”，综合判断，元代法定的民间借贷利息标准为年息30%左右，这一标准又被明、清两代引用，如《大明律》规定：“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违者笞四十。”
应该说，历代以来，对民间借贷收取利息的上限是有规定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其标准也相对较为合理。但规定是一回事，实际执行是另一回事，除典当类的质押借贷因其特殊性能满足这一标准外，广泛存在于民间的各类实物借贷、货币借贷多超过法定标准，民间借贷中的高利贷现象十分普遍，演变成为“法不责众”的局面。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古代王朝法治意识及执法能力均较为薄弱，面对民间大量存在的高利贷现象，很多时候只能采取默许的态度，在打击高利贷方面虽然法律有严格规定，但打击的重点往往放在了利率过高、过于不合理的那些借贷行为上。如北魏宣武帝永平四年（511年）朝廷规定“若收利过本及翻改初券，依律免之”，这里强调“收利过本”才是重点打击的对象。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 也有类似规定：“富民出息钱不得过倍称，违者没入之。”对于虽然超过法定利率标准、但看起来似乎并不算太严重的那些借贷行为，由于实在管不过来，朝廷多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王朝实行的是量入为出的财政政策，财政能力有限且增长空间不大，往往只能应对日常性行政支出，遇到灾荒、战争等困难时期，朝廷的救助能力不足，民间借贷其实承担着这方面的某些职能，客观上弥补了朝廷在这些方面的不足。所以历代朝廷在明确颁布了法定利率的同时，又默许高利贷的存在，即使高利贷现象达到泛滥的程度，也从未想过将其从根本上予以禁绝，使古代民间借贷行为事实上呈现出了法定利率与实际利率并存的“二元利率”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