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良敏
如果要谈论社会的变化，经历不同时代的人感受最深刻：无论是物质资料的丰富程度，还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广度和深度，变化之大足以让世人惊叹。人类智慧和潜能发挥让一切成为可能。所有这些可能发生的变化，应该主要得益于两种东西，一是科技，二是规则。科技的进步，为人类打开一扇又一扇窗户，呈现一个多彩而深邃的世界；规则的约束，让人们沿着它的磁力线前行，社会总体运转有序。
其奥妙在哪？就在这个“磁力线”，也就是确立行为边界。如果规则被破坏，也就是让规则“消磁”，那么就会失去指引，相互越界发生冲撞，陷入混乱，没有谁能保证在冲撞和混乱中不受到伤害，甚至遭遇毁灭。人类要进步，就一定要在不断探索、寻找动力中，遵循一定规则，确保方向不偏，这样才能不断前进，看到未知世界和美丽风景。
科技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藉由这一工具，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化，新发现层出不穷，从中不断总结世界的运行规律，探索人与世界的共生关系。越是认识不断深入，越是感叹世界的复杂而玄妙，未知世界永远充满神秘，吸引科学家穷其毕生精力去探索，一代接着一代干。探索的意义在于为人类服务，解决其面临的难题，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更好的生活。脱离了这一宗旨，探索就会走向反面，可能是自己毁灭自己。
有人认为探索在于满足人类好奇的本能，其对人类是好是坏无法预知，不能因此而扼杀探索的欲望。问题在于，我们要承认人类认知的局限，未知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如果自信已把某个未知领域都搞清楚了，可以大胆利用，这本身就存在瑕疵甚至风险。探索没有止境。就像抗生素的发明，在当时是医疗领域的大事，让人类对抗细菌感染有了一把锋利的“刀”。但是，如果以为从此无敌了，可以一劳永逸，那就错了。事实证明，抗生素的滥用，导致细菌耐药和变异而使之失效，因此而丧命的比比皆是。
人类不可盲目自信。最近发生的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引发国内和国际科学界的激烈反应，主流意见对此强烈谴责。为何会掀起如此大的波澜？按照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和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发表的声明，在学术与技术上，该项“研究”没有先进性，并且对技术的应用严重失当。在伦理与道德上，在严重缺乏科学评估验证，安全性存在不可预知风险的情况下，贸然开展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生殖细胞基因编辑临床操作，严重违背了基本伦理规范和科学道德。在法律与政策上，该项“研究”违反了国家相关部门出台的关于基因相关研究的系列政策、法规和管理办法，实施了明令禁止的技术操作。
归根结底一点，贺建奎的试验“过界”了。全世界没有一个科学家敢在人身上应用，而贺建奎开了先例，并且已让婴儿降生了。即便是贺建奎本人再自信，认为是出于人道主义，帮助艾滋病家庭实现其渴望健康婴儿的梦想，但从科学角度，基因编辑存在“脱靶”风险，直白地说，就是该剪的没剪到，不该剪的被剪了，或者是既剪到了要剪的也剪到了不该剪的。按照科学家的说法，其风险就是这一试验改造了人类基因，而且这一对双胞胎已经降生，她们应享受所有人同样的权利，成人之后可以结婚生子，那样就可能把基因遗传给后代，后代再繁衍，越往后人类基因就会不断被“污染”，后果不堪设想。
而从媒体披露的信息看，贺建奎与试验者签署的合同文件约定，所有的不良（失败）后果都让试验者承担，当然试验者很可能并不理解其危害，在他们看来目前“健康婴儿”（未感染艾滋病）的获得是最大收获，没有看得见的风险，至于以后的事他们不管也管不了。但对于社会、对人类来说，此事的风险就不能不管了。这次“越界”很可能种下一个不可控的“因”，未来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果”不可预知。
其实，这一基因编辑事件引发科学界激烈反应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要对所有基因试验存有戒备之心而谨慎为之呢？转基因作物，经过人类食用过腹转化之后的影响恐怕也不是一天两天、十年二十年能看到的，或许要更长时间乃至几代人才能得到检验。从长远看，这种通过食物链间接作用的基因试验同样要慎重对待。另外，基因“武器化”也不得不防。
不仅科学与道德伦理之间需要守住边界，社会运行的许多方面同样需要遵守这一规则。
要守住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政府的权力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哪些权力需要让渡给市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相得益彰，自由而不放任，管理有序而不管死，拿捏好“度”，使之边界清晰，是一道大题目。
要守住权利和责任的边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是每个人行为和主张的依据，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可侵犯。但是，一个社会人有权利就有义务和责任。二者不可相互替代也不可相互压缩、挤占。这个“度”就在彼此边界之内，任何失“度”的行为就是“越界”，需要通过法律进行调整，回归界内。
要守住道德的底线。道德是人们内心的约束。在一个多元社会里，很多情况下，尤其是在熟人社会，道德的约束力高于法律，千百年形成的村规民约，让人们更忌惮，一人作恶，全家乃至家族抬不起头。当然，人非圣贤，不能要求每人都拥有崇高的道德水准，只要恪守底线，知荣辱、有敬畏即可。在道德不能约束或与法律发生冲突时，必须以法律的普遍约束力来进行调整。以法治、德治相结合，调整人们的行为，做到“随心所欲，不逾矩”。这样，社会运行就会顺畅有序，充满活力，富有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