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彩虹，高级经济师，长期供职于中国建设银行，现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特聘教授。出版有《现代货币论丛》《钱说——货币金融学漫话》《经济学的视界》《世界大转折》等10多部著作、文集。
企业家是从哪里来的？通常的认知是，企业家是自然而然地出现的，他们从企业的基层选拔到中层，再由中层选拔到高层。如果非要一个答案，说他们是从实践中来的，总不会错。
前不久，参加了一个“企业家精神和大学教育”的论坛，交流大学如何培养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问题。就我看来，在大学教育和企业家之间建立关联，研讨两者之间的“前因后果”逻辑，或者说，将大学教育的一个目标放到培养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上，令人感到的不只是新鲜，更有论坛组织者全新的教育意识。我很赞同。因为在这样的意识里，潜含了一个有意思也有某种意义的答案——企业家可以通过大学教育培养出来。
不过，细想下来，大学能够培养出企业家来么？现实生活中的企业家，是从哪里来的呢？
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企业首先是一个生产单元，其次是一个销售单元，同时还是一个社会单元。所谓的企业家，需要懂得如何计划、组织、管理生产过程，需要懂得市场供求、竞争格局和销售方式，也需要懂得社会规则、行业惯例甚至人情世故。一言以蔽之， 企业家是企业治理的综合性和多功能的角色，这与现代大学专业细分的教育培养模式，是颇难关联得上的。因此，仅仅从企业家“综合知识需求”和学校的“专业知识供给”的差异上讲，任何一所大学， 都不可能培养出企业家来。
其次，企业家治理企业面对的问题是层出不穷的，他们所运用的知识和方法都是动态性的，根据现实问题及时地调整，其中经验类知识和方法占主要部分；大学教育编选的教材、讲课的师资以及某些创新的实验课程，都是相对稳定的， 即便增加新的知识点或方法，都是在充分实践之后经过理论总结，才用到教学之中去的。这种“动态知识需求”与“稳定知识供给”之间的差距，决定了企业家无法直接运用大学里学到的知识和方法去解决现实治理中遇到的问题。这一点也说明，大学教育和企业家形成之间，其关联是很弱的，甚至可以说没有多大关联。
企业运行的现实告诉我们，企业家大多是从实践中“摸爬滚打”锤炼出来的。然而，他们又是如何“摸爬滚打”的呢？通过对许多企业家案例的分析看到，他们除了运用各自的天赋来应对企业治理问题之外，“好学”是他们解决治理难题的共同特点。由此来看，企业家就是“天赋+ 好学”的产物。如果我们撇开“天赋”这一要素，单从后天因素来讲， 企业家特别是优秀的企业家就一定是那些“好学”的企业治理者了。
观察表明，企业家“好学”， 大体有三种方式。一是根据企业治理的现实，向其他企业学，向竞争对手学，向成功的市场案例学，向公认的治理模式学，从学习中发现自身治理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途径和步骤等。这是一种最为普遍又普通的“经验型”学习方式，企业治理者能够在一定的时间里，迅速了解并掌握最前沿的企业治理的信息、知识和做法，解决当下治理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称这种学习为“跟踪式学习”或“经验型学习”。
二是企业治理者通过组织一些学习、培训和交流活动，在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碰撞中学习。许多有远见的企业治理者，都会下意识地组织一些论坛、研讨会、培训班等，请相关领域的理论权威和实践中的“高手”讲解、研讨企业治理方面的问题。在这样的交流活动中，学习的内容并不直接关联企业的治理事项，但对企业未来的发展具备启示性的价值，特别是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之间或契合、或差异，甚至冲突的格局，对于企业治理者会起到明晰道理和认清现实， 以及选择正确发展方向的作用。特别地，企业治理者既是学习的组织者，又是学习的参加者，将与各个层级的员工一起，共同了解和理解最新的企业治理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样本，共同思考企业治理的目标， 从而共同面对企业治理方面的难题，“上下同欲”地解决当下的问题，并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达成高度共识。这种学习就是“前瞻性学习”或称“战略性学习”。
三是企业治理者的“自学”。颇有意味的是，治理者“自学”的内容，大多与企业治理事项距离较远，或哲学、宗教、历史，或心理学、文学、人物传记等，丰富多彩。这种学习体现出不同企业治理者不同的偏好，通常被理解为个人的“爱好或兴趣”。实则不然。这种“自学”对于企业治理的意义，在于高超的治理者看待企业治理，不只是一个生产组织和市场销售的技术问题，也不只是一个收入、成本和利润核算的经济问题， 还不只是一个企业纵横运行的管理问题。作为一个社会单元，它包罗万象，大有缩小版社会治理的意味，因而需要超过狭义企业治理知识的智慧、艺术等等。事实上，当人们将企业看成“小社会”时，它的治理，就不应当局限于企业的生产、技术、财务等方面，作为治理者，还应当学习更为高超的智慧和艺术，进而更为高效、高质和有远见地治理企业。事实上，许多伟大的企业家，在“自学”方面造诣很高，与他们看待企业治理的眼界相关。这种学习，就是“智慧性学习”或称“艺术性学习”。
容易看出，企业家“好学” 的不同类别，逻辑地给出了企业家优秀与否的判别——与“跟踪性学习”相对应的，是一般的企业家； 与“前瞻性学习”相对应的，是中等水准的企业家；“智慧性学习” 是企业家“好学”的最高境界，对应的，当然就是优秀的企业家了。这种源自于“好学”的分类，一方面，给社会认知不同的企业家提供了一种标准；另一方面，也给企业治理者达到优秀的层级，提供了一种方法——只要“好学”，从经验中学，从理论中学，从智慧中学， 就有可能成为伟大的企业家，就有可能治理出伟大的企业来。
那么，如何去做到“好学” 呢？一般而言，有三个方面的原则必须坚持。
一是永远不放弃学习。企业治理者很容易被繁忙的事务挤掉学习，也很容易以繁忙的工作合理化不学习的行为，还容易在企业困难时完全放弃学习。这无疑是一种短视，它表明，治理者的意识深处有种对学习和企业治理关系认识的误区——认为学习有益，但不能够及时、有效地解决眼前的治理问题。实际上，结合企业实际经久不辍地学习，意味着治理者总是在领先的理念、知识和技能之下来面对治理问题、提出治理选择并创造治理成果。通常而言，在这种“学习型” 治理之下的企业，没有不成功的。可见，治理者永远不放弃学习，也就是企业更具解决问题能力，更具持续发展活力的基本保证。
二是不好高骛远，由低到高地学习。企业治理者的学习，是存在“问题导向”的。企业治理的问题，大多先是具体的“经验性问题”，再是发展的“前瞻性问题”，然后到超常性、跨越式的“创造性问题”。这种问题的递进格局，决定了企业治理者的学习， 应当从“跟踪式学习”开始，进而“前瞻性学习”，再而“智慧性学习”。当然，不排除少数“天才”企业家不需要阶段性的“学习”顺序， 但整体来说，由低而高的学习，是与企业治理规律相一致的，任何好高骛远的“学习”，非但不能成为优秀的企业家而治理出优秀的企业，很可能基于治理理念到行为的不切实际，导致企业走入困境。在这方面，现实生活中是有大量案例的。
三是不拘泥于固定的学习模式。鉴于不同的企业治理者有不同的天赋、经历、学习能力和知识背景，因此，结合个人的特点，而不是固守某种模式来学习，是最为有利和有效的。事实上，看天下许多成功的企业家，他们的学习特别是“智慧性学习”，大多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所谓不拘泥于学习的固定模式，也就是不拘一格地“培养”出优秀的企业家来。
说到此，我们回到大学培养企业家的话题。虽然说，大学教育不可能直接培养出企业家来，但大学教育若能够培养出学生“好学”的精神、能力和习惯，当这样的学生毕业走进企业成为治理者时，“好学”的“秉性”就将鼎力相助他们成为优秀的企业家——大学教育与企业家的形成是有深层次关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