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弘羊的变与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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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桑弘羊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理财家、改革家,在汉武帝时期,他独掌财经大权20多年,推行了一系列重要改革,为“汉武盛世”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种矛盾和问题也大量出现,桑弘羊对此却没有足够的认识,以至身死名败。

少年入幕

桑弘羊出生于汉景帝五年(前152年),是“洛阳贾人子”,也就是商人的儿子。中国古代通常重本轻末,商人不受重视甚至被歧视,但也有例外的时候,西汉初年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对商业发展持开放态度, 而洛阳作为西周洛邑的旧地,居民中不乏商朝旧贵族,使洛阳素有经商的传统,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生长环境, 为桑弘羊提供了广阔的人生舞台。

而真正改变桑弘羊命运的,是朝廷的一次人才选拔,在桑弘羊13岁时,因为精通算学而被朝廷选中,成为郎官,并进而加侍中。在当时,人们进行数字方面的计算,一般要借助于筹码、筹算等工具,而桑弘羊由于家庭的耳濡目染,在计算方面有着过人的天赋,可以不用通过工具的辅助,完全凭借心算进行复杂的运算。

侍中是秦朝所置的官职,本是一种加官,也就是“兼职”,拥有此职,就可以往来于一些普通官员不能进入的机要之地。西汉也设侍中,并越来越显要,主要职责是侍从于皇帝左右,“出入禁中,顾问应对,位次常侍”。桑弘羊担任侍中,任务是陪比他大4岁的太子刘彻读书,这段“同学”的经历对桑弘羊格外重要, 桑弘羊因此没有再像父辈那样成为一名商人,而是走上了仕途。

刘彻是西汉第七位皇帝,15岁时继位,即汉武帝,桑弘羊当时才11 岁。汉武帝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建元六年(前135年)窦太后去世,汉武帝掌握了大权,陆续推出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如通过推恩令削弱诸侯王的势力、通过设立刺史加强对地方的控制,这些措施加强了中央集权。在军事上,汉武帝以军事手段代替带有屈辱性质的和亲政策,以彻底解决匈奴在北方的威胁,使西汉的实际控制范围不断扩大。

汉武帝推动的内外政策需要强有力的经济基础作保障,为了解决对外战争造成的财政亏空,汉武帝也想了一些办法,如号召百姓为国家捐献, 还设置所谓的“武功爵”,通过出售爵位的办法筹钱,但这些措施效果有限,还容易造成官员趁机贪腐。汉武帝后来采纳右内使郑当时的建议,下令实施盐铁官营,由国家垄断盐、铁等重要物资的生产。汉武帝任用郑当时为大农令,任用盐商东郭咸阳、冶铁商孔仅为大农丞,由他们负责此事。

桑弘羊是商人的儿子,又精于计算和经济问题,汉武帝也让他参与盐铁官营。由于桑弘羊在经济工作中表现出突出才干,元鼎二年(前115 年)汉武帝提拔桑弘羊为大农丞,负责推行经济改革。元封元年(前110 年),由于在理财方面表现出的卓越才能,汉武帝任命桑弘羊为治粟都尉,代理大农令,掌握财经大权。自此开始,直到汉武帝去世,桑弘羊一直是西汉朝廷经济方面的负责人,独掌财经权长达23年,汉武帝所取得的文治武功,离不开桑弘羊在经济方面的大力支持。

改革创新

汉朝初年,为修复战争创伤实行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在经济领域推行无为而治,宽松的环境对于缓和矛盾、促进经济恢复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西汉的国力逐渐强大起来。但是,经过几十年发展后,社会经济在取得进步的同时,也逐渐产生了一些问题。

由于推行无为而治,西汉初年朝廷对经济领域内的活动较少干预, 盐、铁、茶、酒等重要物资都放开经营,甚至还默许民间铸币,这使得商业活动和手工业十分繁荣,一些大商人应运而生。这些商人快速致富,而国家得到的却只有微薄的收益,商业活动的巨额利润要么被商人们占为己有,要么被地方势力利用,成为地方势力割据坐大的经济资本。

经济发展的红利被商人和地方势力拿去了,朝廷反而很穷,遇到哪里发生叛乱,朝廷甚至没有钱平叛, 反过来还要向大商人们去借钱打仗。《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

汉武帝无法容忍这种情况再继续下去,推行盐铁官营就是改变这种状况的一项重要举措,在桑弘羊等人的努力下,盐铁官营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桑弘羊担任大农丞后,进一步对各郡国的盐铁官进行整顿,增设了新的盐铁官,使全国设置的盐官达到35处,分布于27个郡国;铁官达到48 处,分布于40个郡国。这些盐铁官都由朝廷统一管理,盐和铁的生产经营全部纳入国家专管专营的范围内。

桑弘羊代理大农令后,又立即奏请汉武帝,设置“大农部丞数十人”,让他们“分部主郡国”,以此监管、指导各郡国的财经工作,改变以往分散管理、多头管理造成的弊端,建立起“垂直领导”的财经管理体系。太初元年(前104年),大农令改称大司农,在桑弘羊的推动下, 大司农进行了组织机构和人员的扩充,除已有的令丞外,还增加了太仓、均输、平准、都内、籍田等5个负责专项工作的令丞,使财经管理更加细化,分工更为明确。

桑弘羊独掌财经大权后,所推行的重要改革举措还有算缗告缗、移民垦耕、均输平准、酒类专卖、币制改革等,每一项措施都在经济领域内产生重大反响。通过这些改革,朝廷控制经济的能力一步步增强,财政收入也不断增加。桑弘羊在经济领域里不断改革创新,缓解了朝廷的财政危机,实现了“官用饶足,民不困乏”的目标。同时,一些富商大贾逐渐失去了经济控制权,“损有余,补不足,以齐黎民”, 对于抑制兼并、缓和贫富差距起到积极作用,也削弱了地方势力。

盛世危机

但是,桑弘羊推行的经济改革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的问题还十分严重。比如,桑弘羊有一个重要的改革思路是“以商治商”,通过引入商人参与改革,达到强化商业控制的目的,但由于对改革的过程难以有效把控,结果出现了官商勾结以假公济私、侵害百姓的问题,“为吏既多不良矣,又侵渔百姓”,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扩大了贫富差距,百姓对此多有怨言。

盐铁官营后,弱化了市场竞争, 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往往质量较差, “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民用钝弊,割草不痛,百姓苦之”。由于缺乏竞争, 这些质次的产品价格往往还挺高, “盐、铁价贵,百姓不便,贫民或木耕手耨,土.淡食”,“土.”是木质的原始农具,百姓宁愿用木头做的简易农具和双手去耕种,也不愿意购买生产出来的铁制家具;宁愿吃淡食, 也不愿意购买价格昂贵的食盐。为了完成生产和销售任务,官员们强迫百姓购买,强买强卖的事情经常发生。

还有桑弘羊着力推行的均输平准,是由国家在各地统一征购和运输货物,目的是抑制商人对货物的垄断,保证市场价格稳定。但在操作中,负责均输平准的官员经常出于私心而滥用权力和市场垄断地位,胡乱收购产品,致使物价产生波动,“万物并收,则物腾跃”,违背了贱买贵卖的基本原则,没有起到平抑物价的作用。

改革为朝廷带来收入的增加、对经济控制力的增强,这些都是实际的成效,但经济领域里随之出现的成本高、效率低、资本周转慢以及营私舞弊等情况也不容忽视,化解这些风险与矛盾同样是改革者需要承担起的任务,也同样需要通过改革、创新去解决,但桑弘羊在这方面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致使矛盾和问题不断累积。

身死名败

汉武帝晚年时,已经觉察出隐藏在盛世之下的危机。征和三年(前90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受命讨伐匈奴,兵败投降。次年,桑弘羊联合其他大臣上了一份奏疏,奏请在轮台(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轮台县)屯田,以备与匈奴长期作战。汉武帝看完这份奏疏后颁下一道著名的《轮台诏》,在诏书中反省了自己派遣李广利北伐匈奴的过失,否决了桑弘羊等人力主战争升级而提出的屯田轮台的计划,汉武帝明确表示,眼下最紧要的不是对外用兵,而是“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

《轮台诏》是汉武帝针对现实问题而进行政策调整所释放出的明确信号,汉武帝没有否定之前的改革,但意识到改革已经进入到“深水区”,改革需要深化,也需要调整, 解决改革中产生的问题与推行新的改革措施同等重要。不过,历史没有给汉武帝留太多时间,《轮台诏》颁布不久,即发生了马通、马何罗等谋刺汉武帝事件,汉武帝虽然躲过了谋杀, 但精神上也受到打击,几个月后汉武帝驾崩,弥留之际向霍光、金日.、上官桀、桑弘羊等大臣托孤。

随后继位的是只有8岁的汉昭帝刘弗陵,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身份辅政,掌握朝政大权,桑弘羊改任御史大夫。霍光与桑弘羊素有矛盾,同时对桑弘羊主持的各项经济改革也颇有看法,霍光曾向桑弘羊提出,需要对有些改革措施进行调整,但遭到桑弘羊的反对。为打击桑弘羊,霍光组织了一场“盐铁会议”,让一些代表民意和社会舆论的贤良、文学与桑弘羊等人展开激辩,桑弘羊一人对战60 余人,“舌战群儒”,尽管他非常熟悉经济工作,又擅长辩论,但最终舆论仍认为他在辩论中处于下风。

“盐铁会议”后,霍光采纳李延年等人的建议,“议罢酒榷、盐、铁”,桑弘羊所主导经济改革中的主要措施先后被废止,而桑弘羊本人则卷进了燕王刘旦的谋反事件,尽管这件事扑朔迷离,桑弘羊在其中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仍有争议,但结果是明确的,桑弘羊因为此案而下狱,最终被处死,并付出了灭族的代价。

桑弘羊是历史上著名的理财家、改革家,他以商人后代所特有的天赋和敏锐,推出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很多措施推出后马上就收到了实实在在的成效,桑弘羊为“汉武盛世”的形成做出了突出贡献,因此受到了汉武帝信任和重用。

但是,任何改革都需要与时俱进,改革只有“进行时”,对改革来说“变”才是常态,只有不断地“变”, 才能捕捉新的改革机遇,才能发现和解决改革中出现的矛盾与问题。桑弘羊独掌财经大权20多年,前期积极求变、谋变,在他的主持下新的改革措施不断推出,但当改革出现新问题、新情况后, 桑弘羊却没能跟上变化,变得迟钝和保守,仍固守原有的做法,这是桑弘羊和他的改革走向失败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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