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每到冬季来临，雾霾总让人感到很不舒服。“霾”作为一种天气现象，其实并非工业现代化的独有产物，古代早就出现了。为了治霾，古人还想出了一些千奇百怪的方法。
“霾”的记载
很多人认为雾霾是工业化造成的，因为大量的汽车尾气排放和其他工业污染才造成了雾霾，在小农经济的古代应该没有雾霾，那时候每天都是蓝天白云，到处都是青山绿水。其实这是误解，古代不仅有“霾”，而且一样挺普遍。
甲骨卜辞里有“己酉卜，争贞：风隹有霾”的记载，“贞”是商代负责占卜的人，他负责将占得的吉凶报告给商王，这句话的意思是在己酉日通过占卜得知，未来将会出现霾天，是凶兆。类似的记载在甲骨卜辞里还有十多条，如“甲申卜，争贞：霾其有祸？贞：霾亡祸”、“贞：翌丁卯酒，丁霾”等， 都与占卜有关。古人相信天意与人事交相感应，所以上天也会时常降下所谓凶兆以为警示，如地震、冰雹、洪水、大旱、蝗灾等，“霾” 也是其中之一。
这里所称的“霾”，《尔雅》解释是：“风而雨土为霾。”三国时期经学家孙炎就此注曰：“大风扬尘，土从上下也。”《说文解字》遵从此说，认为：“霾，风雨土也。”《康熙字典》引《释名》进一步解释：“霾，晦也。言如物尘晦之色也。”按照这样的解释， 古代的“霾”多指风所卷起的尘土，是空气中那些混沌、晦暗而影响视觉的东西。
有人认为古代其实没有雾霾， 古书记载的“霾”就是“雾”或“霰”，这个说法值得商榷。古人对“霾”“雾”“霰”其实有很清楚的划分，《说文解字》对“雾”的解释是：“天气下，地不应。”根据这个解释，“雾”是空气中的水汽不能被土地吸纳，停留在空中而形成的气态物。《说文解字》对“霰” 的解释是：“䨷，稷雪也。”《说文解字注》进一步解释：“阴气在雨水，凝滞为雪。阳气薄之，不相入，散而为霰。”根据这些解释， “霰”应该属于高空中的水蒸气遇到冷空气凝结而形成的小冰粒。也就是说，“雾”“霰”多是水或水蒸气所形成的，而“霾”是由尘土等所引起的，它们成因不同，表现形式也不同，区分较为明显。
现在人们定义的雾霾，通常是指悬浮在大气中的大量微小尘粒、烟粒或盐粒的集合体，使空气浑浊，水平能见度降低到一定水平下的天气现象，其成分一般指灰尘、硫酸、硝酸、有机碳氢化合物等粒子。在古代，虽然没有那么多由工业污染形成的化合物，但灰尘、烟尘也很多，尤其刀耕火种等所造成的生态破坏，遇到特定气象条件一样会产生像现在雾霾天一样的天气现象。
“霾”天频发
古代的“霾”虽然与现在人们所说的雾霾不完全一样，但二者从生成机理到表现形式等都有着很强的相似之处，更重要的是，古代的“霾”天也会经常光顾，而且呈越来越频繁之势。
除了甲骨卜辞，历代史书中关于“霾”的记载就更多了，在史籍中经常可以看到“霾翳”“氛霾”“霾晦”“阴霾”“霾曀”等记载，有时虽然没有提到“霾”字，但从描述的情形看也疑似是“霾”，如“昏雾”“阴雾”“黄雾”等，它们虽以“雾”相称，但又不是普通的雾。在早期的史书中“霾”就经常出现， 《晋书·天文志》记载:“凡天地四方昏蒙若下尘，十日五日已上，或一月，或一时，雨不沾衣而有土，名曰霾。”《新唐书》记载：“长庆三年正月丁巳朔，大风，昏霾终日。” 《元史》记载：“太宗五年癸巳十二月，大风霾，凡七昼夜。”
除了史籍，文学作品中常出现“霾”，《诗经》里有一首《终风》，其中写道：“终风且霾，惠然肯来，莫往莫来，悠悠我思。” 南北朝诗人庾信《晚秋诗》有“日气斜还冷，云峰晚更霾”的句子， 白居易《寄杨万州》中有“莓苔翳冠带，雾雨霾楼雉”，杜甫《寒硖》中有“云门转绝岸，积阻霾天寒”，欧阳修《栾城遇风效韩孟联句》中有“岁暮氛霾恶，冬余气候争”。在诗人们的笔下，“霾”与春和景明、春花雪月成为反差，每次“霾”的到来都会使人心情抑郁、灰暗，甚至没有心思再去做别的事。
在古代，华北平原一直是“霾” 的高发区，这是它特殊的地理环境造成的。华北平原的西侧是太行山，北京、石家庄、邢台一线是山区与平原的分界线，西高东低，地势下降明显，“霾”一旦聚集便不易挥散。具体到北京，更是三面环山，由西北向东南形成一个半包围态势，大气更容易在此形成一片逆温层，无风天气更多，雾气和“霾”更易集结。《魏书》记载，北魏景明三年（502年）九月丙辰“幽州暴风昏雾”，这里的“昏雾”不是普通雾天，指的就是“霾”，这条记载距今已有1500多年。
此后， 史书关于华北地区“霾”的记载越来越多。元朝天历元年（1328年）华北平原少雪， 次年春天又少雨，天气非常干燥， 《元史》记载大都地区“雨土， 霾”，这次“霾”相当严重，“天昏而难见日，路人皆掩面而行”。《元史》还记载，至元六年（1340 年）底“雾锁大都，多日不见日光， 都门隐于风霾间”，这次“霾”天来得时间比较长，“蔽都城数日”。明代以后，华北地区“霾”的记载频率进一步提升，《明史》中有大量关于“霾”的记载，如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正月“京师阴霾蔽日，自辰至午乃散，三日后阴霾又起，五日不散”，弘治十年（1497年）“京师去冬恒燠无雪，今春狂风阴霾，西直门外霾尘积聚，难见路人，官军半掩城门，以遮霾尘”。到了清代，华北地区“霾”的发生频率有增无减，如康熙六十年（1721年）“黄雾四塞， 霾沙蔽日”，嘉庆十五年（1810年） “京师入腊月以后，时有雾起霾升， 连宵达旦，宛平、大兴具有上报”。
明清以后，华北地区“霾”天逐渐增多，除了与其特有的地形环境有关外，还与这一地区冬季燃煤取暖不断增加有很大关系。同时， 随着北京成为首都，这一带人口快速扩张，城市建筑大量增加，空气流动受到更多阻碍，“霾”的增加也就不足为奇了。
治霾“奇招”
“霾”对身体健康有害，这一点中医早有认识并进行了研究。《黄帝素问》中说“大雨至，埃雾朦郁，水淫而土气复也”，认为“终之气，地气正，风乃至，万物反生，霿雾以行，其病关闭不禁， 心痛， 阳气不藏而咳”，这些揭示了“霾”的致病机理。
风、雨、土是古代“霾”的主要构成元素，中医将其归为“风湿邪气”，而人体的肺喜欢洁净，不耐寒热，易被邪气侵入。肺如果受“霾”久侵，将致雍蔽，造成“浊邪停聚”，引发“四肢重怠，阴萎少力”。中医还认为，“霾”如果长时间持续会引发疫情。清代医学家沈青芝《喉科集腋》中说：“天地沴郁之气，漫无所泄，感触万物，役使行灾，谓之天行， 是故谓之疫。”这里的“天行”，指的就是传染性疾病。
除了医家对“霾”进行研究，古人对治霾也有许多探索和实践，只是古人科技知识有限，对“霾”的认识往往还停留在“天人感应”上，多认为这是一种灾异现象，所以在治霾方面就有了一些千奇百怪的招数。
在古代，“霾”被视为自然灾害的一种，如果持续发生，在古人看来这是上天的某种警示，皇帝于是要焚香祭天。元至元六年（1340年）大都发生了严重“霾”天，“帝恐天神之怒，遣礼部焚香祭天，祈神灵驱风霾而散”。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 年）北京发生“霾”天，空气中的能见度骤降，通惠河上的漕运因此停运，南方的粮食运不来，眼看京城就要断粮，乾隆皇帝赶紧派官员到天坛祭天，自己率王公大臣在紫禁城太和殿前焚香祷告，以期感动神灵，战胜“霾”天。
在古代，治霾还经常“捎上” 屠宰业。尽管屠宰业也算是古代的“高污染”行业，但它产生的污染物主要是污水、垃圾等，“霾”的形成与屠宰业并无太大关联，但在古人看来，要清除“霾”就必须有诚心，所以祭天的同时一般还会宣布斋戒数日，期间从皇帝到臣下都得吃素，而民间则禁止屠宰。
当然，这些办法对治霾都是毫无作用的，即使“霾”真的散了， 也纯属巧合。治理雾霾不仅需要思想上高度重视，更需要科学的措施方法，只要方法得当，雾霾即便不会从我们的世界里立即消失，发生的天数也会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