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稳·应变·解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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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海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以来,如何保持行稳、妥善应变、有效解忧,自然为国内外各界所关注。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中国经济“成绩单”显示,2018年我国GDP同比增长6.6%。单从数字上看,这的确是近三十年来的低点,但考虑到改革开放四十年积累起来的庞大基数,这个速度并不算低。只要继续保持这样的增速,就能在2020年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再从第三产业在经济增长中的占比、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等一些标志性指标来看,可以发现,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态势向好,经济发展质量持续改善。

这个结果,是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的背景下取得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评价说,“成绩来之不易”。

那么,“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变在哪里?忧在何处?变意味着不确定性,忧则意味着不确定性当中的负面因素。变,首先来自外部环境,包括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之变、大国关系之变、全球治理体系之变、科技和产业趋势之变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的,“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也来自国内条件,包括经济发展阶段之变、发展方式与动力之变、社会主要矛盾之变等。

变是一个重构的过程,必然产生问题,也必然带来挑战。这些问题和挑战有的难以预料,人们谓之“黑天鹅”;有的易被忽视,人们谓之“灰犀牛”。无论黑天鹅还是灰犀牛,一旦出现,都会造成巨大影响,这就是变中之忧。

应变解忧,既要防黑天鹅,也要防灰犀牛,要让黑天鹅飞不起来、灰犀牛冲不过来。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列为需要坚决打好的三大攻坚战之首。今年1月21-24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在中央党校举行。这是一次规格、规模、时间节点都不同寻常的会议,体现出中央对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问题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开班式上讲话时强调,“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这一重要讲话,为我们在新形势下做到行稳、应变、解忧指出了明确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明者远见于未萌,智者避危于未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必须下好先手棋,要有足够的战略远见和战略定力。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而言,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走高质量发展之路。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加快推动并不断深化那些具有基础性、支撑性作用的重点领域改革,包括土地制度改革、国资国企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商事制度改革、科研体制改革等,构建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

市场化、法治化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获得成功的基本经验,也是应当矢志不渝坚持的方向。毋庸讳言,面对国内外挑战增多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当前在认识及实践上又出现了一些偏差甚至误区。有的人认为,抵御经济变冷要靠政府力量更多出手;有的人寄望于通过大规模强刺激的老办法来促进经济增长;有的人片面理解“稳”字,主张在风险挑战面前放缓改革开放的步伐。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下一步改革务须重点处理好的关系。我们注意到,前段时间为了帮助民营经济纾解困境,有的地方矫枉过正,从之前的对民企各种设限转而给予一些过度保护、过分倾斜的特殊政策。实际上,民营企业需要的是一个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不能一说扶持就给吃偏饭,“超国民待遇”恰恰破坏了市场的公平性。有的地方为了“优化”营商环境,动用行政强力、采取雷霆手段,初衷或许是好的,却可能适得其反——从效果上说,这样很难保持长期稳定的有效性;从逻辑上说,市场主体会心存疑虑,既然权力能够任意“改善”环境,当然也能任意破坏环境。扭曲的市场与政府关系,无助于防范化解风险,反而正是风险之源。

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指出,解决问题要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要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发挥企业和企业家主观能动性,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和法治化营商环境,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凡是市场能自主调节的就让市场来调节,凡是企业能干的就让企业干。

中央判断,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把握机遇、化危为机的最好选择,就是坚定地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如何行稳、怎样应变、何以解忧?一句话,唯有改革。要真正地推进改革,推进真正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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