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高妍蕊
刚刚过去的2018年，国际形势充满不确定性，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加速演变，贸易保护主义不断蔓延，大国之间竞争博弈日趋激烈， 现存国际体系受到严重冲击。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历史演进的高度，作出重要论断——“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日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总结2018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对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形势作出重大判断、对做好经济工作作出精准部署。面对风云变幻，此次会议如何定调？有哪些亮点？未来从哪些方面重点突破？对此，《中国发展观察》邀请相关领域专家进行了深度解读。
经济总体运行平稳，但稳中有变，变中有忧
回首2018年，注定是非凡的一年。改革开放40周年，成果辉煌，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当前国际形势风雨飘摇，世界经济面临下行趋势、处于十字路口，中国在时代浪潮中砥砺前行。
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当前经济形势做了科学理性的论断，即总体运行平稳，但是稳中有变，变中有忧。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对此表示，“中国经济表现出了极大的韧劲和回旋余地，抗打击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他分析，第一，经济增长总体平稳。2018年GDP增长6.6%，即使2019年增长6.3%， 2020年增长6.0%，未来两年实现两个翻一番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依然有信心。经济增长总体稳定还表现在，我们对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30%的贡献。第二，物价总体稳定。2018年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增长2.1%。一方面，总需求总体稳定，货币政策稳健， 不支持物价大幅上涨。虽然相关成本上升，包括用工成本上升， 环保治理标准提高，但实际上并未推动物价上涨。另一方面，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冲高回落，在一、二季度曾经冲高到6%以上， 后期急剧回落，全年平均在3.2%的水平。第三，就业目标基本实现。2018年新增城镇就业岗位1300万。2018年7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调整下半年经济工作基本思路，提出六个“稳”，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稳就业。但对1300万新增城镇就业岗位也不可高估，因为每年有1000万左右离退休人员，老龄化社会在渐行渐近。第四，国际收支平衡改善，虽然经常账户出现一点逆差，但是资本账户没有出现资本外流，总体表现为资金流入。
总体而言，2018年全年经济增长稳定、物价稳定、就业稳定、国际收支趋于平衡。但为什么又说“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呢？对于国际国内形势，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一个重要的战略性判断， 就是“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俊伟看来，一方面，经过数十年潜移默化的此消彼长，世界经济力量已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显著上升；随着特朗普推行“美国优先”的经济政策，各主要经济力量加快分化重组，世界经济格局进入了深度调整期。另一方面，和“冷战”结束初期乃至“次贷危机”前夕相比，各主要经济体内部的社会矛盾也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曾经风靡一时的“新自由主义”神话破灭，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以缩小收入差距的呼声此起彼伏。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吴琦表示，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对我国是挑战，但同时也孕育着机遇。化危为机、转危为安，根本是要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路子，这需要我们对内深化改革，以结构性、市场化的办法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绿色发展；对外扩大开放，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引进、利用外资水平，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打造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
张俊伟对于未来发展同样持乐观态度，他说，“我国整体仍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如果应对得当， 措施有力，完全可能在国内、国外实现一个相对理想的局面。”
坚持主线，重点部署， 适时调整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利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加快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步伐。与前几年相比，此次会议释放出哪些重要信号和亮点？有哪些新提法和新调整？ 受访专家总结了以下几点：
第一，宏观政策强化逆周期调节。吴琦表示，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度，结构性政策强化体制机制建设，社会政策强化兜底保障功能。
一是财政政策加力提效。力度在哪里？徐洪才认为，一方面是降费减税。他建议，将公司所得税从现在的25%降到17%，让企业轻装上阵。对增值税，删繁就简，减少档次，降低税率。进口关税已从9.8%下降到7.5%，包括个人所得税，都仍有进一步下调空间。另一方面是扩大投资。整体上，财政赤字率可能会从上年的2.6%提升到3%。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规模从上年的1.6万亿元扩张到2万亿元。政府资金要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引导社会资本有序流动。
二是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度。徐洪才强调，要防止金融市场出现剧烈波动，尤其是发生共振，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在他看来， 当下M2（广义货币）的增长速度要尽快增加1.5个百分点。通过降低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释放低成本、长期可贷资金，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从源头上降低融资成本。
“宏观政策值得反思的地方在于，2018年最大的潜在风险就是流动性风险。”徐洪才认为，过去一年，多家上市公司出现流动性危机，这是由于2018年M2增速低于名义GDP增速，大概低了0.7个百分点。在他看来，体现货币属性的关键性指标不是M2，而是M1（狭义货币），现在M1增速只有1.5%，确实偏低。目前主要是传导机制存在问题，大动脉里血液较多，但毛细血管供血不足。一方面，货币市场的廉价资金贷不出去；另一方面， 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资金紧缺，冰火两重天。这是结构性问题，不是总量问题。因此，中央强调要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本次经济工作会议把发展直接融资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可见中央对资本市场出现剧烈波动的关切。
三是结构性政策强化体制机制建设。此次会议把调动微观主体的创造性积极性放在突出位置，提出要发挥企业家创新精神，也要调动普通劳动者积极性，发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并强调竞争性政策的基础性地位。“这是今年重点强调的一大变化，既回应了国际社会的关切，也是改革的需要。”徐洪才说。他认为，必须推进一些重点领域的改革，尤其是国资国企改革，创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重点关注国有资本保值增值。财税改革方面， 要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重新划分财权事权，建立现代财税体制， 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金融改革方面，要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
四是社会政策强化兜底保障功能。强化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就是要让贫困群体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红利。徐洪才强调，要形成一个广覆盖、高标准的社会保障体系， 让人民群众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实现均等化，这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保障。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结构性政策、社会政策，四大宏观政策协同发力，避免各自为政和碎片化。”徐洪才强调说。
第二，继续明确“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并进一步明确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四个重点任务，即“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张俊伟解释，所谓“巩固”，就是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进一步推动更多产能过剩行业加快出清， 降低全社会各类营商成本，加大基础设施等领域补短板力度；所谓“增强”，就是要发挥企业和企业家主观能动性，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强化市场机制作用；所谓“提高”，就是要提升产业链水平，提升企业竞争力；所谓“畅通”，则是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形成市场供给和市场需求之间、发展经济和扩大就业之间、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良性循环。
吴琦表示，“巩固、增强、提升、畅通”，本质上是有破有立、有进有退的改革办法，是市场化、法治化的落实手段，有利于促进资源有效配置和经济结构调整，也有利于化解经济转型发展面临的内生性、结构性突出矛盾。
徐洪才补充说，令我们注意的是，本次经济工作会议没有提到“去库存”“去杠杆”，说明这两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去库存”取得实质性成果，“去杠杆”要把握好力度和节奏，转向“稳杠杆”。
吴琦提醒说，要警惕部分人产生货币政策转向和去杠杆暂停的错觉，对此，中央明确“要坚持结构性去杠杆的基本思路”，虽然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但货币政策不会走向超预期宽松，结构性去杠杆进程不会暂停，调整的只是力度和节奏。
第三，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此次经济工作会议肯定了2018 年三大攻坚战所取得的成绩，针对工作中出现的一些不足， 有针对性地对今年的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张俊伟说。在重大风险方面，提出要“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和共振”，要按照坚定、可控、有序、适度的要求，稳妥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在污染防治方面， 强调要避免简单粗暴地推进污染防治工作，帮助企业制定环境治理解决方案；在扶贫攻坚方面，提出要加大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贫困群体脱贫攻坚力度，研究解决那些收入水平略高于贫困户的群体缺乏政策支持的问题等。
改革再出发，维持“改革、发展、稳定”动态平衡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是中国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元年，我们面临着怎样的国际国内形势？有哪些困扰经济发展的矛盾和因素？ 重点需从哪些方面有效应对？
未来几年，世界经济将缓慢下行。徐洪才预测说，“2017年世界经济增长3.8%，2018年增长3.7% 左右，2019年可能要回落到3.5%左右。与此同时，跨国投资出现明显回落，2018年全球FDI仍然是负增长，这预示着贸易投资保护主义负面影响仍在持续。虽说2016、2017、2018年全球经济出现周期性复苏，但是复苏动力很弱。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加息节奏放慢。2019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下半年趋于稳定。但更重要的是，目前在技术方面我们已经遭遇美国的全面封锁， 靠投资驱动、出口拉动增长显然已经不合时宜，另外，随着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创新驱动需要及时跟进，这对我国是一个现实挑战。”
从“百年大变局”的视角， 张俊伟说，“2019年我国的经济形势，用‘挑战与机遇并存’来形容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一方面，当前虽然看到中美贸易战出现缓和迹象，但由于美国对华战略发生重大变化，中美经贸关系已很难恢复到前几十年的“蜜月期”了；另一方面，从国内形势看，随着经济风险集中暴露，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做好“六稳”工作面临很大压力。
在吴琦看来，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是长期和短期、内部和外部、周期性和结构性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长期和短期因素来看，长期需要着力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重点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社会发展不平衡，以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失衡；短期则需要重点解决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资本市场改革等问题。外部因素集中在中美贸易战，以及引进、利用外资等方面。结构性因素主要源于资源配置和经济结构不合理。
张俊伟认为，也要看到很多积极性因素：高质量发展已经破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向纵深推进；政府机构改革顺利推进，为改善政府治理创造了有利条件；三大“攻坚战”深入推进，进一步积累了工作经验，等等。因此，既要正视风险与挑战，正视经济下行的压力，又要坚定信心，主动作为，妥善应对。
他继而强调，在经济步入新常态、风险因素增多的背景下，维持“改革、发展、稳定”动态平衡， 关键是切实贯彻“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风险因素进一步释放的复杂形势，我们要顺应经济增速进一步下调的客观趋势，避免因为政府“强力维稳”而干预企业微观决策，阻碍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
吴琦同样认为，虽然“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才是应对外部冲击的根本出路。一是宏观政策内外均衡，以我为主。我国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关键在于处理好内部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解决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把外部压力转化为改革开放的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二是着重增强政策的预见性。由于缺少准确、可靠的经济先行指标，以及缺乏政策的反馈评价和动态调整机制，导致宏观政策调整往往滞后于经济周期和形势变化，特别是近年来内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加，使得政策的边际效应不断减弱。三是着力增强政策的协调性。不仅要抓好政策制定的“最先一公里” 和政策执行的“最后一公里”，进一步释放既有政策效应；也要进一步完善政策的反馈评价和动态调整机制，明确各种政策执行的边界指引和统筹协调，特别是要对各种政策的叠加效应进行更准确更及时的评估。
徐洪才表示，未来几十年，最有发展潜力的领域还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他认为，建立城乡之间生产要素双向有序流动机制是关键。再过20年，50后、60后乃至70后农民都会退出市场，旧的农业生产方式将被替代。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会提升城镇化水平，带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基建投资未来空间巨大。同时通过产业发展，带动城镇化发展，增加新的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促进消费升级。
“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我们仍然要坚定信心，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2019年改革开放再出发，要拿出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实际行动，激活微观主体活力，释放经济发展潜力。”徐洪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