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杜悦英
“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
“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创新决胜未来，改革关乎国运。”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科技创新更是连年成为全国“两会”的一项热点议题。2019年，站在“创新型国家行列”的门槛上，着眼发展下一步， 哪些问题我们应当关注？
为实现2020年目标，踢好“临门一脚”
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三步走”战略：
第一步，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基本建成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有力支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第二步，到2030 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发展驱动力实现根本转换，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为建成经济强国和共同富裕社会奠定坚实基础。第三步，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为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支撑。
近年来，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大幅增强，主要科技创新指标稳步提升。公开信息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美国康奈尔大学等组织发布的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排行榜，以及中国科技部2018年发布的国家创新能力排名中，中国均列第17位。
“在国际、国内的两份榜单上都是第17位，说明我们已经接近创新型国家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副部长田杰棠研究员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记者采访时表示，从阶段性战略目标来看，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需要在2019年踢好“临门一脚”，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当前需要从五个方面着力。
一是要更加重视基础研究，增强原始创新能力。从国家层面看， 1997年至1999年，中国的基础研究投入在总研发投入中占比为5%— 5.7%；2004年曾经达到6%，但随后不断下滑，2007年至2012年间占比徘徊于4.6%—4.8%之间。2015 年中国的基础研究投入在总研发中的占比为5.1%，2016年基础研究占比为5.2%。而反观美欧日等全球创新型国家，其基础研究投入占比为15%—30%之间。田杰棠建议，逐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比重，加大科学中心和重大科学设施建设，完善科学中心和国家实验室管理制度。“只有基础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原始创新能力得以增强，我们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关键技术‘卡脖子’的问题”，他强调。
二是科技成果转化层面，首先要加强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业化技术转移队伍建设，培育社会化的专业技术转移机构，促进基础研究成果与企业、市场需求的对接。其次，一些政策制度之间尚有不衔接的问题，需要继续关注解决。田杰棠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抓好赋予科研机构和人员更大自主权有关文件贯彻落实工作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和文件出台后，给科研成果完成人的奖励比例大幅提升（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从不低于20%提高到不低于50%），极大地鼓励了科研人员的创新积极性，有的地方甚至给到90%。但是，田杰棠认为，将收益比例过高地给予科研人员也不尽合理，收益中的一部分应当给予专业化的技术转移队伍以及学校、院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共同做好成果转化工作。最后， 国有资产管理等与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尚有不衔接的问题，需要在工作中予以改进。
三是从企业层面看，创新环境比从前好了很多，但仍需进一步加大落实相关优惠政策的力度。比如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自出台以来，在实际应用中社会反响好、效果突出，2018年又出台了将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从50%提高到75%、范围由科技型中小企业扩大至所有企业的“升级版”新政策， 却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政策出台的速度快于落实速度”的情况，真正一步步落实，还需要有关部门的配合。
四是在新兴产业领域，坚持鼓励创新和包容审慎的原则，采取既具弹性又规范的市场准入监管。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广泛应用新技术的新兴服务业是我国实体经济结构中的高质量增量部分，是引领实体经济升级的发动机。新兴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宽松的制度环境和高效的治理，应当以开放心态和包容精神面对新经济，本着放活新事物、激发新动能的目的，使用新的管理手段，制定新的管理规则，促进新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既要破除影响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发展的制度障碍，又要对潜在风险做到早发现、早化解，促进相关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五是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一方面要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另一方面要坚持开放创新的原则，建立一个更加符合国际惯例的创新政策体系，与发达国家对话、接轨，使各种创新要素更加自由地流动。
持续大幅增加科研投入，研究前沿技术要有更加广阔的视野
“ 从自然指数（ N a t u r e i n d e x）、研究前沿（r e s e a r c h fronts）和高引用研究者（highly cited researchers）等多项指标来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主要的科技大国之一。”获评2018年度十大科学传播人物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副研究员袁岚峰对本刊表示。他说，美国在大多数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 我们需要踏实耐心地用很长时间追赶。但与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传统科技大国相比，中国已经在许多指标上领先或接近。中国的科技实力跟英法德日处于同一层级，中国的进步速度在所有科技大国中是最快的。他表示，中国近十多年来科技实力的爆炸式增长，正是由巨大的研发投入推动的，而只有持续大幅增加科研的财力物力投入，才能让中国巨大的潜在人才资源继续充分发挥作用。
之所以有此建言，是因为从研发投入强度（即研发支出占GDP 的比例）来看，中国还有很大提升空间。袁岚峰引用世界银行的最新数据说，自然指数排在前十位的国家，可以认为是当今世界主要的科技产出国，其2015年的研发强度分别是：美国2.79%，中国2.07%， 德国2.88%， 英国1.70%， 日本3.28%，法国2.23%，加拿大1.62% （2 0 1 4 年），瑞士2.97%（2 0 1 2 年），韩国4.23%，西班牙1.22%。中国的研发强度刚刚超过2%，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在十大主要科技产出国中排在第七位。只有英国、加拿大和西班牙的研发强度低于中国，而这三个国家确实越来越表现出创新乏力的态势。与此同时， 日本的研发强度超过3%， 韩国超过4%。虽然近年来， 中国的研发强度确实在提升（2017 年达到2.12%），根据“十三五” 规划，2020年预期提高到2.5%，但与发达国家相对照，仍有继续大幅增加的空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傅川对本刊表示，研究前沿技术要知己知彼，有更加广阔的视野。他以5G技术为例说，中国研究5G，欧美国家也在研究5G，但各自关注的重点不尽相同。相关产业规划显示，我国发展5G的重点在于带宽和设备能力。而2016年欧洲电信运营商和电信设备制造商发布的《欧盟5G宣言——促进欧洲及时部署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显示， 他们共同关注的核心是“投资问题”。傅川说，这说明欧洲国家将5G视为未来以信息产业为支撑的经济社会利益再分配的基础，即他们更关心投资回报的持续性问题。2019 年2月，美国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未来工业发展规划中明确列出发展5G的内容。将欧洲的宣言和美国的计划对照来看，可以发现两份文件中列举的发展重点高度重合。“归纳美欧情况，我们不难发现除了与设备、性能、频谱等有关的内容外，其与经济利益再分配息息相关的网络中立问题也被包括在发展5G的规划中，并给予重点关注。而我国目前还没有注意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因此未将其纳入5G研究范畴。”傅川表示。
他举例说，回看日本被美国超越的过程，即可印证拓宽研究视野的重要意义。美国在里根政府时期开始搞信息技术时，日本还在继续沿着电子和自动化的技术路径发展。日本没有理解信息技术带来的产业革命和其带来的经济利益再分配，从而使美国抢占了产业上游， 并一直领跑到现在。今天，5G技术又把世界领到一个新的起跑点上： 各国都在寻找如何在新的网络环境下重构网络中立性的方法，以保持电信产业持续繁荣。拓宽视野，对网络中立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可以使我们有机会从更高水平上与欧美进行竞争，并从源头上引领以5G 为代表的网络技术，以及未来经济利益再分配方式的发展走向，使我国走入定义世界网络发展格局者的行列。
进一步加强科研支撑能力建设，重视科研诚信教育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馆员刘筱敏认为，作为我国科研发展能力建设的一部分，需要重视我国科技期刊发展，在科研成果的传播和利用上更应该着力，一流的科研需要一流的信息支撑，一流的信息需要一流的渠道传播。
刘筱敏向本刊介绍，与国际上自然科学类期刊的“ 百年老店”相比，我国的同类期刊在运营体制、人员构成等方面与之有所差异，整体来看处于“小、散、弱”的状态。目前我国共有5000 余种自然科学类期刊，但国内一些科学家做出国际一流的工作后，还是希望在国际顶尖的英文期刊上首发，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国际顶级期刊具有良好的传播渠道，能够为读者和作者提供良好的服务。
期刊作为科研成果的重要载体，也被赋予了科研绩效评估的作用。是否需要发表学术论文， 以及在哪里首发学术论文，与中国目前的科研人员评价指标导向有关。1990年代，南京大学首先将SCI论文引入科研评价体系， 从某种意义上开启了中国科研评价的定量时代。刘筱敏强调，对此应当全面看待。一方面，不论是美国的SCI（ 即《科学引文索引》，创建于1989年，英文全称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S C I ） 等检索系统， 还是中国的CSCD（即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创建于1989年，英文全称Chinese S c i e n c e C i t a t i o n D a t a b a s e ， 简称C S C D），其创建初衷都是给研究人员提供搜集学术信息的渠道，而并非用于评价科研人员和科研成果。但是，这些检索系统的创建，确实遴选出一批具有国际、国内影响力的优秀期刊。高质量期刊追求高质量稿源，高质量论文提升期刊影响力，久而久之，被SCI等国际知名检索系统收录的文章数量便成为大到衡量一个国家的基础科学研究水平、科技实力和科技论文水平高低，小到对每位科研人员工作业绩进行评价的重要指标。
另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发展模式的变迁，重大科研项目开展国际合作、不同国别的科研工作者进行学术交流等需求越来越普遍，而国际上以SCI收录期刊为代表的优秀期刊，作为发布重大科研成果和实现学术交流的平台和载体，在国际化稿源、期刊学科影响力、话语权、成果展示力度、引用频次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
刘筱敏进而提到，应当构建科学合理的科研人员评价指标体系， 可以针对科研人员所在机构和所负责主要工作内容的差异性，考虑引入更加多元的评价指标。
“谈到评价，不得不说另外一件事情，近两年科研绩效评价与学术不端行为两者的关联出乎意外”。刘筱敏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科技论文早已位居全球第二，体现了我国科技研究的实力。但近年来，连续多次曝光的学术不端事件，在一定程度上给我国的科研形象带来了负面效应。学术不端的曝光，也有人认为是科研绩效评估导向的问题， 认为论文数量、要求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是导火索。“但无论怎样，绝对不能突破道德底线”，她表示，一方面，用单一的指标评价科研绩效有失偏颇；另一方面，科学工作者具有上承历史、下传成果的责任，工作内容就是要通过研究推动科学的发展，并把成果广泛传播，这是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因此科学工作者在保持本色的同时，管理部门如何激励科学工作者发挥更大的作用，优化绩效评估方法，需要不断探索优化。同时需要对学术不端行为高度关注， 加强科研诚信建设。2018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科技部牵头会同多个部委建立了联合工作组专门研究、处理曝光事件，在学术不端行为上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中国科学院科研道德委员会发布《关于在学术论文署名中常见问题或错误的诚信提醒》，总结问题，提醒中科院各研究院高度关注科研诚信问题，该文发布后当天即被快速传播和大量关注，这一点也说明科研诚信问题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国家的发展需要科技创新， 科学研究容不得任何学术不端、造假行为，学术不端或学术不当行为不仅仅是个人问题，而且对国家发展带来影响”，刘筱敏说，科研诚信的建设是科技创新的重要保证， 培养科学家从娃娃抓起，科研诚信也应从娃娃抓起，教育的成功才能带来社会的成功。在科学共同体内加大政策、法规、伦理宣传，加大科学研究机构的透明度，对学术不端、学术不端行为给予严肃处理， 真正做到“零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