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云
中国有句谚语：“ 栽得梧桐树，自有凤凰来。”时下，常被人们用来形容对招商引资，尤其是利用外资的向往和期待。
去年，笔者来到河南兰考， 站在焦裕禄当年种下的梧桐树前， 当地人告诉我说，当年习近平读了《人民呼唤焦裕禄》一文后填写了《念奴娇·追思焦裕禄》词，写道“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这里，习近平把对梧桐树的崇敬推向高峰。
可能因为笔者曾在外资口工作过，一说梧桐，往往就会借树怀情，对外资高看一眼。众所周知，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这是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功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回顾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不难发现，善于吸引和利用外资，就是其中一个有效方式。
随着中国人口红利逐步消失， 土地、环保和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 部分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外资企业开始离开中国，转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发展，本无需过度解读。但近些年来，有人认为，我国综合国力强了，国内资本充裕了，我们“不差钱”，所以不需要外资了。
这是真的吗？显然，不是这么一回事。
说“不差钱”的人，一方面轻视了外资的作用，因为外资不仅能够带来新的资本，而且还能带来技术、管理、市场和就业等多方面收益，对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都有积极作用。世界上只有外资不去投资的国家，没有国家可以完全不需要外资，在闭关孤立的条件下实现自我发展。将外资与内资对立起来， 使得实体经济的金融血脉捉襟见肘，这也是引发近年来融资难融资贵的一个原因。
面对徘徊在十字街头的外资， 年前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先后提出了“稳外资”的要求，这绝不是空穴来风，这是改革开放40年来首次提出，无疑非同小可。
众所周知，近年来世界各地都普遍、广泛地运用产业政策工具， 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吸引外资成了一个“新产业政策”。尤其，随着全球价值链空间布局的变化，我国在利用外资上，正面临来自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更为激烈的双向竞争或倒逼。
在如此宏大的背景下，中国利用外资的确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与新变化，具体说：
产业变革的影响。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内投资的比重不断加大，中国利用外资的整体产业结构已经发生逆转。在这一过程中， 地方政府对外资作用的认识以及民众对外企的社会心理发生了明显变化，所谓“外资偏好”随之逐步弱化。一些沿海发达地区，在当地外资存量已经较大、地方政府外资政策空间被压缩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不断细化外商投资的进入条件， 设立了更为严苛的“招商选资”标准。应该看到，中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服务业吸收外资比重上升是必然趋势，但制造业高质量外资及其蕴含的技术转让和技术溢出机会不容忽视。
竞争加剧的影响。随着竞争力提升，内资与外商开展了全方位竞争，争项目、争土地、争人才的情况加剧。竞争力的此消彼长，使得一些在华跨国公司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相比改革开放初期主动转让技术的“不设防”状态，外资企业对中国营商环境、市场秩序、产业政策以及技术转让安排的变化日益敏感。而与这种情况形成反差的是，随着中国创新活动日益活跃，北京、深圳、杭州等一批具有区域甚至国际影响力的创新高地浮出水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外创新创业团队特别是中小创新团队来华投资创业，带动了中国科技研发领域利用外资。
区域分化的影响。尽管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占比提高，但沿海地区外资向中西部转移仍面临诸多障碍。除了受运输半径、出海口距离等因素的制约，跨国公司的供应链体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如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的供应链主要由三井、丸红等传统大型综合商社掌控，这些综合商社已经形成了主要依靠海运的供应链网络，短时间内很难串联陆路和内河运输，并将其物流体系延伸至中西部地区。在外资梯度转移过程中，各地区引资的区位条件进一步分化。
发展环境的影响。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一些领域利益下沉， “大门已开，小门不通”的现象仍然存在；一些地方“内外有别”， “对外开放，对内设限”加剧，部分地方政府扩大吸收外资的动力不足，投资软环境欠佳。在外资项目由审批改为备案的过程中，服务意识弱化，致使一些高质量外资项目拖办或延办。
说到这里，有人急着欲问，稳金融与稳外资有关系吗？甚至有人觉得，这是八竿子打不到一起。其实，这是一种误导。
为什么？外资顾名思义，就是指其他国家或地区（包括港澳台地区）来中国大陆以从事经济社会活动为主要目的，在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前提下，遵循市场机制法则， 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则进行的独资、合资、参股等市场流入的资金。在我国，外资的利用方式主要分为三种：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外借款和外商其他投资，其中FDI占有很大比例。
可见，利用外资的全过程，也是金融血脉涤荡的过程，既有直接效益表现为资本收益超过利息的部分，也有溢出效益就是外资引进带来的新技术、新创造、新机制，还有竞争效益、乘数作用、改善经济结构和增加出口创汇。这么说来， 外资就是希望人们尽快找到稳金融条件下利用外资的初心，进而寻找到稳外资的实招与举措。
刚刚步入2019年，就有三件事，可谓是中国外资的升级版，具有划时代意义。
事件一：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上决定，将已经两次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外商投资法草案，提请3月5日在京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
这意味着，这部我国利用外资的基础性法律——《外商投资法》，离最终颁布实施又近了一步。制定外商投资法，背后的意义就是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全面开放的战略部署。外商在中国的规模和体量有多大呢？截至2018年底，国内依据“外资三法”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累计约96万家，实际使用外资超过2.1万亿美元。这个规模，显然不可小觑。
事件二：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已经正式发布公告，对美国标普全球公司在北京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予以备案。同一天，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也发出公告，接受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开展债券评级业务的注册。
其实一年多前，国际三大信用评级巨头就开始筹划在中国独资经营的事情。穆迪、标普以及惠誉的全资子公司惠誉博华相继在北京注册了独资评级公司。可想而知，连“评级”这种事情都放开了，还有什么事不能开放的？
事件三：“特斯拉以加速世界向可持续能源的转变为使命，中国市场对我们实现这一愿景十分重要。”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月7日在特斯拉上海独资工厂的动工仪式上如此表示。
而将特斯拉与能帮助其实现梦想的中国市场紧紧联系起来的，正是过去一年来，相关部门通过推进实施高水平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着力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取得了积极成效。这一年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就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
国家发改委在修改《外商投资准入目录》中曾披露了一些内容， 其影响极为深远。因为这里面几乎涉及中国所有的基础设施行业和服务业，包括能源、粮食流通和生产、以及制造业与能源资源等，这些行业几乎都开放了。
此外，这也应算是一件大事： 不瞒大家说，2019春节过后上班的第一周，我就匆匆赶到西安参加全国稳外资工作会议。西安古称“长安”，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是当下国家“一带一路”中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起点城市，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经济、文化、商贸中心。这里我把西安底子翻出来，就是想告诉人们，选择在这么一个外资集结地，来研究稳外资工作，可见办会人一番苦心。
这次会上，重点解决了一批重大外商项目国家层面的问题…… 有专家呼吁，家里有了梧桐树， 并不一定有凤凰，但必须以此表明我们的信心和志向，中华家族一定会有凤凰出现，中华民族一定会有更多凤凰归来。我觉得这话是对“家有梧桐树，自有凤凰来”俗语的最好诠释。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已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持外资稳定增长，已经成为了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外资引进也是各地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那么我们究竟如何“稳外资”呢？
笔者认为，至少要抓好四个重点：扩大开放领域，继续缩减“负面清单”，放宽外资股比等市场准入，允许更多领域独资经营；加大引资力度，推动重大项目落地；打造开放新高地，支持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扩容，探索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改善国内投资环境，推动尽早出台新外资法，完善中央和地方外资投诉处理机制，创建良好的营商环境。
四个重点，前三个是硬任务， 后一个是软环境改善问题。必须看到，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就是提高综合竞争力，是一个地区也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软实力。世界银行发布的《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改革创造就业》显示， 中国在全球190个经济体的营商环境评价中，排名第78位。这和我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极不相称。
同时，还要通过推动国际经济合作，来实现稳外资的目标。针对外部形势的变化，外需的发展在WTO的框架下已较难取得大的进展，应该更加注重做实自贸区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围绕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拓展外需空间，降低国际形势变化对外需的影响。
这就是说，稳外资，必须放在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背景下，在吸引外资方面持续稳定发力，以此来应对外部不确定因素带来的挑战。
注意稳定外商投资预期。要认真执行中央有关扩大开放吸引外资的政策，中央政策的出台对于稳定人们的预期起着重要的作用。要通过这些措施，进一步鼓励外商投资进入中国的高技术产业、进入与中国消费结构升级相契合的相关领域、进入中西部地区特别是沿边地区。从外资的流量上，既要积极吸收新增外资， 也要稳定存量，从财政、金融、税收、产业政策等各个方面共同发力。
注意内外资同等国民待遇。放宽市场准入，继续缩减全国版和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允许更多领域实行独资经营。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优化外资结构，加快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和《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鼓励外资投向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中西部地区，协调解决困难问题，推动重大外资项目落地；改善营商环境，推动尽早出台外商投资法，完善中央和地方外资投诉处理机制，努力营造一流的亲商安商富商环境。
注意加大外资保护。进一步发挥外资企业投诉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机制作用，在省级层面建立健全外资投诉处理机制。加强与跨国公司的对话交流，及时回应外资企业反映的问题，不断加大外国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营造国际一流的外商投资环境。
稳外资说到底，就是要将文中开头那句谚语，真正变成“筑巢引凤”。就像当年焦裕禄为了防风固沙，帮助农民摆脱贫困，种下许多梧桐树。如今，兰考梧桐如海，焦裕禄当年亲手栽下的幼桐也已长成合抱大树，人们亲切叫它“焦桐”。
“ 焦桐” 已经成为一种精神，我们有了这种精神，相信再复杂的外部环境与形势，谁也挡不住我们稳外资的步伐。正如习近平在《念奴娇·追思焦裕禄》词中所言：“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时下稳外资，我们必须得有这种笑傲江湖，大无畏的斗争精神。
作者为浙江省发改委副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