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新 孙同全 潘 忠
贫困地区发展适应其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优势的特色产业， 是其实现可持续脱贫和乡村振兴的根本出路。很多贫困地区中药材资源丰富，种植历史悠久，拥有丰富的中药材生产和利用经验，是中药材的重要产地。2017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务院扶贫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部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联合印发了《中药材产业扶贫行动计划（2017—2020年）》， 提出建立中药材产业精准扶贫新模式，促进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和脱贫造血功能持续增强。2018年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特别指出“实施中药材产业扶贫行动计划”。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提出，“以各地资源禀赋和独特的历史文化为基础，有序开发优势特色资源，做大做强优势特色产业。”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特别提出发展包括中药材在内的农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初期的底线目标，乡村振兴则是彻底摆脱农村贫困，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所以，中药材产业发展既肩负着助力脱贫攻坚的任务，也是更长期的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依托。要完成这样的重任，有两个基本问题需要解决：一是把贫困地区中药材产业发展成当地的优势产业， 成为广大农户收入的重要来源；二是形成包括贫困户在内的广大农户从中药材产业发展中充分受益的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
本文在对北京同仁堂在湖南省平江县、安徽省铜陵市和甘肃省岷县的中药材种植基地调研的基础上，从贫困地区中药材产业发展及其与农户利益联结机制两个方面，分析中药材产业对贫困地区发展和农民（尤其是贫困户）增收发挥的作用和遇到的障碍，并提出相关对策。
北京同仁堂中药材种植基地建设及其助推脱贫和乡村振兴情况
（一）中药材种植基地建设与发展
北京同仁堂（以下简称“同仁堂”）是我国中医药行业著名的老字号，是我国最大的中医药企业之一。同仁堂将高质量道地药材的充足供应视为保证其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的一项重要战略目标和任务。为此，同仁堂在道地药材产地建立药材子公司，建设道地中药材种植基地，从源头控制品质。截至2018年底，同仁堂在全国已建立了12个中药材种植基地。其中在湖南省平江县、安徽省铜陵市和甘肃省岷县的种植基地都是在贫困山区，其经验对贫困地区以中药材助推可持续脱贫和乡村振兴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平江县的中药材中白术地位突出，习称“平术”。2003年北京同仁堂平江白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江公司”）成立，在当地主要收购并种植白术、黄精、玄参和百合等中药材。截至2018年底，平江公司已建成种苗基地1000多亩，其中白术约900亩；种植基地10个，包括3个白术基地，1个玄参基地，1个黄精基地，1个百合基地，2个金银花基地，2个枳壳基地。
铜陵市的中药材以牡丹皮最为著名，习称“凤丹”。2004年北京同仁堂安徽中药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公司”）成立，主要在铜陵市从事牡丹皮的购销、种植及其提取物的研发和生产。2018年安徽公司在铜陵的牡丹皮种植面积约为3392.5亩，加工量579亩，销售量822吨，销售额2994万元，其中丹皮产值占中药材销售收入的60.5%。
岷县盛产当归、红芪、黄芪、党参等中药材，是“中国当归之乡”，其当归习称“岷归”。2017 年北京同仁堂甘肃中药材种植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甘肃公司”）成立，主要在岷县收购和种植当归、黄芪和党参等中药材。
（二）与当地贫困户及广大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
同仁堂与种植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反映在同仁堂种植基地的建设模式中。平江公司的种植基地建设模式是“公司+合作社+基地+ 农户”。合作社分为两类，一类是平江县政府推动贫困村建立的“扶贫专业合作社”，由政府投入注册资金，村两委牵头管理，建档立卡贫困户参加；另一类是种植大户牵头成立的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基地是由合作社从农户（包括贫困户）流转土地建立起来的，每个基地面积大约为80亩至500亩不等。农户的利益分享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平江公司免费提供种苗、化肥和技术；第二，合作社向流转出土地的农户支付土地租金，一般为每亩50~300元，而支付给贫困户的土地租金最高可达到400元/亩，高于非贫困户；第三，合作社雇佣贫困户参加生产活动，每天工资大致在120~160元之间；第四，同仁堂按不低于市场价的协议价收购产品； 第五，扶贫专业合作社出售产品之后，可分配利润的20%~40%平均分配给入社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安徽公司种植基地建设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公司+村委会+基地+农户”，即安徽公司通过村集体从农户手中租入耕地，雇佣当地农民生产；二是“公司+经纪人+基地+农户”，即安徽公司通过中药材经纪人（其本人通常也是中药材种植大户）中间作保，与农民签订种植和采购合同。当地农户及贫困户的利益分享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安徽公司以不低于市场价格的协议价收购；其次，丹皮种植基地都在较为贫困的山区，那里青壮劳力大都外出打工，丹皮种植主要是由留守的老人承担，丹皮收入成为老人们日常开销的主要来源。截至2018年12月底，安徽公司种植基地已覆盖铜陵市2个镇5个行政村的400多农户，其中贫困户占2%，种植面积在10亩以内的小农户占78%。
甘肃公司主要采取了两种种植基地建设模式：一是“公司+村委会+基地+农户”；二是“公司+乡土能人+合作社+农户”。在前一种模式中，甘肃公司通过村委会与农户签订种植与收购合同，签约农户的耕地被当作中药材生产基地。在后一种模式中，合作社是由乡土能人（即种植大户）领办的，他们在村里流转土地，进行规模化生产，并与甘肃公司签订种植与销售合同。农户和贫困户的收益分享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甘肃公司免费提供有机肥、农药和地膜；二是高出市场价格的5%~10%收购；三是贫困户流转出土地的租金收入。
（三）效果
在产业发展层面，同仁堂子公司和中药材种植基地的建立，提高了当地中药材产业的知名度，成为当地发展中药材产业和推销本地特色农产品的一张名片，增强了当地中药材产业发展的动力和竞争力。在农户受益的层面，农户实实在在获得了好处。在上述三地，同仁堂与农民利益联结方式的共同特点和关键点是以不低于市场价格的协议价收购中药材。对于农户而言，这种方式让他们获得了稳定的销售渠道，降低了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保证了基本收益；对于同仁堂而言，保证了道地药材的供应。同时，同仁堂向农户免费提供农资和栽培技术，一方面减轻了农户的种植成本，另一方面也提高了种植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使同仁堂得到了达到其品质标准的药材。所以， 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实际上也是同仁堂优质药材的供应保障机制， 是实现企业与农户双赢的策略。
此外，在同仁堂与农户合作中都有中间人，即村委会、合作社、种植大户或经纪人。中间人既降低了同仁堂与农户打交道的交易成本，减少了农户对同仁堂的欺诈动机和频次，也增强了农户对同仁堂谈判的力量，将同仁堂这个外来人与村庄内部人联结在一起。因此，可以说， 同仁堂的中药材种植基地建设有助于农户和乡村的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不断积累，继而可以为贫困地区及其群众持续脱贫和乡村振兴逐步夯实基础。
中药材产业发展及其助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所面临的挑战
虽然同仁堂的中药材种植基地建设模式对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都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其发展中也遇到了一些重大障碍。这些障碍可以分为中药材产业发展和利益联结机制两个方面。
（一）中药材产业发展方面
1.市场竞争环境开始恶化
“中药材少了是宝，多了是草”。近年来，一些非传统道地药材产区甚至无中药材种植历史的地区也开始将中药材产业作为当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脱贫攻坚的抓手，出现了盲目发展和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造成中药材产能过剩或潜在过剩，降低了道地药材的独有性和稀缺性，部分中药材价格已下降或呈现下降趋势。例如，白术种植已扩展到安徽和河北等地，丹皮生产已扩大到山东与河北等地，当归种植扩大到甘肃大部分地区及青海、重庆和云南等地。
此外，国家药典药材标准相对较低，在市场上产生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平术、凤丹和岷归作为道地药材，其有效成分含量均高于国家药典标准。非道地药材产区产品的有效成分虽然符合药典标准，但是低于道地药材。例如，平术生长期为2年，有效成分含量高， 但产量少；而安徽和河北等地产白术是1年生，有效成分含量较低，但产量高，生产成本相对较低，拉低了白术市场的整体价格水平。这导致平术销售受到了巨大压力，难以做到优质优价。近年来部分地区出现了用除草剂和化肥种植的一年生白术，更拉低了白术市场价格，使传统的绿色种植户逐渐失去盈利空间。
2.中药材产地没有形成产业优势，缺乏有力的政策支持
首先，中药材产地产业结构单一，没有形成产业集群。纵向看， 在平江和岷县的中药材产业都有产业链过短的问题，主要出售原料产品，缺少产前的中药材农资企业、产后的深加工企业以及合格的仓储设施。横向看，中药材多用途综合开发与利用不够，产品单一，缺乏适应大健康需要的多功能产品。例如，牡丹籽油、叶子、果壳都具有多种功效，但由于缺乏科技人才和资源投入，这些功用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利用；当归和白术药食同源的开发利用也远远不够。总体上，这些地区的中药材产业处在产业链“微笑曲线”的底部。
其次，中药材产业发展缺乏良好的基础设施支撑以及配套部门或企业的协作。在基础设施方面，中药材加工需要有完备的污水处理系统，但仅靠企业自身无法或难以解决。在配套协作方面，国务院印发的《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 0 1 6— 2030年）》提出了构建现代中药材流通体系，建设道地药材初加工与仓储物流中心，发展中药材电子商务，利用大数据加强中药材生产信息搜集、价格动态监测分析和预测预警，建立中药材生产流通全过程质量管理和质量追溯体系，加强第三方检测平台建设。但是，从平江、铜陵和岷县中药材产业发展的情况看，只有岷县在流通体系建设上处于起步阶段。岷县的民营中药材信息平台发挥了很好的中药材市场信息、科技信息和仓储物流等信息服务作用，但是， 由于自身的科技力量和资金不足的限制，其信息规模和分析水平还有待提升，潜力远未得到充分开发利用。
再次，缺乏有力的政策支持。第一，上述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部门或企业的发展都需要大量的财政投入或扶持，但是贫困地区财力有限，力不从心，难以持续投入。例如，铜陵市政府在2013年曾出台丹皮种植扶持政策，给予每年每亩600 元补助，但原主管领导调走后这些政策就停止了。第二，中药材种植属于农业中的副业，没有种植补贴，农户缺乏种植积极性。第三， 医药管理严格，没有列入国家药典规定的药食同源的中药材，其市场销售受到很多限制。
3 . 中药材种植主要“ 靠天吃饭”，生产成本高，风险分散和保障机制缺乏
首先，同仁堂中药材种植基地都位于山区，没有水利灌溉设施， 加之家庭承包土地碎片化，不适合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同时，为了保证中药材品质，除草和采挖都是人工操作。所以，这种传统的种植方式仍处于“靠天吃饭”的状态，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弱，药材产量不稳定。例如，2017年岷县某村庄种植的150亩玄参就因洪灾而绝收，造成50万元的损失。
其次，贫困村庄青壮年劳动力大部分外出打工，从事中药材种植的基本是老年人。其中的一些贫困户因病而缺乏劳动能力。因此，这些乡村劳动力缺乏，且价格较高， 甚至常常出钱还雇不到人，影响了生产效率，增加了生产成本，制约了中药材生产的发展。
再次，中药材生长周期长，风险大，缺少风险分散和保障机制。自育苗到收获，当归和白术一般需要2年，丹皮可长达6年，加上主要“靠天吃饭”的特点，这些中药材受自然灾害风险的影响大。中药材在培育和生长期内如果遇到灾害， 就可能绝收，农民和药企的全部投入也就血本无归。而且，在此期间可能还要承受市场波动的风险。现有的中药材种植保险主要是政策性保险，大部分保费由政府补贴。但是，由于政府财力有限，投保面积少，难以满足需要，尤其是小农户难以受益。例如，岷县中药材种植面积有30万亩，但是投保面积仅有2.2万亩；铜陵市的丹皮种植保险中小种植户因为生产规模小，一般不投保；只有种植规模大的大户或企业才投保，而且保险公司也是只对大户或企业承保。另一方面， 农户与乡村干部对保险比较抵触， 在没有发生理赔的情况下，认为投保是给保险公司干活；而在发生灾害时，则不管是否受灾，都要求赔款。中药材种植的不同地块受灾情况不同，测产定损的困难很大。岷县中药材种植保险做了两年，保险公司的农业保险业务入不敷出， 2015~2017年亏损1320.4万元。所以，农户和保险公司对开展中药材种植保险业务也没有积极性。
4.中药材种植经营组织化程度低
与全国各地农民合作社普遍存在的“空壳”或“休眠”合作社类似，调研三地的农民合作社也大致是这种情况。铜陵市的每个村基本上都有农民专业合作社，但是其中很多是为了得到财政扶持资金而建的，并没有发挥组织农户、带动农户的作用，因此，安徽公司更多的是依靠自建基地以及与中药材经纪人合作。岷县的农民合作社也主要是由种植大户流转土地，自我经营。在岷县的中药材交易市场上，从事中药材流通和销售的也大都是小商贩和农户，小而散，没有议价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不但农民难以保护自身利益，对于同仁堂这样的中药材企业来说，他们与农民打交道的交易成本也大幅上升，且不利于他们推广良种和先进的种植技术。
（二）利益联结机制方面
1.中药材产量供大于求的趋势降低了其助推脱贫攻坚的作用
随着上述中药材种植区域的扩大，中药材产量有供大于求的趋势。中药材的市场需求类似于粮食，具有一定的刚性，生产过多会滞销积压，价格下降，无法达到农民增收致富的目的；生产不足，又将影响人民群众的防病治病，而且导致价格高涨，增加病人负担。白术、丹皮和当归都开始呈现这样的价格波动。
2.中药材产区以及种植户在产业链上分得的利益低
由于中药材种植处在产业链“微笑曲线”的最底部，以种植业为主的产区及其种植户获益是相对最低的，大部分收益流向加工制造业和消费发达的大城市。以当归为例，在当归产业的整个价值链中， 种植环节利润率为2%~5%，饮片切片的约为10%，中药制药和健康服务的约为80%。中药材产区的中药材产业链不完整，好的药材不能得到好的利润。用当地人的话讲，是“没把金矿炼成金子”。
3.贫困户和小农户分得利益较低
在公司流转土地建立种植基地的情况下，贫困户和小农户一般仅有土地租金或作为雇工的劳务收入。在他们参加了由种植大户或经纪人牵头成立的合作社作为载体的情况下，如果自家不从事中药材生产，小农户和贫困户得到的也主要是土地租金和劳务收入。对于没有生产能力的或不参加生产的，只有流转土地的租金收入。
平江县政府推动建立扶贫专业合作社，虽然贫困户可以享受到合作社的收益分红，但是，由于生产管理欠佳，导致中药材的产量和质量难以达到同仁堂的要求，势必影响合作社的收益，那么，合作社也就没有足够的收入向贫困户分配收益。所以，行政力量推动的这种扶贫机制并不理想，可持续扶贫能力弱。
4.中药材企业面临种植户机会主义的损害
保护农民利益的同时，也需保护企业的合法利益，以保证其在当地发展中药材产业的积极性。市场行情不好或一般时，种植户会按照订单将中药材卖给中药材企业。但是，如果市场价格高企，种植户很可能会悄悄地把产品卖给其他愿意出更高价钱的采购商。尤其是在合作的中药材企业免费提供了种苗和农资的情况下，企业可能因此而亏损。农民缺乏守约意识，影响了药企投入的积极性。
对策建议
从同仁堂三个中药材种植基地的建设和经营情况看，贫困地区丰富的中药材资源仅仅是中药材产业发展的基础和必要条件，如果没有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中药材企业参与，也难以形成中药材产业优势， 也就难以将中药材资源优势变成当地经济发展和贫困人口增收的主要来源。当前，以发展特色产业来助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国家大政方针已经明确，但是，缺乏可操作性强的具体政策措施。不同特色产业的特点各不相同，所需发展政策也不尽相同，应据其特点分类施策，避免大而化之、无处着手。为此，对于中药材产业助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笔者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建立中药材产业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1.拓展中医药市场，为中药材产业发展扩大空间
总体指导思想应该是拓展中医药市场，为贫困地区中药材产业发展扩大空间。这个市场包括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
首先，要大力开拓国际市场， 参与和引导制定符合中医药理论和特点的国际标准。中医药产业发展不能仅仅着眼于国内市场，而应放眼至全球植物药市场，把中医药产业发展作为国家战略。目前，我国出口的大部分中药产品以附加值低的中药材和植物提取物为主，而附加值较高的中成药和保健品份额占比小，均不足1/10。这其中根本原因在于标准不同。作为国际植物药主要市场的欧美等国对中医药理论和特点缺乏了解和认知，与中国对植物药质量控制理念的差别极大，导致双方制定的标准和检测限量差异悬殊。因此，中国应在国际上大力宣传和推广中医药文化，在学术研究和标准制定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让更多的中药理念被欧美接受，制定出来的相关法规政策才会更科学合理。（张中朋、汪建芬，2017）
其次，对于国内市场，主要应在中药材多功能和多用途综合开发利用上下功夫。例如，加大药食同源、保健品、化妆品等用途的开发，在产品多样化、个性化上下功夫，深度挖掘市场，扩大市场容量。
2.制定中药材分级标准，优化市场竞争环境
在国家药典现有标准基础上， 按照传统中医理论和实践经验，进一步制定中药材分级标准，允许行业和企业分级标准，突出有效成分含量的区别，以便市场按级定价，让道地药材可以卖出好价钱，形成正向激励，促进道地药材产区的中药材产业良性发展，也确保优质中药材种质资源得以保留和延续，保证中医疗效，使中医传统能够传承。
3.中药材产地政府应加大政策引导和扶持力度，推动形成中药材产业优势
中药材产业发展固然需要企业自身努力，但也离不开政策引导和扶持。首先，应引导和支持中药材产业结构优化，向产业链“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在产前，研制适合中药材生长的有机肥以及病虫害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绿色防控技术。在产中，研制适合中药材种植的机械设备。适应农业劳动力短缺和价格高的大趋势，研发和制造满足中药材种植生产需要的机具迫在眉睫，如除草和采收设备，以提高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在产后， 发展中药材仓储、初加工和深加工，研制中药材加工设备。
其次，政府应加大对中药材产业基础设施投入和对配套部门或企业的支持力度，可以考虑建设以中药材产业发展为核心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科技园区、农产品加工园、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等，培育农商产业联盟、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等新型产业链主体，配套建设科技、信息和营销等公共服务平台，推动中药材企业由中药农业向中药研发、工业、商业、物流和信息服务等领域扩展， 形成中药材产业集群，构筑中药材产业竞争优势。
4.建立和完善中药材种植保险和灾害救济制度
种植业保险只在种植规模足够大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和种植户才有积极性参与，政府的保费补贴政策才能发挥作用。因此，对于具有一定规模的中药材种植户，需要完善政策性保险制度；而对于小规模种植户， 应制定中药材自然灾害损失救济制度，例如，建立自然灾害损失救济基金。当符合条件的小规模种植户遭受自然灾害损失时，直接救济补偿。
5.培育新型中药材种植的经营主体和生产服务主体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应该遵循市场规律，尊重农民的意愿， 依靠村集体经济组织团结和带动农户，依靠种养殖大户带动小户，政府不宜直接操办。对于平江和铜陵贫困山区缺乏青壮年劳动力的情况，应培育中药材种植的服务主体，由他们提供诸如土地托管等生产性服务，既保证农户的利益，又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二）建立和完善相关利益方的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
1.理性选择扶贫产业
尽管中医药市场不断扩大，为中药材产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 但是，市场发育需要时间，而且不同品种的市场容量可能有很大区别。因此，地方政府在选择扶贫产业时，应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避免一哄而上。
2.完善收益分享机制
首先需要提高中药材产区在中药材产业链中的地位和收益比重， 延伸产业链，推动产地加工，以增加就业，提高当地人民的工资性收入，从而在整体上增加当地人民在中药材产业链上的利益分配。其次，根据农业的多功能性，拓展中药材多用途利用，优化产业结构， 例如中药材产区的特色旅游和民宿等，创造更多的就业和增收机会。再次，要提高农民合作社的生产和服务能力，促其成为真正的农民利益共同体。同时，通过农民合作社，也可以减少农户损害中药材企业的机会主义。
对于那些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不能指望中药材产业发展能够带动他们增收致富，而应针对其致贫原因提供救济式扶贫等措施。
3.发展农业生产服务业
针对贫困地区青壮年劳动力少、贫困户生产能力不足的情况， 土地托管是一种有效解决方法，可以是生产全程托管，也可以部分环节托管。土地托管有利于推动规模化生产，提高产品质量，保证贫困户分享收益，并降低企业与农户打交道的交易成本，提高中药材种植环节的整体生产效率和效益，是小农户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有机衔接的重要方式。托管者可以是农民合作社，也可以是中药材种植大户。
作者单位：北京同仁堂药材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