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开放,促进共赢,在变局中寻求确定性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年年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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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杜悦英

钓鱼台多柳。3月的春风中, 它们摇曳生姿,与周围中西合璧的建筑群辉映,仿似在热情地张开双臂,拥抱来自五洲四海的宾朋。

这是一年一度的相聚。3 月23-25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 年年会”在京举行,来自全球的数百名政、学、商界精英再度聚首钓鱼台国宾馆,为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建言献策。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这一重量级国际论坛,自2000年创办起, 固定在每年全国“两会”后第一个周末举办,今年已是第20个年头。20岁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正青春, 也肩负着比以往更具特殊意义的使命——刚刚庆祝了改革开放40周年的中国,即将迎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坚持扩大开放,并在诸多领域开展新的实践,这些开放举措如何落地,哪些新的举措即将出台,如何推动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走向制度型开放等,都是国内外关注的问题。此外,面对大国竞争加剧、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思潮泛起、全球地缘政治和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加剧的国际形势,中国将如何更好地与世界各国沟通、协调、合作,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携手应对全球化挑战,为重塑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也受到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本届论坛以“坚持扩大开放,促进合作共赢”为主题,为中国政府、中外企业界、多边国际组织以及国际学术界搭建促进沟通、增进互信、畅谈合作的平等对话平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历时三天的论坛上,共安排了8场正式会议、32场经济峰会,以及多场对话会、圆桌会等,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财政政策新举措、金融业开放与金融稳定、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球经济中的粤港澳大湾区等重大议题展开深入探讨。在中美经贸摩擦背景下,论坛大会、经济峰会分别设置了四场与中美关系相关的早/午餐会以及多场分组会等其他活动。今年的论坛还特别设置了创新演讲环节(CDF Talk),以“我与中国共未来”为主题,邀请十二位中外杰出人士代表,分享他们的“中国故事”。

论坛嘉宾阵容继续保持高规格。参会的中方代表中,有50多位副部级及以上领导,30多位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负责人,十余位地方党政领导;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今年首度参加论坛并发表演讲,引人瞩目;还有来自国内权威智库、高等院校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参会外方代表150余人, 包括96位世界500强企业的董事长、CEO,他们来自能源、矿产、金融、保险、航天、信息通信、装备制造、生物制药、咨询服务等具有代表性的行业;此外,本届论坛还邀请到以4 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为代表的学界权威,多位国际组织负责人、美国政府前高级官员及其他政要。

论坛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按惯例会见了境外主要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论坛开幕式上致欢迎辞、在闭幕环节作总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马建堂主持论坛最后一个单元及闭幕环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安顺、张军扩、张来明、隆国强、王一鸣,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余斌分别主持有关单元或发言。

开放的、发展的中国, 对世界来说是巨大机遇

开放,是中国的姿态;共赢,是世界的期待。数据显示,中国仍是全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新兴经济体。2018年,中国吸引外资规模在全球排名第2位,在新兴经济体中排名第1位。未来,中国仍将是对长期资本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之一,中国的开放之路将如何行稳致远? 

论坛主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欢迎辞中表示,成就过去数十年中国发展奇迹的诸多因素中,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中国走了和平发展、改革开放和与世界合作共赢的道路。现在中国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世界,中国对现代化的追求、和平发展的愿景、追求合作共赢的诚意、改革开放的道路、对多边主义和现行国际体系的承诺均没有改变。他强调,一个开放的、发展的中国,对世界来说是巨大的机遇,而非负担和挑战。

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前景疲软, 多边主义国际体系面临考验,大国竞争加剧,国际环境充满变数和不确定性。李伟表示,越是在这个时刻,中国越是要坚定对外开放的承诺,主动加快开放进程,为不确定的世界提供一份可贵的确定性。

坚持扩大开放、追求合作共赢,中国不仅向世界释放出更多、更坚定、更积极的信号,更在落实层面进行了诸多部署。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在发言中表示,中国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将继续缩减,外资将能够进入更大市场空间、更多产业领域,享有更充分的国民待遇;将加快修改完善国内法律法规,以法定规范的方式将对外开放的举措固定下来;将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按照竞争中性原则,为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搭建公平竞争的舞台。他还强调,中国的对外开放将是更加内外联动的开放,将更加注重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性开放向规则等制度性开放转变。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表示,下一步,将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出台实施外商投资法,加快制定相关配套规定,保护外资。他还表示,中国经济运行继续呈现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完成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任务。同时应当清醒地看到,当前全球经济依然面临新动能不足、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经济增长有所放缓,需要各国同舟共济、共同努力。中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将为国内外投资者提供新的更大机遇和广阔的合作空间。

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在发言中就中国从推动商品要素开放向规则性、制度性开放的新方向做了阐释。他说,目前,包括WTO在内的重要多边机构改革步履维艰,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提出制度性开放,就是要以更加建设性的姿态参与全球经贸规则的制定,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更加包容、普惠和均衡的方向发展。他介绍,着眼于我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商务部将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打造制度开放的新高地。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创新的自主权,分步骤、分阶段探索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推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全面开放发展。二是全面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负面清单管理模式2013年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试行,2017年推广到全国,负面清单越来越短,目前只有48项。今年还在研究进一步缩减。三是营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持续提高营商环境的法制化水平。四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深化“一带一路”合作,加快推进建设自由贸易区和积极参与世贸组织的改革。

工信部部长苗圩表示,开放合作是完成好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的关键工作之一。中国将在落实好已有开放政策的基础上,全面放开一般制造业,全面推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通过打造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来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雄心与诚意,以及多部门出台的各项举措赢得了与会代表的广泛赞誉,也收获了不少建言。“开放的市场能促进经济繁荣,40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最好的例子”,宝马集团董事长科鲁格在论坛上表示,中国是第二大贸易国和商品消费国,许多跨国企业从快速发展中获益。科鲁格认为,创新力量正在让中国从战略市场变成全球价值创造中心,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挑战和机遇并存,与跨国公司合作至关重要,但取决于如何更好地利用专业知识。

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裁阿敏·纳瑟尔表示,中国开放市场,为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均带来增益,“一带一路”倡议又将中国带入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经济成果的取得离不开清洁、可靠和成本可负担的能源供应, 而石油和天然气仍然是能源结构中最重要的角色,“降低碳排放,改善能源结构是最重要的工作”。

美国黑石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联合创始人苏世民提到, 中国与西方进行坦诚的沟通至关重要。目前西方民粹主义盛起,可能会造成全球政治的不稳定。中国在过去半个世纪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很容易成为民粹主义的攻击目标。而实际上,西方很多人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等并不是很了解。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表示,如果将中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开放称为“开放1.0”,本世纪初加入WTO定义为“开放2.0”, 十年前中国企业“走出去”定义为“开放3.0”,那么目前中国正在进入“开放4.0”阶段。这一阶段要求中国进一步地开放,为此要真正地学习, 而且是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

复杂国际环境中理性审慎决策,推动中美合作形成新共识

去年以来中美发生贸易摩擦,双边贸易谈判的最终结果会是怎样?在逆全球化思潮正在发酵,保护主义负面效应日益显现的复杂国际背景下, 中美关系这一全球最重要、最复杂双边关系的未来将走向何方?这些问题备受瞩目。今年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设置分组会、早/午餐演讲、甚至观影等多种场次和形式探讨相关议题, 讨论频次之高、嘉宾之重磅、形式之多元在论坛历史上前所未有。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认为,贸易摩擦的方式无助于解决美国贸易逆差问题。他强调,中美要各自做好自己的事。除了做好逆周期、总需求管理外,中美两国的主要问题都在供给侧,都需要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中国方面来说,美国对中国的关键谈判要价,也是中国自身改革的需要,比如知识产权保护、放宽市场准入、规范产业补贴、清理产业保护政策等,这些都与中国当前的改革方向是一致的,中国近年来也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联合技术全球政府事务副总裁大卫·鲁宾斯坦表示,中美贸易协议可能很快达成,但这个协议不可能解决中美之间所有的贸易摩擦问题,而且就算协议达成,美国国会也不可能很容易地批准其通过,通过之后也会有执行的问题。但是有了这个协议可能会重启经济增长。他还表示,对于中美甚至全世界的企业界、非政府组织(NGO)等来说,超越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在诸如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解决人类健康问题、谋求人类福祉和繁荣等方面展开合作是一种积极的选择。

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给当前的中美关系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急需双边投资协定,让中国和美国的企业能够更自由地进入对方市场。二是美国需要增加储蓄来解决双边多边贸易逆差,中国需要减少储蓄,更多促进消费。三是在网络空间,需要有引领者维护秩序。四是需要建设结构性对话机制。他说,双方都需要强化和修复自己的体系,并达成某些妥协,通过妥协体现出更深刻的智慧,而不是“硬碰硬”的愚蠢。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认为,中美贸易不平衡是基于比较优势理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这个现象将逐渐减弱,而美国执意对中国加收关税的行为也有损自身利益。中国正在成为中高收入国家,在劳动密集行业的竞争优势将逐渐丧失。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也会转移到其他正在进行贸易升级的国家。到那时,中美贸易不平衡现象会逐渐得到扭转。

展望中美未来关系的构建, 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表示,希望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有更加密切的合作,服务于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他提出四点建议。第一,在现有的多种沟通渠道下,保持多种的沟通方式,同时建议考虑建立两国元首的定期会晤机制。第二,要充分发挥中美两国现有的四个高层对话机制和省州城市友好合作机制的作用。第三,要充分发挥两国工商企业家的合作。最后,发挥智库的作用,智库通过深入坦诚的交流,提出政策建议,包括对民众和媒体的引导。

美国前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分析,中国国内观点认为美国的战略目标是要遏制中国,美国国内也有人认为中国的战略目标是首先在亚洲建立起其主导地位,然后在全球获得引领地位。他认为,美国不应该试图改变中国的基本经济政策模式,中国也不应该试图改变美国的经济模式。中美需要找到一种双方都能够同意的解决方案。对美国来说,关税应该是最后采取的手段,而非最先诉诸的手段。美国应该关注那些真正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问题,而非泛化。他坦言,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中美可以是竞争关系,这不是问题,经济上可以从竞争关系中获益,但前提是竞争要在建设性的基础上,而不是对立的基础上。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表示,当今世界中,影响变局的因素不胜枚举,但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中美如何定调相互关系。她说,中国不是从“权力转移”的角度理解和认识世界变局的,中国人更多看到的是不同国家、民族、文明加强合作应对共同挑战的必要, 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她认为, 在全球化时代,很难设想世界权力中心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更大的可能性是呈发散状,向不同的行为主体转移。在中美之间,存在着密切交织的利益联系。因此,未来权力转移、格局转换的复杂性将远超过往。

哈佛大学教授、前校长,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认为, 中美之间的矛盾是可以弥补的, 因为双方存在共同价值观。他说, 两国的主要诉求都需要得到展示, 双方要向对方兑现他们在战略上的承诺。美国要向中国发出信号,让中国知道美国会塑造自己的经济未来,美国不必压制中国也能实现繁荣。与此同时,中国要向美国提供一种保证,就是中国的发展和繁荣不会、也不想造成其他国家的不稳定。如果两国都能很好地管控分歧,搭建一个又一个沟通的桥梁,全世界就能看到强大的下一个世纪。

城市群、大湾区:开放背景下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机遇

未来的全球经济竞争将越来越表现为城市群之间的竞争,而开放是保持城市群发展活力的源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也是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过程。城市群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和单个城市不同,城市群通过城市之间协调分工,在发挥资源要素集聚带来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同时,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克服城市病的问题。中国正在进行的城市群建设,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未来, 吸引了来自世界的目光。

太古集团主席施铭伦认为,要实现城市群的规模经济,协调规划是核心。他说,这首先依赖于基础设施建设,交通互联对任何城市群都是必要的。其次,还需发挥每个城市的竞争优势来促进发展。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韩永文与他持同样观点。他表示,城市群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城市群是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对此,必须建立和落实城市群发展规划。由中央政府牵头进行机制改革与创新,制定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和城市群发展规划, 推动城市群及城市群内部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也需要引导和促进中心城市在城市群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带动与辐射作用。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本次论坛正式会议专门设置了一个单元探讨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广东省省长马兴瑞、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在这一单元先后发言,共同展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未来。他们一致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主席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今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公布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下称《规划纲要》),未来三地将共同努力,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国际一流大湾区。

马兴瑞表示,对广东来说,推进大湾区建设有利于发挥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深化与港澳互利合作,粤港澳大湾区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活跃的创新经济、发达的交通网络和较高的国际化水平,与国际一流湾区有很多相似之处,甚至在发展空间、要素集聚、制度安排等方面更具优势,完全有条件、有能力顺应全球发展潮流,承担起代表我国高水平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重要使命。

他表示,广东将与港澳共同打造法制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加快完善以广深港、广珠澳和跨珠江口通道为主轴的内部快速交通网络,努力促进主要城市间1小时通达。加强与港澳在法律服务、金融、医疗、建筑等领域的规则对接。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政务服务、法治保障等方面的制度安排。扎实推进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共同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林郑月娥在发言中介绍,《规划纲要》定下了建设国际金融枢纽的明确方向,以有序推进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和大力发展特色金融产业。她表示,期待香港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发挥引领作用。此外,香港大有潜力为大湾区发展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作出贡献并从中受惠。她介绍, 香港在科技创新方面的优势包括香港本地的大学、香港科学园及数码港的科技转化能力,香港的法治,完善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以及香港的国际联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过去20个月推出了许多政策和项目,投入了约130亿美元, 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并提供额外税务扣减,以鼓励私营企业投资研发。此外,香港具深度和流动性的资本市场可提供私募基金直接融资或通过上市筹集资本的渠道,有助于推动科技成果作商业应用。她认为,粤港澳大湾区不仅具备潜力成为东方硅谷,更可以成为同时具备硅谷和华尔街特质的城市群。

崔世安在发言中说,粤港澳大湾区为澳门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也对三地的深化合作提出更高要求,机遇与挑战并存。他表示, 粤港澳大湾区自然资源丰富,发展基础良好,但三地在合作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结构性以及操作性的问题也十分复杂。其中,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在坚持“一国”的前提下,协调平衡“两制”和“三个法域、三种税制”的差异。推进大湾区建设,就是要化挑战为机遇,重点解决这些问题。澳门着重在规则衔接、制度创新等方面,与大湾区兄弟城市共同探讨,以先行先试的创新合作,寻求实质性突破。

“ 与世界对话, 谋共同发展”,经过为期一天的经济峰会和两天的正式会议,本次论坛的参会嘉宾们碰撞了理性与智慧、展现了坦诚与冀望,共同探讨了中国和世界未来的更多可能性,达成了很多共识。正如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所强调的, 中国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过去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中国将继续以宽阔、开放的姿态与深入、扎实的举措扩大开放, 与世界各国加强沟通、协调、合作以及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共同携手应对全球性的发展挑战。而已经连续举办了20届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日益成为中国发挥这种建设性作用的重要机制化平台。

2020年3月,钓鱼台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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