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国际环境将发生深刻复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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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瑞庭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 也是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的重要机遇期,准确研判“十四五”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地缘新特征新变化新趋势,对于维护延长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实现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及增强提升国际塑造力影响力引导力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国际格局和政治力量对比加速演变,我国面临大国战略竞争的严峻考验

以印度为代表的环印度洋—太平洋国家成长为世界重要一极,现有国际力量格局由“1超+5强+1新兴”转变为“1超+5强+2新兴”。随着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力量对比的不断变化,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也在逐步加大,突出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全球性保护主义叠加劳动力要素供给下降和生产技术水平停滞,导致各国潜在增长率不断下降;国际贸易增速前景堪忧,国际直接投资稳定性严重不足;全球债务水平持续攀高,特别是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风险日益集聚;各个经济体增长周期不同步,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负外溢性凸显。

在“利益优先”价值观支配下,美国全球战略再次向“冷战” 回摆,其他大国或被迫回应,或从中渔利,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空前复杂,不排除出现类似一战之前的大国对立情况。特别是,国际上两种趋势、两种力量进入全面较量的关键阶段,中美从合作与竞争逐步走向战略僵持阶段,两国将围绕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增长、发展模式、全球治理、网络安全等领域进行全面博弈,未来演化方向主要取决于美国内政治经济局势变化以及我全方位对外开放布局推进情况等因素。“十四五”是我国进入世界舞台中央的关键时期,也是形成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机遇期,如何避免外部环境干扰,这对我们的战略定力、应对复杂形势的智慧和能力是一个十分巨大的考验。

国际产业发展和分工格局出现重大变革,我国重塑实体经济竞争优势成为首要紧迫任务

美国大力实施“再工业化” 战略,对内采取减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改善制造业营商环境,对外挑起贸易摩擦提高其他国家的成本,推动汽车、电子信息等制造业回流,实体经济实现强劲复苏。低收入国家凭借成本优势,加速吸引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以人工智能(AI)、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快速发展,发展中国家一直以来依靠的廉价劳动力不再构成其参与全球分工的核心竞争优势。美国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制造业战略重点是发展新兴产业,做“增量”,客观上发展中国家还可以分一杯羹;而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流”政策主要是“调整存量”的分配,由此将会直接影响现有全球“大三角形”产业分工格局。

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孕育新变化,特别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兴起,为我国发挥市场、劳动力等优势,加快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同时也带来严峻挑战,使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多重挤压”的严峻形势。一方面,面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高端打压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中低端挤出的双重挤压。另一方面,从国内看,面临成本快速上升、金融去杠杆、环保约束强化、快速老龄化、“脱实向虚”等方面的挤压。如何夯实实体经济根基, 避免“脱实向虚”和过早去工业化,重塑竞争优势,成为摆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十分重大而又紧迫的任务。

国际经贸投资规则体系面临重塑,对我国加快改革提出更加迫切的要求

美国以逆全球化作为对外经贸关系的基本政纲,全球投资贸易规则正在发生“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一是碎片化。美国政府奉行单边主义,期望通过“一对一”的施压和谈判达成有利于美国的系列经贸协定,美加墨自贸协定就是如此。在美国的影响下,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就已出现的区域贸易协定缔结浪潮或呈愈演愈烈之势,已对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造成巨大冲击,国际经贸规则的“意大利面条碗”效应将日益明显。二是保守化。美国正在抛开WTO框架下的反倾销、反补贴等措施,更多采取基于国内法的“301”调查、“232”调查等, 对进口商品增加关税壁垒,并正对高新技术出口施加更多管制。美国的保护主义加上其贸易伙伴的普遍反制,将显著提高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导致国际贸易自由化水平出现严重倒退。三是对等化。在自由贸易基础上给予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 是WTO 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原则。但美国政府认为这种优惠待遇让发展中国家钻了空子、对美国不利, 转而强调“公平贸易”,要求贸易伙伴遵循与美国同等标准的贸易、投资、知识产权保护等规则,否则就要实施单边制裁和霸凌。这种对等化要求,实质是对TPP和TTIP原则的继承和强化, 将给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压力。

经济全球化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多边贸易体制符合多数国家利益, 其深入发展大势不会根本动摇,但在美国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冲击下, 速度可能放缓、动力可能削弱、规则或将改变,国际经贸合作格局将进入艰难重构期。这既给我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历史机遇,也导致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熟悉的国际经贸环境发生转折性变化,给我国扩大对外开放带来严峻挑战。一是外需紧缩或成新常态。美国是我国最大的出口国,其对我国商品征收高关税,将显著影响我国企业对美国市场的拓展。如果美国对我输美全部产品加征关税,在无法找到完全可替代市场的情形下,我国将面临较长时期的外需紧缩态势。这种紧缩态势与国内去产能、去杠杆等产生叠加效应,将给我国经济带来更大下行风险。二是规则调整压力加大。中美目前虽然处于贸易战状态, 但“打”与“谈”必将交替反复出现。在未来与美国的“一对一” 谈判中,我国将在降低关税、开放市场、保护知识产权、削减国有企业补贴等诸多方面面临来自美国的高标准压力。若其他发达经济体效仿美国也对我国提出类似“公平贸易”的要求,我国面临的规则调整压力将空前巨大。三是利用国际资源面临更多障碍。美国等对我引进技术和对外投资正在产生越来越多的疑虑和警惕,对我技术出口管制和限制我国国企并购有加严趋势,这将给我国利用国外技术、品牌等优质资源促进国内发展造成更多障碍。目前,日欧已宣布建立零关税自贸区,如果美国与欧盟也达成协议,将使发达经济体逐渐形成零关税贸易圈,势必会给我们降低关税带来更大压力,如果与发达国家建立同等关税,将严重冲击我国的制造业,反之,则将遭遇发达国家的联合围堵。

全球能源资源版图发生重大变化,我国获取外部能源资源压力空前加大

“能源独立”是特朗普政府追求的重要战略目标。近年来, 美国页岩油气开发取得重大进展,分别在2017年成为天然气净出口国和在2018年成为原油和成品油净出口国。美国地质调查局最新宣布,沃尔夫坎普盆地和二叠纪盆地开采的能源可采储量达463亿桶原油、281万亿立方英尺天然气、200亿桶液化天然气, 美国已成为当今国际能源市场的重要供应方和利益攸关国。可预期,未来国际能源供需格局将逐渐从以沙特为首的OPEC、以俄罗斯为代表的非OPEC, 以及美国为代表的消费方构成的三角关系, 向更为复杂的四角关系嬗变。其中,美国由过去单纯的需求方,向兼具需求方与供给方转变,形成一种集生产大国、消费大国、出口大国为一身的全新能源格局,成为最为独特的一方, 而消费方则由我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以及欧日等美国传统盟友构成。

需要看到,特朗普“能源主导权”战略对美国和我国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会增加全球油气资源供应,压低和稳定国际油价,为我国多元化利用国际资源及能源清洁化转型带来机遇; 美国回归传统能源,也为我国在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等领域实现技术赶超带来重大机遇。但另一方面,美国逐步摆脱对中东的石油依赖和政策掣肘,使得中东的地缘政治经济风险明显上升, 对我国能源安全带来更大挑战; 如果美国成功打压了伊朗和委内瑞拉,则OPEC就会被沙特主导, 将保障美国在能源供应方面占据主动地位,并在与我进行能源战略博弈中掌握先机;同时,强力施压德国等欧洲盟友放弃北溪II管道项目,使美国成为主要供应替代方,目的是从能源供给领域控制盟友,并期望在与我国的能源全面博弈中赢得“先手棋”。

亚太战略均势出现重要转折,我国周边地缘政治进入高度敏感期

部分国家试图分化我或通过领土分裂来弱化我的战略意图在“十四五”期间仍将延续,我国主权和领土问题仍是一大忧患。美国将加快推动实施“印太战略”,增加在我周边的军事存在和活动,巩固亚太安全同盟体系,将高调介入南海、台湾、西藏、新疆等问题, 中美在地缘政治层面的战略疑虑全面上升。如果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分歧和摩擦得不到有效管控, 未来几年, 很可能在亚太形成以美国同盟体系为一方、以中国及其战略伙伴为另一方的“对立”态势,南海等地缘热点问题最可能成为中美冲突的“导火索”。纷繁复杂的周边地缘政治格局给我国运筹国际国内关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及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带来重大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因素,是“十四五”期间亟需面对的重大挑战。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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