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张菀航
4月12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情况吹风会，重点就完善财税支持、破解融资难融资贵等作出细化部署，将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小企业发展的基本遵循与指引。
减负增效，亿万企业发展的滴水之力正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磅礴之势。
税收减负 激发市场活力
4 月1日，增值税减税新政落地。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早前发布的具体方案看，此轮增值税适用税率下调，包括将制造业等行业原有16%增值税率降为13%，交通运输、建筑、房地产等行业现行10%税率降为9%。
于12日发布的《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也同样明确要完善财税支持政策，减轻中小企业税费负担，推进增值税等实质性减税。
对此，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的中央财经大学教授、税收筹划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蔡昌指出， 此次增值税减税措施采取直接降低税率的方式，有效降低了制造业、建筑业等行业的税负水平，企业可直接享受到减税福利。具体看，制造业适用税率的下调幅度最大，达到3个百分点，有研究指出，其中的汽车产业、机械制造业等享受减税力度更强。可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一次降税举措。
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许文同样认为， 从税率降幅看，显然是制造业最为受益。随着制造业税率的下降，计算出的企业增值税税负也会相应减轻，更为突出的，是能够直接降低企业采购的资金占用成本。由此看来，此次改革对于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减负和激励作用明显。
许文还提醒道，“就房地产行业而言，在深化增值税改革的大背景下，也可同样享受到此轮改革红利，但不应将其视为面向房地产业制定的专门政策，甚至进一步引申为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松动。”
“虽然改革主要围绕制造业等领域展开，但结合扩大抵扣范围、增加生产生活性服务业抵扣和留抵退税制度的相应改革，受益范围可延展至全行业。”许文强调。
除着眼于下调税率，此次改革重点还涉及扩大抵扣、留抵退税、加计抵减等方面。
增值税进项抵扣范围有所扩大，主要体现在允许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的进项税额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纳税人取得不动产或者不动产在建工程的进项税额不再分两年抵扣，而是在取得不动产或者不动产在建工程的进项税额时一次性抵扣。蔡昌具体分析道，“我国增值税税负偏高的原因，除增值税税率较高之外，主要由进项税抵扣的不充分导致。此次改革具有针对性，将进项税额抵扣范围扩大， 使增值税抵扣链条更趋完善，这将更大程度减少重复征税。”
此外，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制度开始试行。对于同时符合有关条件的纳税人，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蔡昌指出，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制度并非首次出现，在2018年我国曾对装备制造、研发服务等符合规定的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没有抵扣完的进项税额实行了退税尝试。此次可行性的探索，使得留抵税额退税制度拓展到全行业。新增制度将有效缓解企业资金周转压力，对于制造业等需要投入大量固定资产的企业而言，可直接增加企业现金流，从而促进企业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投入，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
另在加计抵减方面，自2019 年4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提供邮政服务、电信服务、现代服务、生活服务取得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50%的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的纳税人，允许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10%，抵减应纳税额。对此，许文强调， “虽然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税率未调整，但其在获得扩大抵扣范围和留抵退税好处的同时，还可专门享有加计抵减政策。应说明的是，此次进项税额加计抵减做法并非规范的增值税制度规定， 将作为一项过渡性政策，是兑现‘要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 承诺的积极作为。”
致力全年减税降费近2万亿元的目标落地，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协同发力，被给予厚望。
蔡昌表示，年初出台的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政策，将小微企业的优惠税种由现行的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扩展至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8个税种和两项附加；还包括加大企业所得税优惠力度、提高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税标准、放宽初创科技型企业条件等利好政策。
许文进而指出，小微企业作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和促进市场繁荣的重要力量，是就业的主渠道、创新的重要源泉。对小微企业实行普惠性的减税政策，更有利于增强市场主体的创新动力。
“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在减税负、促消费、稳增长、激活力方面产生巨大的推动效应。”蔡昌进一步分析道。
首先是减税负。无论是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还是增值税结构性减税，最大的政策效应体现在降低企业税负方面，小微企业也会真切感受到降税带来的好处。此轮结构性减税举措，也在致力确保全行业税负只减不增。
其次是促消费。企业税负下降意味着成本降低，从而企业可获得一定的产品价格下调空间。两项减税并举，既会在生产制造端降低企业的税收成本，增加其获利性；也会在居民消费端减少居民的价格支付，刺激社会消费。
第三是稳增长。通过大幅度减税政策，降低企业税收成本，利润增收的同时，获得更多可支配资金，以提振企业发展壮大的意愿和能力，引导企业走向自主创新与技术升级。
第四是激活力。减税政策将有效激发市场活力，无论是企业还是消费者都将在此次大规模减税中受益良多：一面是企业活力的增强， 一面是消费意愿的提升，将带动宏观经济增长。可以说，整个市场因减税降费有望呈现出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
融资增效 蓄积发展后劲
“实体经济困难较多，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尚未有效缓解，营商环境与市场主体期待还有较大差距。”这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当下企业融资形势的清醒判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证券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郑醒尘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时指出，当前，经济发展转型和结构调整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行，投资效益有所下降，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更显突出。
许文回顾道，自2016年降成本政策实施后，我国企业融资成本有明显下降，但受金融严监管和金融去杠杆等影响，2018年以来融资成本又有上升，尤其是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对此尤为敏感。
郑醒尘介绍，“新发布的《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就破解融资难融资贵提出了完善融资政策、拓宽融资渠道、支持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减轻企业融资负担、建立分类监管考核机制等五方面要求，并要求落实配套的财税政策、创新环境、服务保障等措施。”
“改革力度进一步加大，金融、财政等政策多管齐下。”郑醒尘还归纳出近阶段围绕企业融资困境的相关政策回应：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 要加快改革完善金融服务体系， 扩展普惠金融业务，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股权融资比重。2018年6月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持续推动实体经济降成本，重点是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不久后的7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部署财政金融政策，围绕补短板、增后劲、惠民生推动有效投资，促进降准资金用于支持小微企业、市场化债转股等领域。8月22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围绕推进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政策落地，提出三方面要求，一是精准施策，疏通政策传导机制；二是建立小微企业信贷投放的绩效考核激励机制；三是优化监管考核，增设小微信贷专项考核。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强调要扩大金融市场准入，拓宽民营企业融资途径，发挥民营银行、小额贷款公司、风险投资、股权和债券等融资渠道作用，帮助民营企业发展。随后在11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创新融资工具，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以支持更多小微企业开展股权、债券融资。
2019年2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 要求重点解决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不敢贷、不愿贷、不能贷” 问题，确保融资成本逐步下降并稳定在合理水平。2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指导意见，要求有效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基金作用， 切实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发展。3月15日，李克强总理在两会期间强调多策并举、多管齐下，使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在去年基础上再降低1个百分点。
“在此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财政部等中央部委及各地政府先后出台细化方案。”郑醒尘举例道，如人民银行围绕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通过降准、中期借贷便利（MLF）增加中长期流动性供应，通过定向将准、再贴现、再贷款、抵押补充贷款等工具促使金融机构加大服务小微企业力度。银保监会通过“两增两控”聚焦普惠型小微企业增加信贷投放，通过控制贷款利率水平推动资金向小微企业倾斜，通过建立普惠金融服务机制提高融资便利化水平，通过建立金融债权人委员会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处理债务问题，通过保险资金成立专项产品等方式帮助有发展前景、暂时遇到困难的企业应对股权质押风险。同时，证监会也在深化交易所债券市场直接融资功能，通过专项债等渠道帮助股权质押企业纾困，并设立绿色通道。此外，财政部也进一步通过扩大创业担保贷款贴息范围、提高贷款额度上限、降低申请条件，以及国家融资担保基金为省里融资担保机构进行再担保等措施，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与此同时，各地政府也结合当地实际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促进产业与金融合作对接、银税互动、提供风险补偿、对信贷增量进行奖补、抵押登记提速等。”郑醒尘表示。
郑醒尘进一步分析道，完善金融供给侧服务是缓解这一问题的重要切入点。融资障碍实质上是风险和成本管理问题，包括信息不对称。他总结指出，相关政策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增加信贷资金的总量供给，从源头上保障流动性。二是考虑到小微企业信贷业务风险要高于平均水平，监管部门需提高对小微企业不良贷款的容忍度，以增强信贷机构的积极性。三是分担业务成本，包括提供信贷贴息、资本市场融资补贴等措施。四是为银行机构分担风险，包括提供政策融资担保及再担保，提供风险补偿等。五是降低信息不对称。例如，地方政府通过为银行机构提供信用相关信息，如纳税情况，帮助银行识别合格客户。六是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拓展股权、债权等方式的直接融资渠道。
改革进阶 致力高质量发展
求解高质量发展之路，税收减负与融资增效的协作与深化，被寄予更多改革期待。
“随着一系列减税政策的落地及其效应的释放，继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市场信心、稳定企业预期，以助力提振实体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许文强调，增值税作为我国税制中收入占比最高的税种，其制度完善之于经济提质将发挥重要影响。
蔡昌同样肯定道，“近年来， 我国持续推行减税降费和税制改革，这次深化增值税改革也是一次重大的税制调整，在规模上和意义上都非同寻常。”政府通过大规模减税，普惠企业与消费者的同时， 还促进了税制的完善以及收入分配格局的优化。
而同时，许文也提醒，“在此轮改革实施进程中，也应注意到， 增值税作为流转税，贯穿于全产业链条，上述降低税率的改革效应会受到税收转嫁因素的影响，并涉及上下游利益结构的调整。也因此， 具体到某个行业企业，或者部分消费品看，税改成效可能不会得到充分体现。”他举例指出，如对于部分最终消费品，若生产厂家并不相应降低含税售价，消费者就难以获益。再如，处于产业链中间环节的部分制造业企业，也可能受上下游企业两头挤压，增值税税负虽略有下降，但企业成本上升，导致销售毛利下降。
“面向经济高质量发展，现行增值税制度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和‘简化’。”许文指出，在营改增后，增值税制度经历了简并降低税率等多次改革和调整，其目标是向着更为规范的税制而努力。但无论从营改增还是后续改革看， 增值税制度中制定了不少临时性举措，这实际上增加了制度的复杂性，不利于体现出增值税的中性特点。
“ 因此， 应结合增值税的立法改革，进一步简并增值税税率， 由三档并为二档，乃至在未来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实行单一税率，同时清理增值税优惠政策等过渡性措施，并将目前实施的留抵税额退税等做法固定化、长期化。通过增值税制度的简化，建立更为中性的增值税制度，为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许文建议道。
蔡昌也认为，增值税的改革前路也应着眼现代增值税制度的建立，侧重点在于简化税制，优化税率，从而逐步完成增值税立法目标。
“融资政策，也同样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关注实体经济的缩影。” 郑醒尘表示，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事关经济活力和发展前景，有效缓解这一问题，对于促进就业、激活动能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具有基础意义。
对此，许文建议，通过财政政策缓解企业融资困局，应更多利用市场机制。在清理和规范银行及中介服务收费，并贯彻落实小微企业融资税收优惠的基础上，还有进一步完善的政策空间。例如，地方政府可通过建立政策性再担保公司，对为中小企业增信的商业担保公司再担保。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机制应更趋完善。郑醒尘重点提及，特别是对行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创新型龙头企业，往往得益于早期阶段的融资支持。也因此，各类创新型企业的融资条件改善，对于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将发挥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