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高妍蕊
4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 部署当前经济工作。作为定调下一阶段宏观政策风向标的又一次重要会议，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做出了哪些重要论断？释放出哪些政策取向和信号？下一阶段我国经济工作从哪些方面重点突破？对此，《中国发展观察》邀请相关领域专家进行了深入解读和探讨。
一季度经济超预期得益于宏观政策调整
此次会议指出，一季度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好于预期，开局良好。GDP增速超预期达到了6.4％，当前的经济形势被总结为“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保持在合理区间，市场信心明显提升”。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解释，第一， 经济增长稳定。去年全年经济增长6.6%，增速逐季回落，名义GDP 规模首次突破90万亿元。市场预期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长可能会回落一点至6.3%，而实际是6.4%，好于市场预期。第二，物价稳定。3 月份CPI同比增长2.3%，相比于2 月份上升了0.8个百分点，但是CPI 环比增长是-0.4%，说明总体是稳定的。第三，就业稳定。已经连续6年时间，每年新增城镇就业岗位1300万左右。第四，国际收支总体是平衡的，特别是汇率保持相对稳定，双边投资也相对稳定。但需要引起警惕的是，2018年前三季度，经常账户出现轻微逆差，但是全年还是顺差，未来很有可能会出现经常账户逆差，必须做好准备。
从数据来看， 不禁让人对2019年国内经济增添了信心。那么，2019年开局宏观经济就取得超期预成绩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俊伟分析称， 今年一季度经济运行超出社会普遍预期，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我们见机早，行动快。早在2018 年7 月， 政治局会议就注意到经济运行态势的变化，提出了“六稳” 工作要求， 这标志着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从强调结构优化升级、偏中性的政策组合转向“稳增长”和扩张性政策组合。今年以来，“六稳”措施开始陆续发挥效力。二是政策力度大。“六稳”政策既有经济手段，如减税降费、增加货币供应；也有行政手段，如微调金融监管力度、调整环境保护执法力度等。在政策力度上，像减税降费、增加小微贷款投放等，其力度都明显超出了市场预期。三是外部经济环境也有所改善。比如中美贸易谈判取得进展， 也提升了市场信心。
徐洪才表示，“经济增长趋于稳定，主要受益于去年底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整。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边际宽松，使得投资和消费需求都出现小幅回升。”
“另外，去年房地产投资相对稳定，增速保持在9.7%，对经济稳定增长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今年一季度房地产开发增速达到11.7%，货币政策一放松，房地产马上出现了反弹。其次，过去几年，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降杠杆， 基建投资成为短板，随着近期加大补短板力度，其增速也回升。”他向记者说。
恒丰银行战略发展部研究员、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吴琦同样认为，这得益于我国有针对性的政策调整，特别是在扶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发展方面，优化营商环境、减税降负、缓解融资难题等政策不断加码。另一方面，还得益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新经济和新产能加快培育，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二是国企改革、价格机制改革等的推进，极大释放了微观市场主体活力，有力推动了新旧动能转换进程。
徐洪才补充，经济结构优化体现在，一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7.3%，比上年同期提高0.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61.3%。最终消费支出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5.1%，消费继续成为需求动力的主导力量。在全部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中，服务消费占比为47.7%，比上年同期提高1.4个百分点。消费升级提质，恩格尔系数有所下降，说明收入分配结构有所优化。同时，投资结构也是优化的，投资触底回升。第三产业和制造业投资回升， 高科技装备制造业投资增长较多。
不确定性因素和风险仍存，更多在于体制性和结构性问题
虽然一季度经济形势出现良好态势，专家们预测这种态势将会延续，但经济运行仍然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外部经济环境总体趋紧， 国内经济存在下行压力。会议指出，这既有周期性因素，但更多是结构性、体制性的。
徐洪才认为这些不确定性因素和隐患主要体现在：第一，投资低速增长成为新常态。当年经济增长7%左右时，投资增速在9%-10%， 现在已经降到6%，虽然不能再降了，但是回升空间有限。当前，投资回报率是下降的，很难找到好的投资项目，存在新的产能过剩隐患。高端制造业可以吸收更多资本，但是技术不匹配。基建投资当期经济效益较差，民生领域投资虽有社会效益，但经济效益不明显。
第二，居民消费增长动力不足。现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在8%左右，是一个新常态了。这是名义增长，如果减掉2个百分点的CPI，实际增长6%，对经济增长拉动力减弱。消费疲软，主要原因是收入增长乏力，而且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当然，网上销售额增长得比较快，这种增长主要体现在商业销售模式的变化。去年以来，汽车消费增长放缓，但住房消费依然给力，去年全年商品住房销售额近14万亿元，占了全部消费的三分之一。新兴消费成长很快，但也存在需求疲弱和供给不足的问题。旅游消费、文化消费、信息消费、养老消费、健康消费、体育消费上升较快，但是质量不过关，旅游基础设施很弱，生态承载能力不够，不宜过度开发，还存在很多不匹配，而且在整体消费中的占比偏低。
第三，外贸顺差逐年减少。这对经济有负面影响，但也是不可避免的。近几年贸易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一般贸易比重上升，加工贸易比重下降。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上升，机电产品、服务品的比重增加。随着金融业和其他服务业的开放，服务贸易逆差未来还会扩大。
第四，金融体系存在结构性问题。首先是去杠杆的力度节奏很难把握。三年前，狭义货币M1增速曾高达25%，显然是脱实向虚，金融体系内互相交易，内部循环资金较多，同业业务比重较大，各种理财产品中间环节较多，推升了融资成本，再加上刚性兑付，实际是增加了系统性风险。后来强行降杠杆，加强了监管，2017年7月份以后，M2增速下降到8.0% 左右，但2018年年底M1增速只有1%，表明宏观流动性不足。随着政策调整，今年3月底M1增速回升到4.6%。当前降杠杆的力度和节奏面临着什么问题？主要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通。近年来， 短期利率下降，包括上海同业拆放、7天回购、一年期国债利率都是下降的，显然流动性很充足。但是，温州民间借贷利率是上升的， 表明传导机制不通畅，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资本市场震荡去年尤为明显，一年蒸发了14万亿元财富，而GDP增加8万亿元，不足以弥补股市亏损，必然影响到消费和投资。
宏观来看，吴琦总结了三大问题：
第一，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因素并存，相比于不确定性因素，应当更重视确定性因素。2019年“黑天鹅”仍将频现，但“灰犀牛”需要我们倾注更多的资源、时间和精力。一是中美贸易战虽有望缓解， 但谈判注定是一个长期曲折、反复博弈的过程，我们应当系统反思、深入研判我们在全球经济治理与合作、双边和多边国际关系与贸易中的角色、定位和策略，这既是深化改革开放的必然要求，也是经济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二是随着“债务—通缩”风险的上升，企业融资正从增量市场转向存量市场， 融资萎缩的负反馈机制已经形成，金融机构风险偏好和信用市场融资功能的恢复不会一帆风顺， 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困境短期内难有显著改善， 需要从资金供给侧和资金需求侧综合施策， 需要货币政策、信贷政策、财税政策、产业政策的统筹协调，要给予监管者、金融机构、企业试错和容错的勇气和空间。三是创新动能仍显不足， 科技创新任重道远。对外依赖度高、企业经营成本高、科技进步贡献率低是我国科技创新的顽疾所在，需要加快优化投资营商环境，进一步提升外资利用质量。同时，我国的新型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区域协调、城乡统筹、陆海联动格局，是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基础，也将为科技创新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
第二，内部矛盾与外部挑战并存，相比于外部挑战，应当更重视内部矛盾。“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但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才是应对外部冲击的根本出路，美国经济增速、加息节奏的双放缓也将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政策操作空间。我国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关键在于处理好内部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解决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把外部压力转化为改革开放的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三，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并存，相比于周期性问题，应当更重视结构性问题。历史经验表明， 重大结构性失衡，主要源于资源配置和经济结构不合理。十九大报告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列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首要任务，凸显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当前政策体系和经济工作中的主线地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四个重点任务，即“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根本在于推动“三去一降一补”取得实质性进展；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发挥企业和企业家主观能动性，需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这有赖于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和法治化营商环境； 提升产业链水平， 既要依靠技术创新， 也要形成规模效应；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根本在于优化调整金融体系结构， 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资本市场改革要落实注册制，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提质增效
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是此次会议的点题话题。会议强调，科创板要真正落实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证券发行注册制，可见中央对于资本市场改革的决心和重视。张俊伟向记者介绍，由于历史原因，我国股票市场上市交易实行的是“审批制”。但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是“注册制”。推动“审批制”向“注册制”转换，是我国多年来股票市场改革的一个方向。科创板起步伊始就采用“注册制”，使科创板拥有了良好的开端。
“科创板注册制试点是一场重大的制度性变革。在扩大金融开放的背景下，是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使资本市场在规则层面与国际接轨， 在寄予很大期待的同时，也存在很多担忧。”徐洪才表示，一些担忧在于，上市的企业的含金量怎么样？能否完全具备科创板本质特征？同时，我们要有信心， 对于参与者的监管制度要逐步完善，风险防控机制要逐步健全， 体现稳中求进的指导原则。
张俊伟认为，“ 注册制” 的成功需要一系列制度安排作为前提，具体如：详细的信息披露制度、严厉的执法、对小额投资者权益的充分保护等。只有上述制度都得到严格落实，“注册制” 在实施过程中才不会变形，才不会蜕变为“资本玩家”洗劫散户财富的工具。因此，深入推进资本市场“放管服”改革，对于科创板的成功至关重要。
另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再次进入政治局会议视野，是我国金融改革不断推进、不断深化的主线。徐洪才指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矛盾在于金融供给不合理，金融供给的质量不高，效率不高，成本大。
在张俊伟看来，“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的引入，则预示着货币政策的明显调整。前一时期，各部门同时发力金融监管、推动金融“去杠杆”，带来了政策共振和信贷收缩。今后一段时期，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加快金融业发展将被提到更高的位置上，这意味着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优化金融市场结构的步伐将有所加快， 以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对于今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工作，徐洪才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大型商业银行的战略性转型，要利用先进的金融科技，优化自身的公司治理结构，调整经营策略。在管控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鼓励金融创新，以应对金融业加快对外开放的现实挑战。
二是，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以科创板的顺利落地为标志，逐步推动带动整体资本市场功能的完善、效率的提升以及成本的进一步下降。
三是，保险要发挥独到的功能，特别是农村的巨灾保险。经济活动中的风险充满着不确定性，保险业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不足，应当大力鼓励保险业的发展。
四是，宏观调控要优化政策工具的结构，畅通政策的传导机制， 逐步从过去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向价格型货币政策转变，同时要发挥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框架的作用。
2019年形势复杂，但中国经济仍有韧劲
2019年是一个新起点，展望未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压力与动力并存，希望与挑战交织，我们将面临怎样的内部和外部环境， 经济走势将何去何从？政策导向又将是怎样的？
从国际形势来看，徐洪才总结，“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形势严峻。”具体表现在：
一是全球经济复苏动力减弱。对全球经济增长来说，低速缓慢增长可能是新常态。过去支撑经济增长的技术创新现已停滞不前，但很多技术还未出现重大突破，因此不会带动产业变革。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有其必然性，从50-60年长周期来看，未来几年还存在发生全球性、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从9-10年中期周期来看，现在也已进入下降阶段，2017、2018年世界经济增长3.7%，并没有恢复到危机前水平，现在趋势是往下走。
二是美国作为世界创新和经济增长火车头， 经济增长在放缓。中美贸易摩擦毕竟是长期博弈，分成三个层次，首先是经济层面，这些较容易解决，但目前，美国在技术方面对中国实行围追堵截。其次是政治层面，中美力量对比变化将影响到全球政治格局，美国要按照自己意愿重塑WTO规则，也想改革联合国。最后是意识形态。中国提倡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包容性发展，文明互鉴，平等合作，互利共赢。但是美国习惯于霸权主义， 实行单边主义。
三是欧洲存在不确定性。英国“脱欧”的八种可能方案被否决了，未来仍有许多不确定性。
四是“一带一路”合作机遇。从最新情况看，意大利已加入“一带一路”，英国、法国、德国等国也有意愿，各国有很多共同利益。过去5年，“一带一路”合作砥砺前行，有经验也有教训，要防控各种风险。
五是东北亚经济合作回暖。中日韩FTA谈判有望加快推进，令人鼓舞的是朝鲜也要实行改革开放。
从国内环境来看，张俊伟表示，中国经济是机遇与风险并存。风险主要来源于经济下行的趋势在短期内不可能扭转，而机遇则来自于“六稳”政策力度大，为经济运行稳定提供了强大支撑。
因此，在徐洪才看来，中国经济仍有韧劲，体现在：一是自身经济发展有韧劲，政策具有稳定性、连续性，长期规划、深谋远虑，这是传统优势。二是国内需求相对稳定，13亿人民衣食住行需求是刚性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1万美元， 未来几年可望突破1.25万美元，达到世界银行设定的高收入国家标准，但现在遭遇经济增速换挡、新旧动能转换、新旧模式切换的挑战。三是创新驱动效果初步显现，新动能势头良好。近年来， 中国专利申请明显增加， 每年新增专利居全球第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必由之路。中国人口红利越来越少，但劳动力素质提升，工程师红利上升，现有1.7亿人口接受高等教育和专业教育，这是庞大的制造业后备军。四是消费增长有潜力。城镇化发展必然推动消费转型升级。五是释放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红利。金融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国资国企改革、财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等都在稳步推进。
对于未来政策导向，受访专家普遍认为，一是积极的财税政策加力提效。体现在扩大投资支出， 优化支出结构，“好钢用到刀刃上”。二是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依然是去杠杆的重点领域，在坚持结构性去杠杆的前提下，更注重实体经济对流动性的合理需求之间的平衡。货币政策精准滴灌而非大水漫灌。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解决好民营企业融资。三是把就业优先政策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展望2019年我国经济走势， 徐洪才预测说，“预期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6.3%，新增城镇就业岗位1100万以上，居民消费价格涨幅2.3%左右。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进出口稳中提质；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金融财政风险有效防控；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000万以上，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经济发展质量进一步提高。”
在看好经济形势前景的同时， 吴琦对于经济工作提出几点建议：一是着力增强政策预见性。由于缺少准确、可靠的经济先行指标， 以及缺乏政策的反馈评价和动态调整机制，导致宏观政策调整往往滞后于经济周期和形势变化，特别是近年来内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正在增加，使得政策的边际效应不断减弱。增强政策预见性，有赖于构建全要素生产率框架下、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经济领先指标体系。
二是着力增强政策的协调性。不仅要抓好政策制定的最先一公里和政策执行的最后一公里，进一步释放政策效应；同时也要进一步完善政策的反馈评价和动态调整机制，明确各种政策执行的边界指引和统筹协调，特别是要对各种政策的叠加效应进行更准确更及时的评估。
三是着力强化逆周期调控。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度， 结构性政策强化体制机制建设， 社会政策强化兜底保障功能，特别是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政策需要加大力度。财政政策加力提效不仅在于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以刺激需求，也在于更大规模的地方债以扩大投资。结构性政策将调动微观主体的创造性积极性放在突出位置，体制机制建设的根本在于确立竞争性政策的基础性地位。
张俊伟强调，在当前形势下， 要充分利用难得的时间窗口，消除“六稳”工作中政府干预市场行为的现象，使“六稳”工作建立在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之上，同时，加快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步伐，进一步发掘经济增长潜力，逐步夯实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