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玉荣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理解这一重要论断，总结探寻变局之中中国的开放富强之路？为此，我们呼应《中国发展观察》杂志连载《百年大变局——国际经济格局新变化》，并结合刚刚闭幕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热点问题，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研究员。
新技术革命与百年大变局
中国发展观察：您牵头的课题研究成果《百年大变局——国际经济格局新变化》出版后，社会反响热烈。如何从历史观、大局观理解“百年”？百年大变局的提出背景是什么？
隆国强：百年是大数，谓多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从2500年前的农业革命到250年前的工业革命，是以千年为时间跨度的大变局。工业革命后，从蒸汽机到电力革命、化学革命，中间有很多轮技术革命，我们把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称为信息革命，是以百年为跨度的大变局，技术革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
影响国际格局的因素很多， 有的因素是偶发的，有的因素是基础性的。分析世界格局变化，要把握住基础性因素及其影响。我们认为，影响百年大变局的基础因素中有三个最重要的变量，也是我们理解这个大变局的三个不同维度，分别是新技术革命、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大国博弈。
技术变革是国际格局洗牌的根本因素。从历史上看，技术进步处在加速的过程。2500年前的农业革命，使得人类不用摘果子，不用打猎了，可以定居下来，靠自己的生产来养活自己，对人类来说这是革命性的变化。技术进步不仅对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影响极其深刻，也深刻影响到国际格局。从历史上看，决定一个国家在全球格局中地位的，是这个国家在新技术革命中能否领先。农业时代，中国人比较好地利用农业技术，使我国长期作为农业文明最繁荣的经济体。几千年中华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中心之一，这与我们把握好农业革命有密切关系。
英国，曾经穷得叮当响的一个小岛国，为什么突然崛起成为日不落帝国？因为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 同时也是工业革命的受益者。在工业化阶段英国领先，其后，法国、美国、德国、日本分别抓住工业革命技术进步的发展机遇，脱颖而出，后来居上。因此，与农业时代相比，工业革命后世界格局变了。现在，最发达的国家主要在欧洲、北美，这是工业革命的结果。
工业革命是技术层面上的， 在制度层面上是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发源于英格兰中部地区，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说，资本主义诞生后这一百年创造的财富， 比人类有史以来几千年创造的财富都多。工业革命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生产方式发生变化，马克思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正是因为工业革命， 生产力的变化，才有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变化，经济体制的变化。
现在，信息化对人类的影响， 对生产方式的影响，对生活方式的影响，对全球分工的影响，可以说无处不在，就像当年的电力革命。信息技术带来对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利用的革命性变化。和信息直接相关的所谓的信息产业，是新兴产业的一部分，发展尤其快，就像摩尔定律说，集成电路在18-24个月，性能提升一倍，而价格却下降一半，推动计算机运算能力的快速提高。
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包括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进步速度更快，带来的影响极其深刻。十年前，不可想像今天一人一个手机进行互联，不可想像移动支付发展这么快，不可想像购物不需要去实体店，在手机上一点就可以网购。目前我们也想像不到，十年以后信息技术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如何改变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
信息技术革命不仅催生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而且有利于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共同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我们分析所谓的百年大变局的时候，把技术进步作为最基础的因素。信息技术革命确实带来日新月异的变化，推动整个世界格局加速洗牌。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百年大变局
中国发展观察：变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突出特征。如何认识全球治理体系加速调整？
隆国强：全球治理体系的变化，是影响全球格局的制度因素。一百年前世界是没有全球性规则的，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4月28日巴黎和会上，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倡导要成立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并把它列为《凡尔赛和约》的一部分。但是美国国会并没有批准，于是美国自己反而不是国联成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建立了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等，逐渐形成当今世界的全球治理体系。成立联合国是国联当年理念的延续，通过集体安全，通过国际组织制定国际规则，实现世界和平。经济方面的各种国际组织众多，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后来演变成WTO 等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机构非常复杂，除了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系，还有大量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安排。国际规则也越来越复杂。
实际上，全球治理体系并不是僵化的，而是一直在演变。演变方向有一个主轴，比如在经济全球化方面倡导自由贸易，这是总体的方向，虽然有波折。正是因为有这套治理体系护航，全球化在不断地深化，跨境的贸易、投资、经济合作、技术合作越来越深化，因此，这一轮全球化是基于规则的全球化。
过去几十年，全球化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包容性不够强，最大的副产品是差距扩大，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差距扩大，最富的国家和最穷的国家差距越来越大。这说明全球化的受益不均衡，富裕的国家受益比较多，相比之下，贫穷的国家受益少，甚至可能受害了。二是全球化加剧了许多国家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虽然美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但数据显示， 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的大型跨国公司、金融机构、华尔街的高层管理人员受益较多，有的收入增长几十倍，但一些普通蓝领工人的工资增加却非常有限。因为在全球化过程中，产业外移导致了美国产业空洞化。因此，美国出现反全球化的声音，特朗普能够当选美国总统，原因之一是他争取到了美国产业锈蚀带的选票。在美国的所谓产业锈蚀带，传统产业衰败了，新的产业未能发展起来。在其繁荣时期，这些老工业基地，工人收入很高，生活很体面，但现在传统制造业衰败了，工人转岗到了收入更低而不是收入更高的职位。无疑，这些人对全球化有怨言，对全球化持抱怨的态度。
这些人的声音以前被忽略， 因为他们处在社会的底层。但是现在变了，信息的传播不再只是自上而下，也出现自下而上，以及水平的传播。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有脸书、推特，每个人都是自媒体，形成很强大的声音，这是信息技术带来的影响，通过选票可以影响美国的政治格局和政策取向。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后，主张美国优先，力图把制造业吸引回美国，在美国边境修墙，阻挡外国的非法移民，对进口产品加征关税，单边挑起贸易战。美国政策转向违背了多边贸易规则，是当今世界经济最大的不确定性，对全球经济格局将产生深刻影响。
当前，全球经济体系处在加速变革期。美国提出“公平贸易”“对等原则”。各种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层出不穷，并且成为制定新的国际经济规则的重要平台。WTO改革也提上了日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这是一个全球公共产品，短短6年时间，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效。全球治理体系加速变革将有力地推动全球格局的变化。
中国发展观察：WTO成立还不到25年，为什么WTO的改革被提上了日程？
隆国强：当前，多边体制改革问题被提上日程，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本身有一些不足，组织机构数量众多，叠床架屋，效率不高。二是WTO功能发挥不畅。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已经联合或分头提出了对WTO改革的一些倡议。WTO具有谈判、贸易政策监督和争端解决三大基本职能。WTO在谈判中遵循共同一致原则，160多个成员达成共同一致，难度很大，导致多哈回合谈判无疾而终，谈判功能弱化，这是WTO成立以来第一轮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谈判。WTO的贸易政策审议功能也难以发挥，因为对不合规的成员缺乏有力的约束。争端解决机制是WTO 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但是，现在美国对争端解决机制不满意，认为国际规则凌驾于其主权之上，极力阻挠上诉法官遴选，威胁到争端解决机制的正常运转。因此，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运行效率不高。三是自由贸易理念面临挑战。对于已经运行了70年的全球治理体系来说，自由贸易理念面临新理念的挑战。美国正在按照“公平贸易”“对等原则”等新的理念推动重构全球治理体系。四是全球化深化发展呼唤新规则。有很多新的领域涌现出来， 呼唤着新的规则。比如，信息化带来的电子商务、数据跨境流动、绿色发展等都需要重新制定全球经贸规则。此外，国际投资需要新的规则。美国把制定新的国际规则作为维护自己利益和打击对手的手段， 刻意推动一些规则，比如国有企业竞争中性规则，隐含着是针对中国，认为中国国有企业享受补贴， 在全球竞争中对美国不利，因此， 要制定规则对此加以限制。
总之，出于多种原因，全球治理体系从理念层面到规则层面， 进入一个大调整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会对全球的格局产生影响。
大国博弈与百年大变局
中国发展观察：当前大国博弈有什么新特点？对全球格局有何影响？
隆国强：大国博弈是影响国际格局变化的直接因素。从大航海时代开始，世界格局尤其是政治格局、经济格局受到大国关系的影响，两次世界大战是新兴大国和传统大国之间的博弈造成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德国挑起的，当时德国是新兴大国， 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的博弈会直接影响到全球的地缘政治，影响到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
当今世界格局特别是政治格局基本上是二战的产物，与二战以前相比变化很大。二战结束以后， 美苏两大阵营之间博弈，是影响世界格局的重大因素。冷战结束后， 世界一度出现了“一超多强”的格局，世界多极化深化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迅速增强，美国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中美两个大国的竞争与合作，将是长期的，也将是影响未来世界格局的重要因素。
中国发展观察：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出现了什么变化？
隆国强：对于中国，对内对外发展都有阶段性变化。对内，我们处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对外，进入大国开放的新阶段。
中国对外开放分为几个阶段： 1978年以前基本上是相对封闭的， 1978年开始打开国门，大概用了十几年时间，是开放的探索阶段，从建设经济特区到发展加工贸易，沿海率先开放，着力吸引出口型外资。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 进一步确认了开放的方向，同时大胆地鼓励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深化和世界的联系，这是对外开放深化阶段。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具有里程碑意义。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进入规则化的开放阶段。一方面，我国大幅降低市场保护程度，扩大外资准入和贸易自由化，市场开放程度明显提高。另一方面，更深刻的影响是按照WTO的规则和我们的承诺，大幅度地修订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当时修订了2300多项法律，废止了几十万份与WTO规则不相符的红头文件。加入WTO既是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也是以开放促改革的一个经典案例。
2013年以后，中国进入大国开放的新阶段。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全球经济贸易格局中的地位发生重大变化。中国是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服务贸易国， 也是第二大吸收外资国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全球影响力大幅增加， 呈现新兴大国的态势。在大国开放阶段，我们成为全球格局的自变量，国际影响力大幅上升，可以塑造国际环境，这是一个重大变化。
比如，如果中国调整货币政策，会对全球的金融市场产生影响。国内的政策尚且有溢出效应，更不用说涉外的政策了。
中国发展观察：中美关系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有何影响？
隆国强：中美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美国把中国重新定义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单边发动大规模对华贸易战，在中美贸易谈判中提出不少无理要求。并且在投资、科技、南海、台湾、民族问题等多个领域采取制华措施。中美博弈是利益之争、战略之争、模式之争，其本质是美国企图遏制中国发展，中国要维护发展的正当权利， 因此，中美博弈具有必然性、全面性、复杂性和长期性。
现阶段大国博弈集中体现在美国守成大国和中国新兴大国结构性矛盾。现在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是新兴大国。中美关系既是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也是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关系，中美博弈无疑将会对世界格局演变产生重大影响。当然，反过来说，全球格局的变化也会影响每一个国家自身的发展。我们之所以要研究国际格局，就是要看清楚世界未来的变化，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有什么新的机遇？有什么新的挑战？确定中国的对外战略，继续实现趋利避害。
同时要看到，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快速增强，中国本身成为影响国际格局的一个自变量。中国自身的变化会影响到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中国作为新兴大国，会影响到全球的格局，反过来说，中国和世界的互动也会影响到中国自身的发展。认识到这一点十分重要，中国应该主动利用自身的国际影响力， 塑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也要为人类的未来做出更大的贡献，真正彰显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一带一路”是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路
中国发展观察：2019年4月25 日至27日，中国在北京主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是今年中国最重要的主场外交。“一带一路”在中国大国外交、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是什么？
隆国强：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的未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国际格局的变化既有客观性， 也会受到主观的影响，尤其是大国的影响。主要大国都应该对人类的未来高度负责，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和平繁荣文明的世界。
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一直有志于为人类的未来做出较大的贡献。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将其列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之一。“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国际关系理论中一个全新概念，是在尊重主权国家的前提下，强调人类的整体性。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俄罗斯时，首次向国际社会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国际关系新理念。几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影响迅速扩大，2017 年2月，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 届会议通过决议，首次写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为中国外交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人类社会的共同未来谋划了美好愿景。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这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具体倡议。 “一带一路”倡议从理念到原则、从愿景到合作重点，与以往多边或区域合作倡议都是不一样的。
第一，“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发展导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贸易自由化成为全球经贸合作的主流，无论是多边还是区域合作，均是以贸易投资自由化为主轴。自由化便利化有利于“做大蛋糕”，但总体上更符合竞争力强的国家的利益，发展中国家相对获益较少。而“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发展导向， 倡导通过国际合作，促进各国发展经济，让老百姓受益。“一带一路”的初心什么？是合作发展。自由化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一带一路”发展导向，顺应了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求合作谋发展的要求，得到了热烈的反响。目前，已有126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同中方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国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总额超过6万亿美元、投资超过800亿美元。
第二，“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所谓共商，就是大家的事，各相关方商量着办， 不强人所难；所谓共建，就是大家的事大家一起办，既不越俎代庖， 也不搭便车；所谓共享，就是合作发展的成果在各方之间尽可能公平分享，避免一家独占，缩小收入差距。以往的区域合作往往是大国主导，富国多得，导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相形之下，“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其合作更加公平、更加包容。
第三，“一带一路”是开放的区域合作发展倡议，主张开放的地区主义。当前，绝大部分的区域合作项目都是一种封闭的自由贸易安排，即成员国之间通过谈判达成由成员之间共享的成果。而在成员国之外的非成员国，非但享受不了这种贸易创造效应，可能还会受到贸易转移效应的伤害。“一带一路” 倡议则不同，合作各方从中受益， 但并不歧视第三方，第三方可以平等参与，从合作中受益。因此， “一带一路”是开放的、非歧视的。
“一带一路”是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和文明之路，归结为一句话，“一带一路”是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通衢大道。我们应该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层面来认识和理解“一带一路”倡议。
准确把握“一带一路” 合作的重点
中国发展观察：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表示，在实体经济合作方面，要大力推进经济走廊建设，办好经贸、产业合作园区，进一步促进投资、聚合产业、带动就业，走创新发展之路。请介绍近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一带一路”的研究进展情况。
隆国强：自从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度重视对推进落实这一重大合作倡议的研究，将“一带一路”研究定为中心的常设重大课题。到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三期研究，正在开展第四期的研究。除此之外，发展研究中心各个内设机构和下属单位，也组织开展了多项关于“一带一路”的政策研究项目。
在“一带一路”研究的重大课题系列中，第一期是研究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总书记当时讲“五通”的优先领域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正如中国人说，要致富先修路，经济要发展先完善基础设施。第二期，我们研究六大经济走廊建设，这是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提出来的重要构想。第三期，我们研究的是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沿边地区沿边口岸扩大开放问题。
六大经济走廊建设是“一带一路”的重点。六大经济走廊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道规划的经济发展带，分别是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那么，六大经济走廊的支点在哪里？支点在口岸上。在1992年小平南方谈话以后，中国的陆路沿边口岸掀起了一轮开放发展的高潮，一些口岸迅速成为当时的明星城市，满洲里、绥芬河、二连浩特、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南方还有东兴、凭祥、瑞丽等。后来，为了全国统一税制，调整了边贸政策， 边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减弱。过去， 一些部门在推动沿边进一步扩大开放发展方面做了一些尝试，比如， 国家发改委曾经研究建立沿边重点开放开发试验区，但是实质性的政策措施不足。总体看，从1992年以后，沿边地区开放的政策创新力度不大，与此同进，其他地区开放在不断地推进，在沿海和中部地区实施了很多新的开放举措，如建立保税区、保税港区、保税物流园区、出口加工区，一直到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因此，沿边地区在整个开放格局中是滞后了。
十九大提出以“一带一路”为重点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从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角度看，要求我国对外开放的布局要更加均衡、更加全面，沿边地区必须急起直追。从推动“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建设的角度看，沿边的口岸是经济走廊的支点，沿边口岸的开放发展和“一带一路”的六大经济走廊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因此，我们第三期研究沿边口岸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来更好地支撑“一带一路” 六大经济走廊的建设。
产业合作是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点领域。目前我们正在开展“一带一路”产业合作研究。 “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的发展问题，从本质上说，是工业化的问题，因此，“一带一路”各国都非常重视产业合作，希望能够在各国之间通过产业合作来吸引投资，发展制造业或者服务业、农业、矿业等，加速经济发展。前期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基础设施建设，经过近年努力，有些国家已经建好了基础设施，当务之急是把基础设施用起来，充分发挥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如果不用，什么回报都没有，基础设施投资收不回来， 还会成为沉重的债务负担。局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阶段性地满足需要，在这个时候，更多的考虑是怎么把这些基础设施用起来，靠什么用？就是靠产业合作。因此， 在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中，产能合作的重要性就更加凸现出来。当然，整体看，“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任务远未完成，还存在短板，因此，基础设施建设是长期合作重点。国际产能合作方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我们希望总结经验教训， 提出下一步“一带一路”的产能合作如何更好地、更加顺利地推进。政治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这四个效益忽略了任何一个，项目都难以成功。如果忽略了环境效益，破坏了当地的环境，即使这个项目非常赚钱，也是不可持续的，但是，可以忽视经济效益吗？经济上赔钱， 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这个项目不可持续， 会破产。因此，一个成功的项目一定要把政治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有机地统一起来， 有很多经验教训需要总结。
中国发展观察：产业合作与产能合作有区别吗？产业合作是中国对外转移产能吗？
隆国强：在中文里产业合作与产能合作是两个词，翻译成英文是一个词。我认为为了避免歧义， 产业合作更准确一点。我们希望通过研究产业合作，能够让“一带一路”产业合作更加顺利，真正实现互利共赢。
产业合作要趋利避害，当然有的国家投资环境好，风险低，优势突出，成为产业合作的重点。产业合作讲究的是优势互补，也许一谈“一带一路”产业合作，有的人想到的是中国企业到“一带一路”国家去投资。这只是一方面，我们理解，除了中国到其他国家投资，还有其他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比如中国企业在巴基斯坦瓜达尔港修的港口，基础设施完善。2 月17日，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 本·萨勒曼访问巴基斯坦期间，沙特与巴方签署的协议大多集中在能源项目上，包括在瓜达尔投资100亿美元的炼油厂和石化企业，可以利用瓜达尔港的港口设施。还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到中国来投资，也是“一带一路”产业合作。比如新加坡到中国投资很多。沙特阿美公司将在中国营口做一个合资的石化项目。因此，“一带一路”产业合作，我们一定不要狭隘地理解是中国对外转移产业，而是多向投资、多方合作。
作者为《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研究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