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球
2018年我国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迈入中上等收入阶段。未来几年如果继续保持6%以上的经济增长率，到“十四五”末期我国人均GDP有望突破1.5万美元，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十四五”是我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 要客观判断“十四五”期间产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关注和防范产业三大风险，有针对性地实施产业发展战略，推动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产业发展的阶段性判断
“十四五”是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五年，关系到我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体而言，产业发展进入“三期叠加”，即进入全面工业化的攻坚期、深度工业化的攻关期和产业智能化的奠基期。
（一）全面工业化的攻坚期
改革开放4 0 多年来， 我国工业化水平有了显著提升，但总体上看，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 全面实现工业化有较长一段路要走。“十四五”我国将进入全面工业化的攻坚克难期。
1 . 我国工业化远未完成， 整个“十四五”仍将处于工业化后期。2018年我国人均GDP为9785 美元， 已经处于钱纳里模型中的工业化后期阶段；三次产业结构为7.19∶40.65∶52.16，满足A<10%&I<S，处于钱纳里模型中的后工业化阶段；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为27.0%（2017年数据），处于钱纳里模型中的工业化后期阶段；我国城镇化率为59.58%，处于钱纳里模型中的工业化中期阶段，接近钱纳里模型中工业化后期阶段的最低值。综合判断，我国工业化尚未完成，当前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整个“十四五” 期间也将仍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
2 . 我国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工业化水平整体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仍将长期处于工业化中后期。从三次产业结构来看，我国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一产比重过高，分别为11.39%和10.99%，仍高于10%；从人均GDP来看，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人均GDP水平远远低于东部地区；从城镇化率来看，中部和西部不足50%。我国各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中部和东北在“十四五”期间将进入工业化后期，但西部地区在“十四五”期间进入工业化后期难度较大。
需要强调的是， 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工业规模已居世界首位，各种工业制成品需求已经达到峰值，市场需求无法支撑我国继续工业化，“十四五”我国应开启服务经济新征程。不可否认， 当前我国工业化取得突出进展， 工业增速放缓， 但在“十四五”期间，我国工业化仍具有市场空间，工业仍是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一是我国工业化并未惠及所有人群，国内仍有一部分人群工业制成品消费不足，工业发展的国内市场仍有较大空间。2017年我国每百户的汽车保有量在30辆左右，而同期美国每百人就有将近80辆，日本也有将近60辆； 2017年我国每百户仅拥有微波炉40 台，而2009年美国微波炉用户比例已经达到96%；当前，我国仍有将近5亿人没有使用过抽水马桶，而美国在1940年抽水马桶就已经覆盖到60%的家庭，到1970年更是上升到95%。二是相比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仍将继续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占全球经济体量比重还将上升，随着这些国家居民收入的提高和工业化持续推进，在“一带一路”建设带动下，我国制造业企业还可以持续拓展这些经济体市场需求，我国工业化外部市场需求空间仍较大。
（二）深度工业化的攻关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短短40年的时间内跨越了其他国家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业化发展的几个阶段，是一个“压缩式的工业化”。尽管当前我国工业规模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位，但“压缩式的工业化”不可避免带来一些短板和不足，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独立自主和进一步壮大，工业化的脆弱性在中美贸易摩擦等事件中集中反映出来，亟需通过深度工业化夯实我国工业化的根基，提升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1 . 我国产业发展面临卡脖子技术制约，工业化的根基不牢， 亟需加快产业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技术攻关。近几年来，我国大量进口集成电路、汽车、仪器仪表、显示面板、自动数据处理器、飞机和航空器、电子元器件、医疗器械等产品。一些产品核心部件对国外也依赖较大，如机器人的高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伺服电机和驱动器、高性能控制器、传感器和末端执行器等五大关键零部件，增材制造的高光束质量激光器及光束整形系统，伺服电机高精度编码器，数控机床所用高效刀具也均来自于进口。据中国工程院《工业强基战略研究报告》分析， 我国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 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等对外依存度仍在50%以上。
2 . 我国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增加值率、劳动生产率、产品质量和品牌建设等方面都处于较低水平。2017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为19.37%，远不及美国的33.47%、德国的32.58% 和日本的25.28%。在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上，中国与美德日等国存在数量级上的差距，中国29053美元/人，美国142298美元/ 人， 德国95170美元/ 人， 日本79431美元/人。在产品质量方面， 根据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布的数据，美国制造的产品平均合格率为4.5sigma（合格率为9 9 . 9 9 9 3 2 %），而中国总体为2.5sigma（合格率为98 . 7 6 %）。2018年世界品牌500强中，我国内地仅有37家入围，世界知名品牌不足美国的20%。此外，过去我国产业生产资源利用率低、资源能源消耗大、环境破坏性较强，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研究表明，我国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分别是美国、日本和韩国的1.5倍、2.7倍和2.6倍。
（三）产业智能化的奠基期
如同蒸汽时代的蒸汽机、电气时代的发电机、信息时代的计算机和互联网，人工智能正成为推动人类进入智能时代的决定性力量。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有可能在“十四五”期间点燃，给世界各个国家产业发展的各个领域带来深刻影响。这场革命将深刻改变世界主要大国在未来几十年里的产业发展位势。“十四五” 是我国将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我国奠定在未来几十年国际竞争格局中产业智能化水平的关键5年。
1.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已至，并将重塑国际产业竞争格局。“十四五”期间，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型技术的商业化应用将会加速，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爆发积蓄力量，人工智能革命将到达临界点。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撰写的《第四次工业革命》预测，在2025年之前美国会大概率出现机器人药剂师， 无人驾驶汽车将占到美国道路行驶车辆的10％，30％的企业审计由人工智能执行，家用电器和设备占到一半以上的互联网流量，第一个人工智能机器将加入公司董事会。第四次工业革命爆发将以惊人的速度拓展，并“以更快的速度、更广的范围整合和重构全球价值链条”，有可能会带来国家之间竞争的“赢者通吃”，重塑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产业竞争格局。
2 . 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发力人工智能，抢抓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十四五”我国迎来通过产业智能化后发追赶发达国家的重要窗口期。全球产业界充分认识到人工智能技术引领新一轮产业变革的重大意义，纷纷转型发展，抢滩布局人工智能创新生态。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均把发展人工智能作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 力图在国际科技竞争中掌握主导权。2019年2月5日，德国经济和能源部正式发布《国家工业战略2030》，在其中指出德国必须在人工智能领域集中企业、科研和政策的力量，消除主要技术的竞争差距，创立自己的数据主权， 充分利用关键技术的经济潜力。几天之后，特朗普于2月11日签署了题为“维护美国人工智能领导地位”的行政命令，正式启动美国人工智能计划，提出要集中联邦政府资源，保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优势。经过多年的持续积累，我国人工智能取得一定进展，语音识别、视觉识别等技术居于世界领先水平，自适应自主学习、直觉感知、综合推理、混合智能和群体智能等初步具备跨越发展的能力，加速积累的技术能力与海量的数据资源、巨大的应用需求、开放的市场环境有机结合。“十四五”期间我国要基于这些基础和优势，抢抓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大力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奠定在未来几十年里国际竞争格局中的产业地位。
“十四五”产业发展面临三大风险
（一）传统优势产业外迁风险
近些年来， 由于劳动力等成本上升，我国在传统优势产业领域出现了部分企业向外转移的现象。但近期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以来，跨国企业订单外转加强，大量企业开始考虑产能外转，布局新建海外工厂，企业外迁意愿加强。考虑到工厂搬迁需要一定时间来完成，传统优势产业外迁可能集中在“十四五”期间发生。一是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衰减态势明显，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强化， 人工成本、土地价格、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企业的经营成本快速上涨。越南、泰国、柬埔寨等发展中国家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分流中低端产业。2018年我国农民工平均月工资为3721元人民币，约折合500多美元，而印度平均月工资现在是我国的三分之一。东南亚发展水平较高的印度尼西亚平均月工资为100到150美元。据英国经济学人智库预测，中印（印度尼西亚） 两国制造业每小时的劳动力成本之比，从2012年的138%将上升至2019年的218%。我国沿海地区表现更为明显，人工成本是柬埔寨的4.3倍，越南的2.7倍，印度的2 倍，将导致劳动力成本敏感性制造业大量升迁。在土地使用成本方面，有关数据显示，广东工业用地出让单价约为美国中西部的4-6倍，越南的1.5倍。调研中部分企业反映，近些年在广东用地指标非常紧缺，即便到较为落后的肇庆市投资，也需要2年以后才能拿到用地指标。
二是中美贸易摩擦给国内企业带来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企业出于规避出口加征关税和供应链安全性的考虑，可能会加快工厂搬迁和海外布局。5月6日，特朗普公开表示从5月10日开始对中国2000亿美元输美商品关税从10%提升到25%，并称在短期内对剩余325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中美贸易摩擦导致国内企业经营压力增大，一方面企业出口订单将会进一步削减或转移，另一方面由于原材料等上游投入品来自美国， 加征关税也加大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若中美贸易摩擦持续，为了规避中美互相加征关税的影响，部分企业可能会将生产基地转移到海外。此外，中美贸易摩擦可能会升级到中美技术战，制约我国电子信息等传统优势产业的核心生产环节，破坏我国产业链的完整性，给企业带来类似中兴事件的打击，企业避险心理会推动企业向外转移。
（二）头部产业升级抑制风险
“ 十四五” 时期， 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竞合关系更加深化，发达国家为提升本国产业竞争力，会更加聚焦本国优势产业， 加宽加深本国优势产业领域护城河，会抑制我国头部产业赶超和技术升级。一是发达国家会深筑信息技术产业优势，信息技术革命会继续拉大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尽管新技术革命会带来大多数产业转型或淘汰，带来绝大多数的职业消失，但新技术革命的内核没有改变，产业变革仍由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引领，发达国家在信息技术等领域的技术领先带来产业优势并没有被削弱，未来几年部分产业领域的发展仍处于欧美发达国家主导的范式中，发达国家在这些领域的护城河可能还会加宽加深。二是在我国经济体量在全球比重提升、部分产业触碰发达国家核心利益领域的背景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会加强对先进技术的封锁，对我国技术升级进行定向打压，我国产业升级难度加大。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壮大， 中国不断推动制造业结构和技术升级，在高端装备、电子信息等高技术产业的研发投入不断增加，部分企业开始向由发达国家控制的中高端领域迈进，行业整体技术能力也有所提升，中国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正在逐渐缩小，产业竞争逐渐加强。中国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发展被认为已经开始触碰美国制造业的核心利益。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会主动进行战略调整，通过技术战等手段打压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深筑本国先进制造业护城河。
（三）欠发达地区新旧产业断档风险
我国欠发达地区大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加工型产业、原材料产业起步，在工业化初期、中期和短缺经济阶段，这些产业依靠要素投入和规模扩张就能实现快速发展。但是到了工业化后期，进入中低端产品普遍过剩阶段后，市场需求和要素条件发生显著变化，传统产业发展遭遇“天花板”，欠发达地区普遍显现要素集聚能力低、产业结构层次低和活力弱、竞争力弱“两低两弱”问题，面临新旧产业接续“断档”风险。特别是在以新经济为引领的新一轮区域发展中，创新已成为决定一个地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子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首要动能。欠发达地区在集聚科技、人才、创新型企业等创新要素和培育创新能力方面处于明显劣势地位，在新一轮竞争格局中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
实施三大战略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持续实施全面工业化战略
1 . 提升中西部地区工业化水平。依托成渝城市群等中西部重点地区， 以点带面推动内陆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交通、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顺畅国内产业跨省转移机制，创新和落实飞地经济等政策设计，鼓励和支持国内世界五百强企业向中西部布局，大力推动东部地区产业向内陆转移，在中西部地区因地制宜地建设一批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对传统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但仍有市场前景的行业，在支持其转型升级的基础上，引导其有序转移到我国成本相对较低的中西部地区。
2.开启工业发展新赛道。尽管我国工业门类较多，但依然缺失一些重要赛道，或是在这些赛道涉足未深。“十四五”期间要全力实施军民融合战略，推动军用技术民用，大力推动军事工业发展，建设军事工业强国。鼓励和支持中石化等国内重点企业进入农业化工和油气资源开采等产业和领域，依托国内市场推动我国大飞机快速商用和技术突破。
3 . 建设一批面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内制造基地。以西部和东北地区具有较好基础的工业城市为重点，依托“一带一路”国际贸易物流大通道，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需求，打造一批国内制造基地。
（二）主动实施深度工业化战略
1.谋划攻克一批卡脖子技术。梳理卡脖子技术短板，加强核心技术攻关，加快研究实施关键核心零部件、技术的可替代性措施。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转变产业政策支持方式，依托国内具有实力的重点企业，充分利用我国庞大的应用市场优势，选取一批“卡脖子” 技术，加强与日本、以色列、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合作开展联合攻关，鼓励和支持企业自主创新， 改变核心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
2 . 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引导大型制造商通过管理创新和业务流程再造，逐步转向技术研发、市场拓展、品牌运作的服务企业。鼓励制造企业剥离服务部门，以产业链整合配套服务企业，推进服务专业化、市场化、社会化。在一些产业基础较好、创新要素集聚的地区，重点打造一批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的平台和载体，提升产业集群内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相互协同和配套服务水平，促进制造与服务功能的产业链集合。
3.提升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质量，促进品牌中国建设，大力推动我国制造业生产环节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鼓励重点领域优势企业建立研发和营销体系，强化对全球市场和营销网络的掌控，提升我国企业参与全球供应链的主动权。
（三）努力实施智造强国战略
1.培育智能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加大5G、物联网、智能电网、工业互联网等基础设施投入，重点解决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落地过程中的体制机制、伦理道德等约束和障碍。加快出台政策保护工业核心数据、企业用户数据等数字化资产，营造有利于智能技术产业化的良好发展环境。打造全球智能技术创新创业高地，加速智能驾驶、智慧医疗、智能工业制造等新产业的落地。
2 . 实施智能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工程。支持一批掌握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优势平台企业推进传统产业智能改造服务，促进这些企业以服务商的身份加快人工智能场景应用，并提供具有针对性的相关服务，以人工智能赋能传统制造产品，推进智能制造向石化、纺织服装、机械等传统产业渗透。
3.在东部发达地区建立一批产业智能化基地。在东部选取一批条件成熟的地区，支持和鼓励建设智慧城市、智慧社区和智慧家庭，打造数字车间和智能工厂，以智能生产促进优势地区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同时拓展和培育新型智能产品市场。（参考文献略）（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与所在单位无关）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