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健瑞
当前，新一轮工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经济格局，引起各国产业分工的深刻调整，也为经济落后国家和地区带来了新的追赶机遇。近年来，我国东北经济增长出现了显著下滑，新动能培育明显不足，发展陷入困境。在新的发展阶段，东北应当结合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努力把握新工业革命给东北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培育和创造适应新工业革命的发展条件，真正实现东北的全面振兴。
新工业革命将引发全方位变革
纵观世界历史，全球已经走过三次工业革命，即以蒸汽技术革命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电力技术革命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以计算机及信息技术革命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从前三次工业革命的产生与发展来看，工业革命的出现具有三大特征：一是技术突破，即具有标志性、强渗透性和带动性的技术出现，如蒸汽机、电器、半导体、计算机等；二是产业赋能，新技术的出现将对产业发展带来极大的提升，一方面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实现转型升级，另一方面产生大量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三是社会变革，产业赋能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参与新生产的劳动者和享受新技术带来生活便利的居民对生产、生活有了新的想法和习惯，同时政府为了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出现并进一步促进其发展，在体制机制和行为习惯上将进行大面积和深度的改革，从而带来一场全方位的社会变革。
从近几年的发展来看，全球正在掀起一场新的工业革命，一是带有标志性、强渗透性和带动性的技术大量涌现，如下一代通信网络、物联网、三网融合、新型平板显示、高性能集成电路和以云计算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二是大量传统产业在新技术的融合下转型升级，如智慧物流、互联网金融、网约车等，同时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也层出不穷， 如共享经济、VR、基因技术、新能源、3D打印等。三是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在进行，如移动支付、网上购物等带来的消费变革，网约车、共享单车、高铁等带来的出行方式的变革，生物医药、远程医疗等带来医疗和健康管理的变革以及政府在面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和新环境时进行的体制机制的变革。
总的来说，新工业革命是一场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导，在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主线， 能源技术、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等多领域突破的“一主多翼”的技术变革下，对传统产业赋能并产生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最终引起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的全方位革命。
时代变革中的东北困局
东北困局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存在着偶然性中的必然性，其根源可追溯到中苏交恶之时的战略地位减弱以及后续战略的缺失。除战略以外，东北还面临着实体经济发展滞后，龙头企业带动能力不强，政府财政高杠杆与民间投资不足造成产业发展双重挤压，人才净流出造成东北人才结构失衡与高技术产业发展乏力等问题。
一是地缘战略优势丧失后的接续战略地位缺失。东北之所以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成为共和国长子并在很长时期处于中国经济领头羊的地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东北毗邻苏联，在中苏关系交好之时东北作为中苏交流的重地，其战略地位优势明显，大量的人财物流向东北，同时苏联的技术、人才等也入驻东北，为东北带来了初期的发展红利。但是随着中苏关系恶化和改革开放的到来，中国经济战略由东北地区向东南沿海转移，东北的战略地位逐步丧失，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生产要素也向东南沿海转移。2003年以来，中央面对东北经济发展缓慢的现状，决定从中央的高度来振兴东北，16年来共发布了《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04年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工作要点的通知》（国办发〔2004〕39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05〕36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3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等十余个针对东北振兴的指导意见和相关专项文件。这些文件从中央的高度上把握了东北地区的发展方向，并赋予了东北部分先行职能，但东北缺少先试的条件，导致很多优惠政策难以落实。同时从这些文件的内容来看，中央赋予了东北振兴诸多政策红利，但在东北战略地位方面并未给出足以吸引大量要素流入的优势，从而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层面都缺乏针对东北特性的大胆的、系统的政策配套与发展路径，因此使已经陷入困境的东北依然难觅出路。
二是实体经济发展滞后，龙头企业带动能力不强。随着东北现象加重，东北地区实体经济发展持续走低，从最新数据来看，2018年中国500强企业东北上榜15家，其中吉林3家，黑龙江2家，辽宁10家，仅为排在前三名北京的13%，广东的23%和上海的27%。从细分排名来看，2018年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东北仅上榜17位，中国民营500强企业东北地区仅占9席，由此可以看出东北实体经济发展缓慢并且“龙头” 较少。从近几年的发展来看，东北不仅龙头企业不足，原有的龙头带动模式也难以为继。东北经济发展的基础是重工业和制造业，而东北重工业和制造业主要集中在央企和国企手中。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大量民营企业诞生，由于东北特殊的资源环境和产业基础，大批民营企业主要依附于一个大型的央企或国企做产业链的配套，形成了以央企、国企为“龙头”，带动民营经济发展的模式， 如一汽集团，其配套企业多达数千家，民营企业超过半数。一汽集团的带动模式为典型的东北企业发展模式，东北各地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几个重要央企、国企来带动配套的民营企业发展，在荣辱与共的绑定模式下，伴随着大批央企、国企的衰落，众多民营企业也随之衰落甚至消亡。
三是政府财政高杠杆与民间投资不足造成产业发展双重挤压。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与产业转型的乏力，东北三省的财政刚性缺口越来越大，2014年合计为3562亿元，2015年增至5268亿元，2016年继续增长到5580亿元，2017年为8365亿元。从调研的数据来看，部分城市杠杆率过高，如东北某市， 年财政收入100亿元左右，借债高达1500亿元，不仅政府难以偿还， 同时政府投融资平台也集体陷入债务危机，日常工作从为城市发展进行投融资变成为保持政府不“破产”而到处借新债还旧债。在政府投资建设困难的同时，民间投资也表现不足，“投资不过山海关”充分体现了资金难以流入东北。2017年东北三省民间投资总额为21522.99亿元（因吉林省2018 年统计数据未出，故选取2017年数据），为同期广东省的93%，江苏省的57%。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来看，2017年辽宁为7.7%，吉林为1.3%，黑龙江为10.5%，与广东12.9%和江苏9.5%相比，黑龙江基本相当，辽宁略显缓慢，吉林明显滞后。政府财政困难与民间投资不足的双重挤压，使得东北产业发展动力明显不足。
四是人才净流出造成东北人才结构失衡与高技术产业发展乏力。根据2010年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东北三省人口外流共有400多万人，净流出人口数量达180 万人，且高层次人才占比较高。2010年至今，东北人才外流情况持续恶化。从相关调研数据来看，一是成熟的高技术人才大量外流，如一汽集团，近两年技术人才和高管外流（流出东北）达千余人，中国一重每年离职人员中技术人才占比达80%；二是应届毕业生本地就业较少，异地求学的东北学生回流困难，如《吉林大学2018届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显示，2018年本专科毕业生留在东北就业的比例为30.58%，研究生毕业留在东北的比例为37.63%。又如某机构调研数据显示，哈尔滨工业大学2017届毕业生中，留在东北就业的仅为13.63%，远低于当地生源占比，北京某高校2017年本科毕业生中，有意愿去东北择业人数为0。由于成熟的技术人才外流与应届毕业生供给不足的双重挤压，造成东北高技术产业竞争力持续下降，如汽车、航天、机器人、生物医药等产业都出现竞争力下降趋势。
寻找新工业革命下走出东北困局的出路
东北在近年来发展虽然面临着重重困难，但是这些困难都是基于传统产业发展模式来思考和评价的，在新工业革命拉开序幕之际， 东北应抓住新工业革命发展的机遇，积极应对新变化，践行新思路，应用新手段，努力将发展困难之危转为创新发展之机。具体建议如下：
一是把握战略机遇，重拾战略地位。一方面，建议把握现有的战略机遇，充分利用中央赋予的先行职能。近年来，中央对于东北提出若干先行区建设的建议，特别是在对接京津冀、制造业升级、政府体制创新等方面。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 “支持辽宁西部地区加快发展，打造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先行区”“努力将东北地区打造成为实施‘中国制造2025’的先行区”， “积极推进建设大连金普新区、哈尔滨新区、长春新区，努力打造转变政府职能和创新管理体制的先行区”等。东北应该充分把握中央赋予的先行职能，一是与京津冀协同发展，吸引京津冀高端装备制造业、智能制造、“智能+”产业落户东北，同时围绕京津冀产业特点， 建立生产性服务业生态聚集区为京津冀产业发展配套；二是在东北三省内部实现跨区域合作与布局，构建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天航空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业装备、新材料、生物医疗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十大领域为核心的产业体系；三是围绕行政体制改革，建立东北“新区体制”，对标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开展体制创新。
另一方面，建议深度挖掘潜在的战略机遇，充分开发东北自身的优势与潜能。除中央已经赋予的先行职能以外，东北应该充分挖掘自身潜能与地缘优势，争取中央赋予更大权力的先行先试职能。一是把握新工业革命的机遇，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导，争取在东北建立“中国新工业综合试验区”；二是利用好新工业革命与东北亚桥头堡的机遇交汇，充分发挥日韩在智能制造方面的技术优势、朝鲜的人力成本优势和俄罗斯的能源优势，在东北布局东北亚智能制造合作区。
二是践行发展战略，建立政策“特区”。围绕东北先行先试的战略，一方面降低企业投资成本，加大吸引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类型的内资企业投资。一是充分考量不同类型企业特点，建议在水费、电费等方面给予补贴或是降低费用，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二是在税收方面，充分考虑企业和个人两个方面需求，从留企和留人两个方面着手，建议在现有的降税基础上大幅度降低企业增值税和高管个人所得税，让企业和高管都能切身体会到留在东北发展的税收优势。
另一方面，面向东北亚国家， 提升吸引外资能力。一是建议在大连金普新区、哈尔滨新区、长春新区等地放开服务贸易，吸引国际优质的生产性服务业落户东北，为新工业革命下的重点战略型企业提供优质的产业配套；二是建议在东北建立国际仲裁体系，为落户东北的跨国企业提供仲裁便利与法律保障；三是建议建立政府和企业合作形式的外资服务体系，为外资企业落户东北提供便捷、翔实的投资指南、合作对接等服务。
三是提升人力资本，优化人才结构。产业发展要靠人，区域经济增长也要靠人，东北大量人才外流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企业感觉到招人难、用人难和人难用，从而导致企业发展迟缓或者外迁，由此又引起了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难题。面对此难题，一方面要利用好政策优势，实现企业投资带动人才回流；另一方面，建议构建人才培养体系，特别是针对新工业革命下的战略新兴产业的人才培养体系。一是建立校企联合培养模式，针对企业所需，培养企业急需、产业紧缺的战略型和实用型人才。二是建立校校联合培养模式，针对东北地区的战略新兴产业，建立跨学校教育联盟，针对产业发展的难题和前沿培养各类型人才。三是建立跨国人才培养模式，针对东北面向东北亚合作的特点，与东北亚国家的企业和高校联合培养人才。
四是构建智能金融，建立专项基金。东北不仅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也面临着投资不足的窘境，同时还存在着金融体系不完善，金融机构服务能力较弱的问题。面对新工业革命下的产业变革趋势，东北亟需建立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一是建议建立智能金融体系。智能金融即人工智能与金融的全面融合，以金融支持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高新科技发展，并以其为核心要素，全面赋能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改善客户体验、提升金融机构的服务效率，拓展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使得全社会都能获得平等、高效、专业的金融服务，实现金融服务的智能化、个性化、定制化。智能金融的建立有利于金融服务的高效与安全，同时降低政府在投融资方面的成本，提升企业在金融服务中的体验度。二是建议东北三省联合建立中国新工业产业基金，并在各省内建立专项产业基金，通过基金的方式引导企业进驻东北。
五是构建符合新工业发展的产业生态。从产品竞争到产业链竞争再到产业生态竞争，现代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产业生态体系的支持。新工业革命带来了科技、产业、管理等多个方面的变革与升级，需要有更加全面、系统和专业的产业生态服务，特别是在原有产业生态系统上的升级。在新工业革命下，东北乃至全国大部分地区原有的产业生态已不符合产业与技术发展方向， 抓紧构建符合新工业革命的产业生态对东北而言既是紧迫的任务，也是东北实现赶超的难得机遇。一是搭建科技创新、收储与转化平台， 针对新工业革命的主要技术方向开展创新与孵化，带动创新能力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促进东北产业结构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二是建立完善的创新创业服务体系，集聚全球高端创新创业资源， 解决人才、技术、资金、物流、信息等多方面的创新创业需求，为企业从无到有的整个过程提供完备的服务链条；三是建设完善的产业链体系，针对重点产业发展上下游配套产业及服务，加强企业间的关联和协作，形成共享共荣的生产系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研文化传媒集团（国研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