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宜昌库区:文化资源保护困境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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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雪霏

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讲话中强调,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保护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生态建设的实质是通过努力去再建和谐的生态系统。当前中国正处于生态建设的关键时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一个从文化的视角实现和谐生态的政策空间。从文化生态视域来探讨三峡宜昌库区文化资源保护的困境与发展,系统梳理文化与生态的关系, 对于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有着积极的现实价值。

三峡宜昌库区文化资源现状

长江三峡(简称“三峡”)原本是一个以峡江地区为界限的地域概念,但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内涵解读,也形成不同的文化内涵。从地理的角度,现在约定俗成的三峡是指长江流经重庆奉节县的白帝城至湖北宜昌市的南津关中间一段峡江,由瞿塘峡、巫峡、西陵峡组成,全长约192公里。杨守敬在《江水注》中按云:“此云广溪峡为三峡之首,下云江水东迳巫峡,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又云,江水东迳西陵峡, 所谓三峡,此其一也。是郦氏以广溪、巫峡、西陵为三峡。”除了传统地理学意义上的三峡,广义的大三峡地区包括重庆市和湖北宜昌市、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及神农架林区。大三峡文化是在这个自然地理环境相似、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地域系统中形成的具有趋同性的文化体系。

三峡库区则是具体被三峡工程扩大的工程空间、生态空间和地缘区域,是三峡水库的主流水系和库内呈辐射状的支流涉及地区。三峡库区是受到三峡工程影响最直接、最深远的区域,也是研究三峡文化的核心区域。三峡宜昌库区具体包含隶属于宜昌市的三个县兴山县、秭归县、宜昌县,其中宜昌县2001 年7月被撤销设立为宜昌市夷陵区。从兴山、秭归再至夷陵,长江水路出西陵峡而化险为夷,自西往东高山渐变丘陵。其中兴山县、秭归县以及夷陵区北部和西部处于山地, 兴山县是宜昌市海拔最高点。这里长期地僻而贫,环境封闭,独特的峡江风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其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献遗产最具代表性。

1.三峡宜昌库区文化遗产数量多,整体水平较高。它显示了巴楚文化浓郁的历史氛围和朴实的民俗风貌,其产生大多与“山”、“江”有关,是自然景观、历史文化与现代人文景观组成的多元文化。作为代表性文化资源,此区域有黄陵庙、凤凰山古建筑群、杨家湾老屋、李来亨抗清遗址等4项入选国家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以屈原端午节风俗作为重要内容的中国端午节节日文化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王昭君传说、兴山民歌、下堡坪故事、宜昌丝竹、长江峡江号子、薅草锣鼓、屈原传说等7项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并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5 名。此外, 该区域还拥有两个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秭归文化生态保护区、夷陵文化生态保护区,22处省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9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三峡宜昌库区文化遗产类型相对集中,风貌相对保存完整。三峡宜昌库区文化在古代建筑、民间音乐、民间文学等方面具备很高的水平。26处省级以上文物重点保护单位中14处为古代建筑,17项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11项是民间音乐等表演艺术类文化资源。受限于山高林密、沟深谷幽、山多土稀的自然环境,长期以来此地区手工业和商业并不发达。各类型文化资源发展不均,高水平的文化资源都集中在民间音乐、民间文学等方面,传统知识技艺资源相对缺乏。同时由于交通不便、农业发展缓慢,文化遗产的原初形态反而相对保存较好。兴山民歌被誉为巴楚古音乐活化石,证明了我国传统音乐顽强的生命力和稳定的遗传性,其特性三度体系还佐证了曾侯乙编钟的音律,促进了生律法的探索。

3.三峡宜昌库区文化遗产具有同构相似的集聚特点。这体现在联合申报的文化遗产中,峡江号子就包括秭归县、宜昌市夷陵区、宜昌市伍家区,顺江而歌,与长江流势相合;薅草锣鼓则包括宜昌市夷陵区、秭归县、宜都市、五峰县、长阳县、兴山县,沿山而传,与其田歌本质相呼应。不同类型的文化遗产之间更存在一种内在的文化逻辑联系,具有交叉性,相互影响。兴山民歌的保存主要依赖于薅草锣鼓,薅草锣鼓兴则民歌兴,没有薅草锣鼓就没有兴山民歌。秭归建东花鼓戏的正腔从皮影戏中化用, 小调则来源于夷陵地花鼓,兴山踩堂戏由皮影戏和花鼓子演化而来, 各类型之间互相吸收、交叉影响。这种交叉性还体现在非遗传承人自身,刘德方是下堡坪故事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但他早期就是一个皮影戏艺人。所以除了讲故事,他会唱五句子歌、薅草锣鼓, 丧鼓歌词、皮影戏文也是张口就来。除了《野山笑林》等故事集, 其传唱的三峡情歌《郎啊姐》、皮影戏《皮影之恋》都是三峡民间文学的瑰宝。

4.三峡宜昌库区一些新的文化资源值得关注。随着2018年中国第一批工业遗产名录的公布,我国对于工业遗产的保护进入了真正的实践保护阶段。承认其文化价值,是文化资源理念的一次发展。以三峡大坝为代表的三峡水利工程是当代工程文化不能忽视的一页。三峡大坝是中国最大的水利工程,有20 多项经济技术指标名列“世界之最”,是中国水利技术的巅峰。宜昌地区襟山带水,辐揍四方,长江及其支流清江穿境而过,国家在此地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清江隔河岩水利枢纽工程、高坝州水利枢纽工程和水布垭水利枢纽工程,形成了以三峡工程为代表的中国水利文化。如果说工程文化是对工业历史的一种回顾,那么关注保存的任何介质的珍贵文件以及系统记录的文献遗产则更是面向未来的思考。作为目前我国规模最大、涉及范围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文物保护规划,对于三峡文物的保护和抢救也催生了《大三峡》等系列记录性文献与影像资源的产生。从语言、文字到二维的形象、场景发展到三维的立体影像,是三峡到三峡工程的重要史料。

文化资源保护困境与原因

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就在于某一种文化资源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关系以及不同文化资源在特定文化环境下相互作用形成的关系的良好。文化资源与其所处的文化生态系统的关系形成了区域文化资源的特性,它既是每一种文化资源各自的特性,也是各种文化资源区域内相互作用形成的关系。在文化生态系统中,每一种文化资源都拥有自己的地位,占据一定的空间、发挥一定的作用。文化资源保护的困境则在于当外来的冲击或干扰超越了 “生态阀值”的这个限度,文化生态系统就会失衡。

1.文化资源保护困境

原真性向景点化的转变。由于物质文化遗产基本上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所以保证其物质形体资源的原真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原真性首先是对实物的“本体真实”,其次是强调环境的“真实”。由于三峡工程的兴建、水位的提升,搬迁复建是该地区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从2000年到2010年, 秭归县内24栋古建筑陆续迁建到凤凰山构成景区,古建筑群发挥资源比较优势、打造文物景观,成为三峡库区最大的文化遗产保护基地和屈原文化展示平台。一方面从建筑单体而言,迁建工作坚持“修旧如旧”,从建筑形制、建筑结构、建筑材料到工艺技术最大限度保证了资源自身的实体真实。另一方面, 受限于地形条件,搬迁保护的单体之间的聚落方式、环境构成不能维持原状,古民居定位为观赏、参观用途,失去了内部应有的功能活动的相应支撑。牌坊、古桥、溪流、青石路相得益彰的古城生活消失, 古民居之间沟渠相连的排水工程, 围绕江渎庙以天人合一之意进行的房屋分布都被景区统一的功能规划所代替,生活变为展示、实用变为观赏。只有物质形体本征,缺少环境文化内涵,应有功能活动的相应支撑缺失,很容易使单体的保护流于形式。

活态性向静止化的转变。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它的传递更多需要在表现过程中体现传承,包含着保存文化要素与保护文化生命力两个层次。保存要素首先就要保护、挖掘其蕴涵的文化基因,这些文化基因映射出不同民族的精神信仰、审美意蕴、价值取向、生活方式等,但在实际保护中常常发生圈隔固守、采集保存等简单化的处理方式。划龙船本是屈乡民众自古沿袭的端午节群众性自发活动,有着特定的程式和技艺。“斗舸红旗满急湍,船窗睡起亦闲看。”(陆游《归州重五》)近年来划龙船被体育竞技的龙舟竞赛所替代,参照国际轻艇总会制定的竞速规则,标准化的玻璃钢材质、

统一的规格设置、固定的人员配置。传统木制龙舟失去了存在的生活载体,只是偶尔成为端午文化旅游中的一个展示品,存在着在封闭状态中的程式化呈现的风险。文化生命力的延续与表达也面临着断代的静止化困境。一方面,因生产工具和劳动方式改变等多种因素, 许多产生于农耕时代生活和生产需要的文化已失去其实用性。木船被机动船舶所代替,长江暗礁没入江底、天堑已成通途,长江峡江号子因实用性消失而后继乏人。随着激流险滩中的劳动生活场景的消失, 号子手已没有机会体验当年船工们的生活,来自生命体验的“ 喊” 号子变成了舞台上的表演。另一方面,因为百万大移民,库区群众要不同程度的抛弃形成并维持很久的地缘、血缘关系及其他社会关系网络,重新寻找自己的角色定位。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造成原有的集体文化认同感消失, 文化生活体系需要重建。适应新兴文化的冲击与坚持本地文脉的传承、发展环境的脆弱与传承途径的单一、文化生命的缺乏和停滞失传的境地,这都是三峡宜昌库区文化在社会转型期所面临的复杂情势。统一的规格设置、固定的人员配置。传统木制龙舟失去了存在的生活载体,只是偶尔成为端午文化旅游中的一个展示品,存在着在封闭状态中的程式化呈现的风险。文化生命力的延续与表达也面临着断代的静止化困境。一方面,因生产工具和劳动方式改变等多种因素, 许多产生于农耕时代生活和生产需要的文化已失去其实用性。木船被机动船舶所代替,长江暗礁没入江底、天堑已成通途,长江峡江号子因实用性消失而后继乏人。随着激流险滩中的劳动生活场景的消失, 号子手已没有机会体验当年船工们的生活,来自生命体验的“ 喊” 号子变成了舞台上的表演。另一方面,因为百万大移民,库区群众要不同程度的抛弃形成并维持很久的地缘、血缘关系及其他社会关系网络,重新寻找自己的角色定位。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造成原有的集体文化认同感消失, 文化生活体系需要重建。适应新兴文化的冲击与坚持本地文脉的传承、发展环境的脆弱与传承途径的单一、文化生命的缺乏和停滞失传的境地,这都是三峡宜昌库区文化在社会转型期所面临的复杂情势。

整体性向碎片化的转变。文化资源脱离了其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成为孤立的文化碎片。特定的文化生态是文化资源产生的基础, 是具体的时间和空间耦合的整体性场景。目前文化资源保护工作对单体项目的基本内容、相关器具、基本特征甚至濒危状态都有较为详细的资料记录和整理,但对其历史渊源、传播路径则较少涉及,对某种类型文化资源的文脉形貌全面性更是描述有限。比如同源的民间音乐就有建东花鼓子、夷陵地花鼓、兴山花地鼓、建东花鼓戏; 兴山围鼓、秭归杨林堂鼓、夷陵樟村坪围鼓也属同脉;皮影戏就有秭归皮影、夷陵分乡皮影等等,这些文化资源的分类存在着零星分散、聚合性差的现象。庞杂的项目构成有助于厘清区域文化资源的基本情况,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文化资源分布的区域横跨行政区县的情况非常多,文化资源的全貌更需要整体性把握。在历史的行政区域设置中,兴山与秭归、巴东、夷陵(今宜昌)等地本身就分分合合达十次之多,秭归与兴山更是长期同属归州所辖、时分时并。很多文化事项是异世同乡、异乡同源,联系紧密。究竟是具有个性特点的单体项目还是有历史渊源的区域文化延续, 受限于行政区划与资源高地的抢夺,易缺乏对文化资源的历史渊源、传播路径的文脉整体把握,也割裂了完整统一的文化空间形态。

2.困境产生的原因

经济基础与社会发展的原因。目前,文化资源的大部分在农耕文明时期产生,在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主导的城市化、全球化、现代化浪潮中,它们部分或全部丧失了生存与发展的土壤。与小农经济密切联系的文化形式自然衰落。没有了换工搭伙、互助合作的集体化劳作方式,薅草锣鼓以及依赖于其的兴山民歌面临消亡。生产产业化极大冲击了文化的多样性,手工劳作的丰富性让位给工业化生产的标准化和高效率,提篮、撮箕、筛子等篾匠技艺逐渐被价格便宜、款式多样的塑料、不锈钢的流水线生产所替代。城镇化的进程加速了对传统生态环境的消解。农村人口大量流动、农村人才大量流失, “ 人走村空”导致费孝通描述的“文化侵蚀” 现象反复出现。凭借经济发展的生硬手段,现代城镇的生活方式强行介入了农村的传统文化,民间文化在形式上越来越靠近城市的风格,丧失其乡土性和草根性。大众传媒的飞速发展也存在导致社会审美越来越追求单向度和直观化的弊端。与互联网人人都可自由参与的全民狂欢相随的则是虚假信息、垃圾信息的充斥, 艺术的完整性被扼杀。

思想意识的原因。一是价值理念利益化倾向。在三峡宜昌库区, 文化资源非常丰富但物质财富却相对贫乏。对文化经济属性的强调带来的是建筑景点化、艺术展演化、民俗产品化。民间信仰因情感的消减而淡化,集体记忆因传播的稀释而模糊,之前更依赖于社会伦理意义的运作方式向市场化、产业化发展。二是审美情趣娱乐化倾向。因三峡工程建设造成的移民社会,打破了依赖血缘、姻缘和地缘关系形成的传统聚落。重建家园的过程中,年轻一代对原居生活的文化反而淡漠,存在着文化传承“断崖”的危机,年轻一代与传统的审美情趣逐渐割裂。三是文化观念偏狭化倾向。地方保护主义容易造成文脉断裂,“一亩三分地”的壁垒思想还是普遍存在。峡江号子与川江号子之争就是如此,用行政区划代替了文化资源在现实生活中所呈现出的活动边际。

政策制度的原因。我国还处于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初始阶段,政府在文化资源保护与发展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国家层面的框架性立法已经基本实现,但根据不同文化资源制定的具体行为要求相对偏少。尤其是文化工作基层单位县一级行政区划的实施条例等政策制定相对薄弱。对于文化资源也缺乏科学评价标准,在管理实际中常常按其所呈现的物化形态单一分类,对生成过程和深层意义并未重视。比如皮影的申报中,皮影戏作为传统戏剧类申报,皮影制作又作为民间手工技艺申报,人为地将皮影分解为几个单项。项目的实施也缺乏监管政策落实,对于文化资源的重申报轻保护、重开发轻管理的现象还较为明显。文化资源的申报程序、制度等体系建设逐渐完善, 但申报成功后的管理、履职与考核办法却相对滞后。

三峡宜昌库区文化资源保护建议

三峡宜昌库区上承巴蜀、下连湖广,既是中国历史上南北文化碰撞融合的重点区域,也是长江流域东西部文化的交汇地带。三峡超级工程的建设又加速了本地区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的文化异化,具有中国社会在现代化、后现代“三级两跳”转型夹缝中的代表性。该地区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但不同类型文化资源的发展现状不均衡。区域经济发展缓慢,工业化、现代化程度不高,产业结构正在调整之中。具体而言,该地区内生发展要素要以屈原、昭君、三峡工程等这些垄断性、地域性的特殊资源为中心,外生外展要素则要以政府为主导、通过政策实现保护,这是属于典型的政策聚焦模式下资源型区域文化发展模式。

文化资源的“保护”包含着文化资源状态的记录、现存文化资源的维护以及现代社会中文化传承与创新三个层次。通过对文化资源的保护,文化资源与其所处的文化生态达到协调,通过保护实现区域多样化的文化共生,最终实现文化遗产原真性保护、文化多样性保持以及文化可持续性发展。从文化生态视角探索文化资源的保护也从文化与环境的关系展开,具体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文化资源本体,一个是其所处的文化生态环境。

1.基于文化本体特征的文化资源保护

(1)基于文化功能的分区保护。开展遵循城乡功能差异、发展规划的文化分区保护,积极发挥城镇在文化引领、技术支持、管理制度上的优势,最大限度保存与维护文化资源。可使城镇化程度较高的夷陵区成为区域文化的信息中心,充分发挥其公共服务职能, 成为区域文化的网络中心。资源丰富、特色鲜明,文化原初形态维持较好但经济上欠发达的山区县兴山、秭归,实施分而治之的典型保护。通过对典型项目、传承基地的授予和扶持,以点带面,扩大民间文化影响。

( 2 ) 基于文化特征的分类保护。物质文化遗产强调的是以“物”见文,以遗址遗物为代表的物质“资源”元素是其根本。通过展示性的保护与开发,可更好发挥其作为文化符号所具有的真确性独特价值。博物馆展示是可移动物质资源很好的展示途径,文化遗产与旅游结合的文化旅游则是古建筑、遗址保护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的有效途径。非物质文化遗产强调以“人”见文,以人为本的活态保护是其核心,体验式的保护更适合传播与传承。这既包括传统的工作坊式参与,舞台实景沉浸式体验, 更包括与旅游开发结合的体验式旅游。

(3)基于文化发展的分层保护。目前的生态环境已脱离纯粹的自然环境,是经过长期历史沉淀延续下来的次生生态环境。生态层次是文化现象在社会发展中“适者生存”的生态法则的体现,分为原生态和次生态、新生态两种衍生态。处于原生态的文化内容目前基本已经不具备生存土壤和条件,应以记录的保存性保护为主,强调对于某一项文化资源记录的深度和广度。处于次生态的文化内容在特定的环境中还可勉强流传,应以引导性保护为主, 增强吸引力,引导民众进行文化认同。处于新生态的文化内容包含着适合时代发展的元素,在现实生活中依然具备生命活力,应以开发性保护为主,实现保护与利用的良性互动。

2.基于文化系统的文化资源保护

( 1 ) 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环境保护。文化资源保护与社会发展相结合,将历史文化名镇建设、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村建设与文化资源保护相结合。深化“一乡一品”、一地一特,打造一批文化品牌,由点成线、汇聚成网,突出“峡江”特色、用好“屈原”、“昭君”名人文化, 进行产业升级开发。将文化资源保护与文化旅游、文化产业开发相结合。结合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遵循民族审美和价值取向, 立足文化资源的特性,以展示和体验文化内涵为主题。逐步从Culture+Tour的传统模式发展为Culture+Techology一源多用,用科技手段丰富利用形式、提高文化产品开发程度,在有效保护文化资源、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突显其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

(2)基于机制体制的保护制度体系。建立专门的保护机构、有效的组织管理体系和相应的监督制度。从制度层面,明确各级政府、各相关主体在文化资源管理上的权、责、利,明确职责、分工协作。通过提升历史文化意识,准确定位以历史文化为基点的区域功能,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横向联合和纵向联动的保护利用机制。统筹运用政府专项资金, 拓宽资金渠道。抢抓鄂西文化生态旅游圈、对口支援、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战略调整等历史机遇, 形成以政府为主导, 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慈善机构和个人(志愿者)等多元主体参与的保护机制。

(3)基于文化自觉的保护保障体系。重视现代技术,加大宣传。在“宜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 基础上, 丰富扩容设置宜昌地区文化资源数据库, 为文化资源保护提供良好的信息环境。加强基础投入, 营造良好氛围。以宜昌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为抓手,以文惠民、推进创新、增强活力。借助专业机构, 教育引导。特别是充分发挥本土三峡大学、炎黄文化研究会等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中专家学者们的作用, 扩大培训积极培养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专业人才。鼓励编写乡土教材, 文化“ 进校园、进教材、进课堂”,通过基础教育传授、普及、传播文化,在体验中增强文化认同。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中心/中南民族大学人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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