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家训中的廉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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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中国人一向重视家庭建设, 重视良好家风的培养与传承。作为家风的重要载体,家训历来也受到人们的重视,在古代众多著名家训中,廉政文化是所强调的重要方面之一,至今仍值得学习和借鉴。

修身自律

对于家训,《辞源》的解释是:“家训言居家之道,以垂训子孙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训的形式较为广泛,如家令、家诫、家戒、家规等,其内容在家范、家礼、家约以及教子诗、示儿书、家书中也经常有所涉及。《尚书》有《诫伯禽》一篇,讲的是周公在其子伯禽前往外地上任前提出6点训示,主要内容是居安思危、谨慎做事等,这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家训。其后,家训文化一直绵延传承、长盛不衰, 著名的如《章氏家训》《颜氏家训》《朱子家训》《袁氏世范》等,其中许多名言警句至今仍脍炙人口。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修身与立志,《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在古代的家训中,修身、立志是一项重要内容, 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在《诫外甥书》中说:“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疑滞, 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稍后的嵇康在《家诫》中强调“人无志,非人也”,他训导儿子:“若志之所之,则口与心誓,守死无二,耻躬不逮,期于心济。”南北朝时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说: “及至冠婚,体性稍定;因此天机,倍须训诱。有志尚者,遂能磨砺,以就素业;无履立者,自兹堕慢,便为凡人。”明代王阳明在《示弟立志说》中也指出:“夫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 

儿女们从小立志,这是父母的心愿。所立之志,有的强调勤学成才,有的强调忠信笃敬,有的强调守身自律。西晋时羊枯在《诫子书》中说:“愿汝等言则忠信,行则笃敬。无口许人以财,无传不经之谈,无听毁誉之语。”《颜氏家训》告诫子孙千万不要不学无术:“或因家世余绪,得一阶半级,便自为足,全忘修学;及有吉凶大事,议论得失,蒙然张口,如坐云雾;公私宴集,谈古赋诗,塞默低头,欠伸而已。” 宋朝时袁采在《袁氏世范》中说:“ 盖财物交加, 不损人而益己,患难之际,不妨人而利己, 所谓忠也。有所许诺,丝毫必偿, 有所期约,时刻不易,所谓信也。处事近厚,处心诚实。” 

在古代许多家训里都有告诫子孙加强学习、提高个人修养的内容,强调通过修身守志,来培养道德人格。宋朝时吕本中认为修身立志是未来做一名清廉官员的基础, 他在《官箴》中说:“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则知所以持身矣。”通过加强个人修养以省思慎独、克己自律, 这是古代大多数人的共识,也是古代家训所强调的重要方面。

以俭养廉

节俭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之一,《周易》说“君子以俭德辟难”,《墨子》说“俭节则昌,淫佚则亡”,李商隐在《咏史》诗中说“成由勤俭破由奢”。历代以来的家训往往都会提到勤俭持家,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颜氏家训》强调:“俭者,省约为礼之谓也,吝者,穷急不恤之谓也。”宋朝时倪思告诫后人: “ 俭则足用, 俭则寡求。俭则可以成家,俭则可以立身,俭则可以传子孙。”明末时朱柏庐在《朱子家训》中以“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为开篇,强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些都体现出对子孙后代注重节俭、勤俭持家的要求和期望。

在古人看来,节俭不仅是家庭生活中的美德,而且可以上升到治国理政的高度去看待。《逸周书》记载,周文王告诫儿子说: “厚德广惠,忠信爱人,君子之行。不为骄侈,不为靡泰,不淫于美, 括柱茅茨, 为爱费。” 唐太宗李世民在亲自撰写的《帝范》中说:“夫圣代之君,存乎节俭。富贵广大,守之以约;睿智聪明,守之以愚。不以身尊而骄人,不以德厚而矜物。”清朝康熙皇帝在《庭训格言》中教谕子孙应当“清心寡欲”,认为这是保持基业长青的关键。

对于各级官员来说,养成节俭的生活作风还有助于廉洁从政。范仲淹以清廉为官著称,在他的教育下, 儿子范纯仁也成为一名清廉的官员,范纯仁通过切身体会提出“惟俭可以助廉”。司马光在给儿子的《训俭示康》中说:“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人皆嗤吾固陋, 吾不以为病。”《袁氏世范》强调:“勤与俭,治生之道也。不勤则寡入,不俭则妄费。寡入而妄费,则财匮,财匮则苟取,愚者为寡廉鲜耻之事,黠者入行险侥幸之途。”明朝时周怡在《勉谕儿辈》中说:“饮食衣服,若思得之艰难,不敢轻易费用。酒肉一餐,可办粗饭几日;纱绢一匹,可办粗衣几件。不饥不寒足矣,何必图好吃好着?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则子子孙孙常享温饱矣!” 

平时生活奢侈的人更经不起诱惑,所以司马光在家训中告诫儿子“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袁氏世范》提醒子孙后代千万不要因奢靡而不量财力,认为那些都是“妄费”。明朝时温璜整理其母陆氏平日教诲所编著的《温氏母训》中说“做人家,切弗贪富,只如俗言‘从容’二字甚好”,指出:“假如八口之家, 能勤能俭,得十口资粮;六口之家,能勤能俭,得八口资粮,便有二分余剩。何等宽舒,何等康泰。” 晚清名臣曾国藩告诫在家乡的子弟:“ 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漪禾等事,亦时时学之。庶渐渐务本而不习于浮佚矣。”晚清另一位名臣丁宝桢告诫儿子:“家用务宜节省,肥浓易于致病,不如清淡之养人。华服适滋暴殄,不如布衣之适体。试看做官之家,奢侈无度者,究有几人可长久?” 

拒腐防变

中国人崇尚重义轻利,具体到为官从政,强调必须首先做到公私分明,不能假公济私、因公废私。战国时田稷担任齐国相,曾“受下吏之货金百镒”,母亲得知后告诫他“非义之事,不计于心。非理之利,不入于家”,田稷“惭而出, 反其金,自归罪于宣王”。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晋朝时陶侃的身上, 他曾是一名管理渔场的小吏,利用职务之便将公家一坛干鱼化为己有,陶侃将这坛鱼送给母亲, 母亲拒而不收,写信批评儿子公私不分:“以官物遗吾,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矣!”宋朝时,欧阳修的侄子欧阳通理在外为官,打算买一些当地出产朱砂送给叔父, 欧阳修认为这种做法不妥,写信批评侄子说:“汝于官下宜守廉,何得买官下物?”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出自《增广贤文》,这部书里就汇集了许多古代的家训。古人不反对取利,但反对不择手段地逐利。唐朝时卢氏经常告诫儿子要当一名清官, 当听说在外为官的人“贫乏不能存”时认为是个好消息,如果听到是“资货充足,衣马轻肥”则是坏消息,卢氏在写给儿子崔玄暐的信中说:“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明朝时庞尚鹏在《庞氏家训》中说:“田地财物,得之不以义,其子孙必不能享。古人造‘钱’字,一金二戈,盖言利少而害多,旁有劫夺之祸。其聚也,未必皆以善得之;故其散也,奔溃四出,亦岂能以善去,殃其身及其子孙。”清朝时吴汝纶作《谕儿书》,其中说道:“作官之钱, 皆取之百姓,非好钱也,故好官必不爱钱,吾虽无德,岂愿以此等钱豢养汝曹、私妻子哉?” 

公私分明才能拒腐防变,除此之外还要谨慎交友,这也是古代家训强调的重要方面。孔子教导学生:“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 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颜氏家训》中说:“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 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墨子悲于染丝,是之谓矣,君子必慎交游焉。”曾风行于唐宋之际的《太公家教》引荀子的话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宋朝时江端友认为:“与人交游,宜择端雅之士,若杂交终必有悔,且久而与之俱化,终身欲为善士,不可得矣。”清朝时张英在《聪训斋语》中认为:“人生二十内外,渐远师保之严,未跻成人之列。此时智识大开,性情未定, 父师之训不能入,即妻子之言亦不听。惟朋友之言,甘如醴而芳若兰。脱有一淫朋匪友阑入其侧,朝夕浸灌,鲜有不为其所移者。” 

中国人重家国情怀,重视家庭教育,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家与国始终紧密相联,强调“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认为“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家国为”。在这种家国同构的传统精神下,家风不仅是自家庭院之内的事,而且关联着整个天下,而绵延不断的家训文化也就成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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