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历代以来，人们对诸葛亮的评价都非常高，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视诸葛亮为学习的榜样，认为他是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忠臣楷模。那么，诸葛亮的“忠”，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忠于国家
诸葛亮去世于蜀汉建兴十二年（234年），自那时迄今近1800年来，世人对他的纪念和评论从未间断。截止到清代，关于诸葛亮的评论、考证文章就有400多篇，参与评论的涉及180多人，其中包括晋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康熙、乾隆等帝王，程颐、朱熹、王夫之、章太炎等学者，李白、杜甫、苏轼、陆游等文学家，岳飞、文天祥等爱国将领，评论者范围之广、规格之高在三国时期历史人物中首屈一指，在各代历史人物中也是非常突出的。
历代以来对诸葛亮的评价多持颂扬态度，称颂的重点在其忠君为国、兴复汉室、矢志不移以及高尚的个人品德等方面，认为诸葛亮是“三代以下第一流人物”，有谁做出了特殊表现，常常被比作诸葛亮。诸葛亮年轻时自比管仲、乐毅，西晋张辅作《乐葛优劣论》， 对乐毅和诸葛亮二人文治武功方面进行了比较，得出结论，认为诸葛亮有文武之德，奇策泉涌、智谋纵横，又有恩泽于百姓，所以他的历史地位不仅比乐毅高，更可以与伊尹、姜尚相比。
当然也有一些批评声音，比如一个颇为流行的看法是，诸葛亮协助刘备与孙权结盟，在赤壁之战中打败了曹操，让曹操统一天下的进程受阻，造成后面三国鼎立的局面，从历史发展进程看“诸葛亮等人应该是历史的罪人”。这个说法貌似有些道理，其实没有搞清楚赤壁之战的性质，赤壁之战仍属群雄混战阶段，因为在当时除曹操外还有孙权、刘璋、张鲁、刘备以及关中诸将、辽东公孙氏等割据力量， 大家其实都不反对统一，只是由谁来统一，还需要通过竞争来解决。
刘备死后诸葛亮“ 开府治事”，先后五次北伐，对此也有不少非议和微辞，有人怀疑诸葛亮北伐的动机，认为他是“为一己之私而发动战争”；有人怀疑诸葛亮的能力，认为他不明智，“明知不可为而为”。这些看法忽略了当时的历史环境，我们今天称刘备建立的政权为“蜀汉”，而在当时就是“汉”，是东汉政权的延续，刘备以汉室继承者自居，诸葛亮协助刘备制定的国策是“兴复汉室，还与旧都”，他们坚持“汉贼不两立， 王业不偏安”，他们认为天下是一个整体，即便实力不如对手，也不能就此偏安于西南，这才是诸葛亮屡次兴兵北伐的原因。
如果只为一己之私或子孙后代的荣华富贵，偏安也许是更好的选择，但诸葛亮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在中国人内心深处素来有家国情怀，其中有《礼记》所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文理想，有《孟子》所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的社会责任，也有《岳阳楼记》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任担当，但所有这些都离不开一个基础，那就是对“大一统”国家的忠诚和坚守，尤其在乱世里，即使面临分裂已不可避免的现实，也不放弃对实现国家统一的努力，这是对国家最大的忠诚。
忠于人民
诸葛亮“开府治事”伊始， 把发展经济、提高国力作为头等大事。当时刘备刚刚驾崩，外有强敌虎伺，内有南中之乱，蜀汉政权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诸葛亮制定了“务农殖谷，闭关息民”的方针， “务农殖谷”就是发展农业，搞好经济建设；“闭关息民”就是关起门来搞建设。通过这些措施，蜀汉的生产得到快速恢复，改善了百姓的生活，也稳定了局势。
诸葛亮在《便宜十六策》等著作中多次提到，治国必须找到立国的根本，这个根本就在农耕、山林、川泽之中，如果农业生产搞不上去，就会“地失其常，则有枯败”。诸葛亮认为，汉末以来各地动乱不已，加上自然灾害不断，造成“强弱相侵，躬耕者少， 末作者多， 民如浮云， 手足不安”的局面，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像禾苗成长那样“先去其秽”，对于当时社会上那些专权不法的豪强权贵不仅要从法律上加以限制和打击，在经济上也要加以抑制，从而释放出更多的生产活力。
有人认为诸葛亮是一个喜欢用兵的人，蜀汉国力有限，但他年年用兵，让军事方面的负担超过了国力所能承受的范围。其实这是严重的误解。据裴松之注《三国志》所引资料，诸葛亮十分注意减兵省将，把兵员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一般情况下全国常备兵员不超过8万人，且实行轮换制，保证有充足的劳动力从事生产。诸葛亮北伐常受制于兵力不足问题，有人曾建议“宜权停下兵一月，以并声势”， 也就是暂停轮换制以增加兵势。诸葛亮不同意，他说带兵打仗要以严守信用为根本，按规定将要轮休的将士“束装以待期，妻子鹤望而计日”，绝不能让他们失望，兵力再不足也要坚守信用，不能废弃轮休这项制度。
在赋税政策方面，诸葛亮主张轻徭薄赋，认为“唯劝农业，无夺农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 否则“ 人有饥乏之变， 则生乱逆”。为减轻百姓负担，诸葛亮还在蜀中组织兵士屯田，增加军粮收入。历史上，苛捐杂税往往是激起民众反抗的直接导火索， 据《袁子》记载，诸葛亮治蜀虽“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有人做过统计， 三国时期曹魏控制区内共发生民变2 4次，孙吴23次，而蜀汉仅有3次，这从侧面反映出诸葛亮主持下制定和推行的赋税政策是较为合理和成功的。
诸葛亮热爱百姓，也得到百姓的爱戴。诸葛亮归葬定军山不久， 蜀汉各地民间的祭祀活动就已开始，各地纷纷向朝廷请求为诸葛亮立庙祭祀，很多百姓在清明节以及诸葛亮祭日“私祭于陌道”。《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向晋武帝进呈《诸葛氏集》，其中说到百姓对诸葛亮的怀念：“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粱、益之民，咨述亮者， 言犹在耳。”这种风气一直沿续到以后各代，晚唐时孙樵说诸葛亮已经死了500年，但“歌道遗烈，庙而祭者如在”。
忠于事业
诸葛亮少年时代随叔父诸葛玄由家乡来到荆州生活，虽客居他乡，但他却拥有着令时人羡慕的“关系网”，荆州当时有黄、蔡、蒯、庞、马、杨、习等几大著名家族，诸葛亮与他们都有密切关系： 诸葛亮的妻子出身黄家，岳母的妹妹是荆州牧刘表的妻子；诸葛亮的大姐嫁入蒯家，二姐嫁入庞家，庞家的庞德公不仅是亲戚还是老师； 庞家的庞统，马家的马良、马谡， 杨家的杨仪，习家的习祯，他们跟诸葛亮不是同学就是好朋友。诸葛亮完全可以靠“关系”吃饭，但他却隐居在一个小山村里，并且最终选择了与自己毫无关系的刘备，这是因为，在诸葛亮的心中事业才是最重要的。
诸葛亮年轻时就立下远大志向，后来又为之孜孜以求，从不懈怠。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康熙皇帝对此曾有评论，认为自古以来的人臣， 真正做到这8 个字的“ 惟诸葛亮能如此耳”。诸葛亮身为蜀汉丞相，不仅日理万机，而且责任心很强，工作非常细致，他率先垂范的精神感动和影响了下属。《三国志》等史书记载，诸葛亮对重要文书都亲自过目，向他汇报工作的人不敢有丝毫马虎。为减少差错，诸葛亮甚至“自校簿书”。《襄阳记》记载，丞相主簿杨颙看到这种情况，劝诸葛亮不用管得那么细，“为治有体，则上下不可相侵”，也就是把工作分给大家， 只要做到职责不互相交叉就行了。诸葛亮一向鼓励大家多提意见，对杨颙的建议诸葛亮表示感谢，但他却没有按照杨颙说的做， 凡事仍亲历亲为。
从管理学上看，杨颙的建议不无道理，但此时是诸葛亮刚刚“开府治事”不久，许多工作才起步， 新组建的丞相府和调整过的益州牧府都需要磨合，各级官员的工作作风也需要培养和锻炼。诸葛亮从细节入手，通过亲历亲为， 狠抓作风建设，以此带动工作质量和效力的提高，在这个扭转作风、纠正错误的关键时候，领导必须带头。在诸葛亮的严格要求下，各级官署的工作作风大为改观，一些虽然没有背景却有能力、肯干事的人得到提拔重用。
诸葛亮不仅是勤政的楷模，还是廉政的榜样。乾隆皇帝评论诸葛亮：“约其生平，亦曰公忠二字而已。公故无我，忠故无私，无我无私，然后志气清明而经纶中理。” 诸葛亮没有像曹操、司马懿那样培植自己的子孙以延续权力，他的养子诸葛乔死于北伐，儿子诸葛瞻、孙子诸葛尚死于保家卫国。诸葛亮以节俭治家，在《与李严书》中说：“吾受赐八十万斛，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诸葛亮临终前向后主最后上表，说自己在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以诸葛亮的权力、官职和爵位，只要稍多一些私心，就不会只有这么一点儿财产。
历代以来人们之所以对诸葛亮有极高的评价，原因是在古人看来，诸葛亮不仅具备治国治军的突出才能，更有济世爱民、谦虚谨慎、廉洁奉公的品格，为后世树立了榜样。人们视诸葛亮为历代以来忠臣的楷模，并不是因为他对刘备父子的“私忠”，而是对国家、对人民、对事业的“大忠”。回顾诸葛亮的一生，他的忠贞、济世、敬业、至公、廉洁、谦虚等都为帝王、将相以及普通百姓所共同称颂。人们从不同角度称赞诸葛亮， 使他成为帝王心目中理想的人臣、人臣治国理政的榜样和普通人日常生活中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