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经济研究的重要开创者和幕后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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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涛

如果问谁是当今在世的最早系统研究服务业的经济学家, 恐怕非维克多·富克斯(V i c t o r Fuchs)莫属。记得九年前笔者刚涉足服务业研究时,就读过富克斯教授的《服务经济学》。这是一部根据1968年他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 B E R)的研究成果译出,198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经典之作。2018年8月至2019年1月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我无意中看到2018年富克斯教授出版新著的消息,才得知富克斯教授仍然健在, 已经95岁高龄,于是萌生了登门拜访的念头。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发了封邮件给他,没成想当天就收到了回复。他说很愿意会面,但强调除了卫生保健行业的研究外, 他对服务业研究没有持续密切关注。想来没关系,能够有机会当面听他讲讲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服务业研究特别难得, 也很有意义。所以, 赶在今年1 月底访学结束前,我专程到斯坦福大学附近的他家进行拜访。

初见富克斯教授,他正安静地坐在木椅上持着书卷,虽已过鲐背之年,依然精神矍铄,声音洪亮,与我握手时也很有力。

在交谈中,我首先问他上世纪6 0 年代从事服务业研究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富克斯教授对那时的情况至今记忆犹新。在1960-1962年做福特基金会项目助理时,他接触了不少顶尖的经济学家,发现他们非常专注制造业的研究,当时的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也主要是讲有形商品的生产理论。但从美国的发展实际看,二战后服务业已成为规模最大的产业,也是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门,吸纳了越来越多的就业人口。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变化在经济研究中并未受到重视。要知道, 自1 9 3 5 年艾伦· 费希尔(A l l a n F i s h e r)提出三次产业概念以后的3 0 年里, 服务业一直被称为第三产业或剩余部门, 很少有对服务业的专门研究。为此,他花了七年左右的时间,搜集了很多重要的新资料,完成了《1929-1961年商品部门和服务部门的生产率趋势:一个初步调查》(1 9 6 4)、《日益重要的服务业》(1 9 6 5)、《服务业内部生产率差异》(1 9 6 7)、《服务经济学》(1 9 6 8)等一系列有关服务业的研究成果。

在我看来,富克斯教授的这些成果特别是《服务经济学》可谓是里程碑式的佳作,他本人也不愧为现代服务经济理论的重要开创者。首先,他第一次明确地将服务经济作为研究对象,提出“服务经济”国家的基本判断标准,即超过一半的就业人口不从事食品、衣着、房屋、汽车及其他有形商品的生产。他还指出, 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变在美国最快,在其他发达经济体也很明显;这一转变相比于从农业经济过渡到工业经济是“ 静悄悄”地进行,但对社会和经济分析具有“革命性”影响。其次, 他的研究涵盖了服务业领域的所有基本问题,包括就业、职业、产出、中间需求、最终需求(收入弹性)、生产率、工资等。再次,他的研究非常重视对服务业“ 异质性” 、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的把握, 率先提出了服务业内部生产率增长率存在巨大差异的观点, 并以零售、美发美容、医疗保健三个行业为例进行了细致研究; 对服务业就业和产出周期性波动的研究也是开创了先河。

值得注意的是,在服务业领域有个很著名的“ 成本病” 论断, 它的提出者威廉· 鲍莫尔(W i l l i a m B a u m o l)教授只比富克斯教授年长两岁,算是同时代的人,两人在上世纪60年代都对服务业研究做出了独创性贡献。国内一些学者将他们对服务业生产率偏低的共识概括为“ 鲍莫尔-富克斯假说”,其实,国外学术界并无这一提法。更重要的是,我认为相比于鲍莫尔教授, 富克斯教授是从更加全面和积极的角度看待服务业发展。

回国后,在工作之余我又重新翻看了《服务经济学》,深感富克斯教授很多观点的前瞻性, 在此摘选几处。第一,在整个经济周期中,服务业的产出和就业比工业更为稳定。产出稳定归因于服务的不可储存性,生产与消费同时进行,不存在库存。就业稳定是因为很多服务行业就业的小时工资富有弹性, 周期性波动首先影响的是小时工资, 而不是就业数量; 一些服务行业存在大量个体经营者或非营利组织雇员, 他们的就业也基本不受经济波动影响。第二, 很多服务是由非营利组织提供的, 这些组织越来越重要, 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通过新的监管手段来弥补现有体制的缺陷, 不能简单地把竞争和逐利作为提高服务效率的动力。第三, 服务业中很多职业对体力没有特殊要求, 也无需全职, 意味着女性可以在更接近平等的条件下与男性竞争, 这在历史上恐怕是第一次。第四, 机器自动化的主要影响是消除相对常规、死板的工作, 快速新增的是比以前更具个性化的工作。这类工作为个人技能的发展和运用提供了广阔空间, 有些还很难与闲暇划出清晰的界限。第五, 消费者的知识、经验、诚实和动机都影响着服务业生产率。如在超市或自助洗衣店,消费者实际上也在工作;在医院,患者提供病史信息的质量可能会显著影响医生的工作效率。将这些因素纳入分析要有新的工具和数据资料。

服务业是富克斯教授在NBER 从事的第一项研究工作, 由此引发了他对卫生保健行业的兴趣, 也增强了他对实证研究的偏好。在此后的几十年, 他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了医疗健康方面的问题, 取得了一系列突出成就, 被誉为“ 卫生经济学家的院长” ( D e a n o f h e a l t h e c o n o m i s t s ) 。美国卫生经济学家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health economists)还专门设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奖项(V i c t o r F u c h s l i f e t i m e a c h i e v e m e n t award),每两年颁给在卫生经济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的学者。

尽管富克斯教授谦虚地说这么多年他对服务业研究没有密切关注,但对服务业发展的重要理论问题,他仍有着睿智的思考, 为后辈指点迷津。例如,对我提出的服务业生产率问题,他表示不太同意服务业“成本病”的观点。对一些原先被认为是生产率偏低的服务行业来说, 依靠技术的进步可以很大程度上提升生产率。他举例道, 上世纪6 0 年代他曾做过多次疝气手术, 在当时的条件下, 要住院七天, 可如今相同的手术, 当天做完就能够出院。另外, 一些服务行业的技术进步通过降低价格、提高质量刺激了需求增长, 而需求的增长又促进了新的技术变革, 扩大了平均交易规模, 从而提升了生产率。因此,他认为对服务业生产率问题要有新的认识,并不断改进实际产出的测度方法,使生产率测算更加有效。

作为一位在二战后期当过美国陆军航空队中尉、后来边做皮货生意边读纽约大学本科、3 1 岁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 富克斯教授还担任过NBER长达十年的副局长以及1 9 9 5 年度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职务,经历相当丰富甚至堪称传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富克斯教授特别强调要区分经济视角(E c o n o m i c p e r s p e c t i v e ) 与经济问题( E c o n o m i c p r o b l e m s ) 。他指出, 经济视角是经济学独有的,是思考问题的一种方式,可以应用到很多方面,如失业、生产率、贫困之类的经济问题,还有生育、健康、教育等非经济问题。经济学者与其他学科研究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思维方式,而不是思维对象。

与富克斯教授的交谈持续了70多分钟,其间讨论了经济发展与政府规制、中美的医疗发展及城市化进展等话题,他还讲了上世纪8 0 年代多次到访中国的见闻,开玩笑地说当时乘火车人群很拥挤、餐食也不怎么好。当听到我说这些年中国高铁里程持续增长、乘客可以网上订餐时,他赞叹中国发展的巨大变化。能够与年长我50多岁的服务经济研究的重要开创者有这么一次面对面交谈,无疑是荣幸的;能够在这样一个快速发展、新事物层出不穷的时代从事服务业研究,无疑是幸运的,我辈当更加努力。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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