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产业分工格局重塑中的中国位势与政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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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和中国战略选择”课题组

在《未来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变化分析》一文中(参见《中国发展观察》2019年第12期),我们给出了对未来全球产业分工格局走势的一些基本认识,是“飘在太空看地球”。本文将我国“代入”其中, 重点讨论我国面对这样一种变局时所具有的优势和劣势,以及未来15—20年后可能处于的位置。

中国在未来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优劣势分析

(一)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发展浪潮中优势明显,但一些突出短板也难以在短期内补足

由于体量规模巨大等原因,我国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有着显著差异,经济发展的完整性、多样性非常强。总的看,我国在全球新兴产业竞争中取得较好成效的可能性很大,有望不断实现产业链、价值链上的跃升。

1.数字经济发展已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实现更大发展的各方面要件比较齐备。

尽管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但我国总体上已经在新技术发展应用的全球竞争中处于领先位置。以数字经济发展为例。2016年,从总量来看,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大约为22.77万亿人民币,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数字经济体;从数字经济占GDP比重来看,我国尽管依然落后于美国(59.2%)、英国(54.5%)、日本(45.9%)等主要发达国家,但发展势头更迅猛,从1996年的5%左右快速提高到30.61% (马化腾等,2017)。从代表性企业层面看也是如此,我国的世界500强企业数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独角兽”企业数量也是如此,以BAT为典型代表的互联网企业都已经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

从未来发展的角度看,我国各方面要件比较齐备,具备乘势而上的良好机遇。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全球具备这一综合性优势的国家很少。一是具备超大规模多层次国内市场的独特优势。这是历次工业革命中取得领先地位的国家的共同特征之一。我国一个突出的优势是,庞大的中产阶级人群的消费习惯未被锁定,对新产品、新模式的接受程度显著提高,这为新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试错空间。二是我国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和相对领先的IT基础。需要看到,尽管我国在这两方面都不是最顶尖水平,但全球同时具备这两方面坚实基础的国家也很少。三是人力资本提升的长期努力正“开花结果”。我国高层次、高技能、复合型人才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明显提升,在全球人才竞争中的吸引力也在不断提高。除此之外,我国在长期规划能力、商业模式创新、跨产业协调协作能力等方面也有着相对优势。

2.核心技术不掌握等突出短板在短期内还很难补足。

除需要迈过的中短期阶段性关口之外,还有一些中长期问题需要引起关注,包括核心技术能否取得突破、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建设问题、国内垄断性行业深化改革问题,等等。以能够在关键技术环节取得突破的问题为例,持续快速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无疑仍是赢得未来竞争的关键所在。技术的发展和突破,尽管在很多时候带有偶然性色彩,但也遵循着一些基本规律。其中一点就是,新技术突破普遍要以长时期的基础学科积累为重要基础。从这个角度看,尽管我国近年来R&D投入绝对量很大, 占GDP比重也在快速提高并超过了OECD国家平均水平,但一方面这只是流量概念,而在存量上我国与领先国家还有明显差距,另一方面我国研发投入还存在着基础研究比例偏低的结构性缺陷,因此盲目乐观是不可取的。事实上,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航空发动机、数控机床、先进材料、生命健康等一些关键领域,我国要想取得全球领先地位还任重道远,有些可能在未来15—20年内都难以实现。

(二)新的后发经济体开始成长为我国推进全球化布局、提升产业影响力提供了机遇,但要警惕国内产业过快转移在内外部产生的长期负面影响

从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来看, 产业梯度转移不可避免。总的看, 在国内一些传统产业出现严重产能过剩问题的时刻,能够寻找到“出口”是好事。但通过观察一些发达经济体曾走过的路,我们需要警惕产业过快转移带来的负面影响。

1.新的后发经济体开始成长为我国增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提供了良好机遇。

最近几年,国内钢铁、石化等基础性行业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不仅带来了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还拉低了整体经济的运行效率,同时也在国际社会上引发了一些担忧。未来几年中,在汽车制造等一些行业中有可能出现类似的产能过剩现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加上国内劳动力等要素成本的快速上涨,一些传统行业从长期看在国内已经缺少发展空间甚至还要收缩。因此,如果能够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大框架下,实现这些产业向南亚、非洲一些国家的有序转移,既为国内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腾挪出资源和空间,也有利于我国企业在全球产业布局中增强话语权。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前全球正处于新一轮标准竞争的过程中, 如果我国能在产业对外转移过程中实现国内标准的更广泛传播应用, 将为长期中提高产业链、价值链掌控力奠定坚实的基础。

2.如果把握不好国内产业向外转移的时机和节奏,将带来很多长期隐患。

可能出现的长期隐患,既有来自国外的,也有来自国内的。从国内外竞争角度看,历史经验已经反复证明,产业转移和外包是培养潜在竞争者的“最好手段”之一。对后发经济体而言,在缺资金、缺技术、缺人才、缺营销渠道等不利局面下,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分包是快速提升制造业基础能力、融入全球产业链的关键性手段。而从发达经济体的角度看,尽管更好利用了全球资源和市场,但中长期内也培养了潜在的竞争对手。因此,对我国而言,需要清醒认识到这种产业转移的“双面性”。从国内来看, 向国外的产业转移和国内制造业占比下降的现实情况,存在着不少隐患。一是影响经济发展前景的隐患。国际经验表明,开始去工业化的国家的人均GDP越低,其去工业化进程对经济增长和增长前景产生影响的可能性则越大(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2015)。而我国制造业占比开始下降的时点上,人均GDP 比历史上的其他国家明显更低。二是影响创新发展的隐患。制造“普通商品”和创造一个新的高科技未来之间并没有绝对界限(斯米尔, 2015);而一旦缺少对生产制造过程的实际参与和理解,技术演进的经验链条就断裂了,很多创新根本无从谈起。三是制造业发展良好氛围再难形成的隐患。这一点在国内已经表现得比较明显,短时间内也难有起色。

(三)中产阶级兴起带来的超大规模多层次国内市场是我国的独特优势,但制约需求充分释放及其拉动国内产业发展的障碍依然存在

如前所述,需求对拉动产业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而且在新技术条件下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环节将被压缩,因此需求在哪里对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会有着重要影响。

1.超大规模多层次国内市场是我国的独特优势。

在相对比较成熟的市场中,消费者需求响应速度正逐渐成为企业赢得市场竞争的关键所在,服装、消费电子、汽车等行业均表现出类似的特征。要实现这一点,在成本收益可以平衡的前提下,最直接的方式是将研发、设计、生产等布局到与消费更近的地方,以更好地融入当地市场。如此一来,消费在哪里就至关重要。

近几年来,我国国内消费市场成长迅速,特点也非常明显。一是体量规模巨大。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提高,2017年全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8.8%。我国国内消费市场的空间巨大、潜力巨大,已经是世所公认的。二是呈现出多层次。规模巨大但竞争也愈发激烈的“传统需求”,既为企业提供了市场空间,同时也对企业不断转型升级提出了迫切要求;不断涌现且规模快速扩展的“新兴需求”,将为新技术、新产品提供广阔空间。三是消费者习惯未被锁定,表现出明显的“尝鲜”特征。与其他消费大国相比,这是我国国内市场的一个显著特点。这带来的一个最大好处是,消费者与产品、服务供应商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供应商可以在与消费者的互动中更快提高产品和服务的便捷度、性价比,这对促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的发展大有裨益。

2.制约国内需求充分释放及其拉动国内产业发展的障碍目前依然存在。

一方面,制约国内需求充分释放的障碍依然存在。比如,国内基尼系数近年来持续维持在高位, 这显示出居民收入分配问题比较突出,考虑到富裕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会更低,这无疑会抑制整个社会消费潜力的释放。再如,高房价也会明显抑制很多城市居民的消费意愿和能力,很多家庭的实际消费能力与账面消费能力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与此同时,社会保障体系仍不完善、消费者保护力度依然不够等问题也都制约着国内需求的充分释放。另一方面,制约国内需求拉动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产消共荣”的障碍依然存在。国内出现的奢侈品热、出国游热、抢购国外奶粉和马桶盖等现象,都说明了不少国内需求与国内产业发展之间的关联度有限。近年来,我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解决国内产品、服务供给质量不高的结构性问题,用更好的供给来满足变化了的需求,实现国内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更好匹配、相互促进。

(四)在全球经贸、标准等规则制定中有更多话语权,但硬实力转化为软实力的过程将是困难且漫长的

规则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引领, 规则制定权和影响力对全球产业发展格局有着重大影响。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我国近年来的综合国力增长很快,与领先国家的差距在快速缩小。这种对比变化,自然会反映到国际规则制定、全球事务治理等方面,但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

1.在全球经贸、标准等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将持续增加。

近几年来,我国在全球经贸、标准等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已经快速显现。十八大以来,我国提出了正确义利观、新型大国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并且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举办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提出了实实在在的进一步推动全球化、实现互利共赢的思路和办法。在理念层面、宏观层面产生重要影响力的基础下,很多具体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比如,在智能制造领域,我国制定的部分智能制造标准逐渐获得了国际认可,在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已经主导制定了20 项智能制造国际标准,其中13项已经正式发布,智能制造系统架构已纳入ISO/IEC智能制造标准地图组。做到这一点,无疑对我国未来发展智能制造大有裨益。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话语权和影响力主要来自我国经济及综合国力的快速增长。经过改革开放40年来的高速发展,我国GDP从十名开外增长到稳居世界第二,近年来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成为全球第一制造大国、第一货物出口大国以及重要的对外投资国。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未来15—20年中经济增速尽管会有所下降,但预计依然将在全球主要国家中位居前列,经济实力相对提高的态势将会保持。从这个基本逻辑出发,我国的全球影响力也将持续提高。

2.硬实力充分转换成软实力预期需要经历一个长期且困难的过程。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央、显著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本身就是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也不可能是一马平川的。从国际环境看,美国对我国实施战略遏制,“301”调查就是明显例证,而且中长期内类似的问题可能会多次出现;很多发达国家对我国的快速崛起持矛盾心态,发自内心“鼓掌欢迎”的并不多;国际社会要求我国承担更多全球公共产品的呼声日益增多,其中一些已经超出了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现实, 等等。从国内情况看,一方面,迫切需要加强对国际事务的理解和洞察、引导和把握等方面的能力建设。通俗地讲,就是既要了解自己,也要了解别人眼中的自己;既要了解别人,还要了解别人的自我认知。在这些方面,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能力是在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起起伏伏中形成的,我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学习过程,甚至交一些“学费”也是正常的。另一方面,国际影响力需要全球领先的实践作为支撑,而国内一些制度和政策环境与主要发达国家还有差距。比如,国内近年来脱贫攻坚取得的巨大成就显著增加了我国在相关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移动支付、可再生能源发电、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快速发展对我国在国际上引领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的发展也提供了坚实基础。但反过来看,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国企国资改革、营商环境、对外开放等方面与全球领先国家还存在不小差距,要在这些方面提高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还需要付出长期艰巨努力。

需要重点关注和切实推进的政策选项

应对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 抓住新工业革命的历史性契机,实现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可供选择的政策选项可能有很多,以下几个方面需要予以重点关注和切实推进。

一是总结提炼具有我国鲜明特色的工业发展思想体系。公认的经济强国特别是制造强国,都曾系统提出过以本国发展成功经验为基础的、首创性的工业发展思想或理念,包括诞生在美国的福特大规模流水线生产方式、泰勒科学管理理论,诞生在日本的丰田精益生产方式,以及诞生在德国并与现代管理理念有明显差异的“隐形冠军”现象等。这些发展思想或理念,已经成为经济强国的“标配”和“名片”,具有全球性深远影响和指导意义。我国在制造业发展实践上有很多可总结之处,也有一些不同于别国经验的创新之处,需要予以总结提炼推广。这样,在国内有助于塑造引导推动制造业发展的社会规范和共识;在国际上也贡献了“中国方案”,可供一些“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及后发经济体参考借鉴。

二是加快布局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平台型企业的兴起,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发展应用的必然结果,也是近年来全球产业发展表现出的最重大趋势性变化之一。工业互联网就是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工业系统全方位深度融合所形成的产业及应用生态,是工业智能化发展的关键性综合信息基础设施。与当前已经得到较广泛普及的消费型平台相比,工业互联网将涉及的经济规模体量更大、影响也更大。在这个领域,相比少数领先国家,我国的优势和劣势都比较明显。为赢得未来竞争制高点,我国需要加快推进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和推广。

三是积极推进一系列关键要素的市场化改革。生产要素的供给水平和价格,有些主要是自然资源禀赋所决定的,但多数还会受到制度安排、政策导向等因素的影响。尽管我国当前在制造业发展综合成本方面比很多国家仍然具有优势, 但这种优势在缩小,甚至在一些领域还出现了比较劣势。近年来,我国开展了电力管理体制、油气管理体制、户籍管理制度、财税管理体制、金融管理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取得了不少成效,但依然存在不少体制机制障碍需要进一步理顺,要素成本下降的空间还需进一步挖掘。

四是加快建设多层次人才队伍。决定产业发展的核心是人才, 人才竞争也是世界各国竞争的主线之一。在新工业革命背景下,我国制造业发展中缺乏复合型高端人才、技能型人才等问题已经凸显, 而且这种现象在国内目前实体经济的发展环境和薪酬水平下还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要充分认识到解决人才问题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中短期内要对企业开展员工培训和提升给予支持,中长期内重点还是要改善教育体系,加大相关人才培养力度,优化人才发展环境。

五是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层次和水平。开放合作、互利共赢仍是世界发展的主流趋势,在开放中提升仍是企业竞争力提高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制造业除少数领域之外基本均已开放,但服务业领域对外开放的水平还相对较低。为充分实现产业竞争和集聚,需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尽快真正落实已经出台的各项对外开放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切实做好知识产权保护, 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六是完善体现时代特征的统计体系。统计体系及其数据,既是对经济发展思路、脉络和成果的系统梳理,也是制定相关经济政策的基本参考。但不可避免的,统计体系改进滞后于经济理论变化,而经济理论变化又滞后于经济发展实践。对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做出更符合实际且更具包容性的定义及统计,有助于我们客观认识制造业重要地位,也对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更坚实依据。在这些方面,我国在借鉴国际前沿做法的基础上已做了不少探索性准备,相关工作需要进一步推向深入。(参考文献略) 

本文执笔:宋紫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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