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是未来十年世界经济格局最核心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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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峰

“十三五”时期,全球经济秩序由于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调整而发生急剧变化,美国成为国际经济关系和全球治理体系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一方面,作为全球影响最大的经济体,特朗普政府不断退出国际组织,正在逐步放弃现有国际经贸秩序,逃避国际义务与责任,以重要的双边博弈来取代效率较低的多边合作,最大程度地为美国谋取利益。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在全球范围内挑起经贸争端,并将中国作为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中美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中美关系变化也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主要的变量。无论特朗普是否能够连任,未来十年中美关系都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也是“十四五”时期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的最大变量。

中美关系变化的独特性

( 一) 未来十年中美经济总量将会由量变转化为质变, “十四五”是由量变转向质变的关键时期

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30年超过美国,届时中国人均GDP按美元计算可能超过20000 美元,“十四五”是中美关系由量变转向质变的关键时期,中国极有可能从发展中国家阵营毕业。自从美国在上世纪初成为全球新的经济霸权以来,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经济总量上成功超越美国,美国无论在心理上还是战略上适应和调整的压力都前所未有。因此,美国也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新塑造以竞争合作为基础的新型中美关系对两国决策者都是巨大挑战,也会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经济的格局。

(二)中美关系的变化不同于上世纪后半叶日美关系的变化,日本不仅在经济上依赖美国,而且在政治和安全方面也依附美国

上世纪80年代,美国也面临来自日本经济的强力挑战,日本人均GDP甚至在1987-1997年期间超过美国,但是日本经济上依赖美国, 在政治和安全方面也依附美国。日美关系的调整以日本不断让步为特征,同时日本经济内需不足,发展动能也在减弱,美国没有将日本作为全面的竞争对手。而中美经济在相互依赖的同时,在政治和安全方面又相对独立,中国的人均GDP 十年之后可能还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中国仍然具有巨大的发展潜能。中美关系博弈调整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大大增强。

(三)中美竞争也不同于“二战”后美苏两大阵营的对抗,美苏不仅在政治和安全方面互相竞争, 而且在经济上相互独立

二战后美苏两大阵营的对抗是一种从政治、安全到经济的全面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应用开放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构建了一套具有活力的经贸投资和金融规则, 西方国家整体实现了社会经济的全面繁荣。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由于计划体制的束缚,忽略了市场的作用,发展严重失衡,与西方国家的发展差距逐渐拉大,导致上世纪90 年代初经济崩溃和苏联解体。总体上看,中美关系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合作关系,而不是相互隔绝的对抗关系;中美未来的竞争更多地应该是一种竞争合作关系。

(四)中美关系变化更不同于上世纪初美英关系的变化,欧洲大国内部的不断竞争和消耗,将全球经济的主导权拱手让与美国

20世纪上半叶,美国崛起成为西方国家盟主,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欧洲大国不断内耗,这种内耗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在很长时间内置身事外,并抓住这些机会, 坐收渔翁之利。二战后,美国主导的以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等为基础的全球安全和经贸治理体系,避免了西方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内耗,建立起一套以全球化为背景的竞争合作机制。中美关系的变化在可预期的未来不可能是主导权的转移,而是形成新的多极化格局。中美关系的独特性在于中国是一支和平崛起的建设性力量,中国无意成为新的霸权,也无意推翻现有国际治理格局,而更愿意参与构建一个和平共处的多极世界。

中美力量对比变化的多维视角

(一)中美经济实力对比

大国之间综合实力变化最终体现并依赖经济实力的变化,近年来中美经济实力的快速变化可能被高估。从两国经济总量看,如果按购买力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在2014 年已经超过美国,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中国GDP也达到了美国的60%。2018年,按购买力计算的中国经济总量是美国的1.2倍,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中国GDP超过了美国的65%。从发展趋势看,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中国经济总量可望在2030年前超越美国,按购买力计算的中国经济总量届时大约是美国的2倍。但从人均看,2018年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中国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5.3%,比2014 年仅高1.3个百分点。即使按购买力计算,2018年中国人均GDP也只有美国的28.9%,比2014年高3.6%个百分点。按此推算,到2030年,中国人均GDP按市场汇率计算可能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这是一个巨大的发展差距。

(二)中美科技实力对比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实力是大国竞争的核心,中国科技实力近年来也在迅速成长,但中国真实的科技实力也可能被高估。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2018年全球国际专利申请(PCT)排名,中国在《专利合作条约》框架下的PCT 专利申请全球排名第二,三家企业进入前10。其中,华为、中兴、京东方申请量分别排名第1,第5和第7。但是,从WIPO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看,2018年瑞士、荷兰、瑞典排名前3,美国第6,德国第9,日本第13, 中国排在第17位。根据WTO服务贸易统计,2018年美国知识产权服务相关出口规模达到1304.5亿美元,超过排名二到四位的荷兰、日本、瑞士三国总和;相比中国出口仅55.6亿美元, 排名第12位,不仅低于德、英、法, 也低于爱尔兰、新加坡、韩国和瑞典;2014年中国知识产权服务相关出口仅排第25位,出口规模不到6.8亿美元。全球化背景下,知识产权服务贸易数据更能客观反映各国科技创新的实力和真实水平。

(三)中美企业竞争力对比

企业是市场活动和参与全球竞争合作的主体,企业竞争能力是国家实力的综合载体。2018年中国进入财富500强企业达到120家,仅比排名第一的美国少了6家;在最攒钱的50家财富500强企业中,中国大陆也有11家上榜,比美国少了12 家。但是,在中国大陆11家最赚钱企业中,金融机构就有7家且前5家全部为金融机构;只有腾讯和阿里巴巴两家民营企业上榜。美国上榜的23家最赚钱企业中,大多是民营企业,苹果、辉瑞、保洁、大众、思科、英特尔等一批制造业企业占据了很大比重。其中,苹果是全球最赚钱企业,利润比排名第4的中国工商银行多60亿美元。在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全球最具创新力50强企业排行榜上,排名前10位的企业中,美国的苹果、谷歌、特斯拉、微软、亚马逊、Facebook、IBM等占了7家。中国仅小米和华为入围, 分别位于35位和46位。

(四)中美教育实力对比

美国最具竞争优势和潜力的领域在教育,特别是美国大学持续的创新能力及其对全球高端人才的吸引力。无论是哪一个机构编制的全球大学排行榜单,美国排名前10位的大学均具有超强的统治力,而且地位难以撼动。据美国国际教育机构(IIE)报告,2017/2018年全球有109.5万国际学生在美国求学,中国和印度学生最多,总数分别占33.2% 和17.9%,学生人数排第3到第9位的经济体依次是韩国、沙特、加拿大、越南、台湾、日本和墨西哥。中国留学生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为研究生。同期,33.3万美国学生在国外留学,前5位留学目的地依次为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德国;中国排名第6位,到中国留学的美国学生总数不到1.2万人,占美国海外学生总数的3.6%。

(五)中美市场活力对比

中美竞争优势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市场效率和经济活力上的差异,中国的市场效率在很多方面均落后于美国。在世界银行公布的2019年全球营商环境排名中,新西兰、新加坡、丹麦位列前3,美国排名第8位,中国在快速跃升32位后,也仅排名第46位,与美国差距明显。从OECD公布的22个服务业行业限制指标看,美国的行业限制指数在0.16和0.53之间,美国限制最大的行业为航空运输,限制最小的为物流和铁路货运两个行业。中国服务业行业限制指数在0.23和0.88之间,中国限制最大的行业为快递服务,美国快递服务限制指数为0.38; 中国限制最小的行业为建筑服务, 也高于美国的0.2。中国有会计、快递、法律、影视、广播、录音、电信7个行业限制指数在0.5以上,美国仅航空运输一个行业限制指数高于0.5,其他行业均在0.4以下。

(六)夸大中国实力危害极大

特朗普政府将中国作为竞争对手,有意无意地夸大中国实力、影响和威胁,很大程度上是为塑造一个潜在竞争对手,既给美国科技创新提供竞争压力,也在试图拉拢其盟友孤立中国。但是,中国国内也有很多不太理性的声音,在媒体和自媒体喧嚣下,过分强调中国在高铁、航空航天、量子通信、智能制造、信息领域、基础设施、共享经济、甚至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成就,迫切希望成为世界的一极。不切实际的期待,会大大侵蚀决策者的战略定力,过早过多地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过快过大地损耗国力,最终必然影响到国家的长期安全稳定和发展后劲,危害极大。

中美博弈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一)中美博弈是两个大国之间的博弈,美国是博弈的挑起方, 中国被迫应对,美国是中美博弈最主要的不确定因素

中美博弈从短期看,是最大的发达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战略博弈,美国不愿意看到一个持续崛起的新兴大国对其霸权形成挑战。“十四五”及未来十年, 中美博弈将逐步变成两个工业化大国之间的竞争博弈,美国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充满了疑虑, 可能导致双方信任赤字进一步加剧,影响华盛顿对中美博弈策略的因素更加复杂。这种博弈可能是长期的反复的,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二)中美博弈过程是一个不断塑造的过程,美国可以将中国塑造为竞争对手,也可以将中国塑造为竞争伙伴

在中美博弈过程中,两国既有自我塑造的能力,也存在互相塑造的能力。华盛顿将中国塑造为竞争对手,可以唤起美国的忧患意识, 为美国发展提供外部压力,必然会加剧中美的竞争;中国也可以将美国塑造为竞争对手,中美竞争将会更加激烈。中国将美国作为竞争伙伴而非对手,可以缓和中美竞争, 为中美合作创造条件,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意愿。华盛顿也可将中国塑造为竞争伙伴,这样中美关系的发展就可能类似于美欧的竞争合作关系。

(三)中美博弈焦点最终可能更多地聚焦于科技教育和人才,在全球化背景下,中美可能走向以规则为基础的竞争合作,谁都不可能将自己孤立起来

在全球化背景下,科技教育和人才竞争构成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最终体现为以规则为基础的竞争合作。美国试图从科技教育和人才方面遏制中国难度极大,会把机会更多地留给欧洲和日韩,因为美欧日韩在与中国的科技教育和人才合作中均存在现实的和长期的利益。只要中国不被美国误导,不把自己孤立起来,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教育人才合作规则建设,欧洲和日韩就不可能会放弃与中国的科技教育人才合作,美国也就很难与中国在科技教育人才方面脱钩。

(四)中美经济摩擦越来越多地受到舆情和民意的左右,民粹主义将会放大风险管控难度

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终端的普及使得每个社会个体都可自由发表自己的主张,影响社会舆论。理性的声音常常会被感性的宣泄所吞噬, 民粹主义极易抬头和泛滥,特朗普胜选或多或少地受益于美国国内民粹主义的支持。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和在全球影响力上升,国内民粹主义也越来越难以控制。民粹主义不仅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压双方妥协的空间,同时也有可能会为别有用心的团体所利用,干扰决策,造成误判,将中美经济摩擦引向全面对抗。

(五)中美经贸博弈考验着双方的智慧,可能会诱导一方犯错, 也可能产生战略误导,导致灾难性后果

中美均是经济大国、均有独立和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双方的回旋余地都不小,美国现实的回旋余地可能要更大些,而中国未来的回旋余地则更大。中美经贸博弈逐步升级对双方均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考验着双方的智慧和定力。但是,中美博弈主要由政治家发起和主导,政治家有时可能会被喧嚣的民粹裹挟,民粹常常是非理性的, 难以管控的。因此,多种作用结果也有可能会使一方或则双方决策者出现误判,使中美关系失控,导致灾难性后果。

理性认识和稳妥应对中美经贸博弈

(一)要重视但不应过分夸大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

中美经贸摩擦给中国社会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带来一系列冲击,已成为近年来中国所经历的最大外部挑战。中美经贸摩擦一年来,中国经济的稳定性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中美经贸合作虽然面临很大挑战,但两国经贸联系并未中断。无论是中方统计还是美方统计,美国对中国出口下降幅度均大于美国从中国进口下降幅度,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进一步加剧。应该看到,2018年中国经济对外贸易依存度下降到34%,出口依存度18.2%;中国对美出口占19.2%。同期,美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为20.5%, 出口依存度8.1%;美国对中国出口占7.2%。因此,贸易摩擦对双方经济直接影响是有限的。

(二)要放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看待中美经贸博弈

美国是全球化的主导者也是最大受益者,中美博弈加剧是全球化进入新时期的一大特征。特朗普政府反对全球化的一系列举措,并不代表美国要抛弃全球化,而是力图使新的全球化更好地服务于美国的利益。因此,特朗普政府不仅对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施压, 也对其传统盟友和伙伴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施压。美加墨协议的签订体现了特朗普政府的全球化主张和初步成果。2017年底,美国开始联合欧盟和日本就WTO改革展开对话,已经举办了6次贸易部长会议,形成了一些共识,针对中国的意图明显。

(三)重视中美经贸博弈中的以静制动和无为而治

全球化背景下,贸易保护在实践中很难保护国内产业,也保护不了国内就业。中美经贸摩擦, 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关税, 能够替代这些产品的主要为亚洲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美国不可能会不顾经济规律和比较优势去大规模生产这些产品。受损的不仅有中国出口企业,也包括美国的消费者。同样,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加征关税, 受损的最终是美国农民和中国消费者。因此,应对特朗普绰绰逼人的关税大棒,积极反制是一种选择,以静制动、无为而治也是一种选择,有些时候后者效果优于前者。但是,前者更易得到民意的支持,后者对决策者而言必然会面临巨大的民意压力。

(四)在斗争妥协中构建新型竞争合作关系,避免零和游戏

对特朗普挑起的经济摩擦要针锋相对,有理有力有节。首先,要把道理讲足讲透,旗帜鲜明地表明中国不愿意挑起经济摩擦,但中国也不回避不退让。其次,要尽可能利用现有规则,通过WTO、G20、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机制、达沃斯论坛、博鳌论坛等机制,强调中国的全球化主张,尽可能建立统一战线。最后,对于美国挑起的经济和政治摩擦,要做好做细相应的预案有选择性地进行反制,主要目标是把美国拉回到谈判桌前,寻求中美关系的战略平衡点,避免走向全面对抗。

(五)要苦练内功,下大力气培育核心竞争力

要将改革开放作为掌控中美经济博弈的定盘星。市场化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的活力所在, 也是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动力。事实上,美国的利益诉求几乎都可以通过改革开放来解决,我们也常说通过开放倒逼改革。在某种意义,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巨大意味着中国有更多的谈判筹码, 可以成为管控中美经济摩擦的独特抓手,时间和主动性均在我们一边,但是改革开放也不应为中美经济摩擦所绑架。因此,只要把握好改革开放的节奏,就能有效应对中美经济摩擦,同时更好服务国内经济建设,培育科技教育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六)要管控民粹化宣泄, 加强对话沟通

在中美经济摩擦前期,以及博弈谈判妥协过程中,一定程度的舆论和民意宣泄,既是一种策略也是一份筹码,用得好会给对手带来压力。但是,在新媒体和自媒体时代,情绪化和民粹化宣泄有时又不好管控,往往会淹没理性的声音,干扰决策,造成误判。因此,一定要注意引导理性思维,不要让民粹化的宣泄走入极端,左右中美关系,影响改革开放的大局。应该看到,美国和大多数发达经济体是一种竞争合作关系,中美关系的未来也应是一种竞争合作关系,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充分对话、沟通、协商和互信基础之上的。

作者单位: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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