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北魏开局之初各方面呈现较好态势，后历经拓跋珪、拓跋焘、拓跋宏等几位君主大刀阔斧的改革，国力逐渐强盛，统一天下的势头逐步显现。然而北魏最终没能实现国家的统一， 自身再次被分裂。在导致北魏由盛转衰的各种原因中，金融方面的短板是其中之一。
金融滞后
北魏是鲜卑族拓跋珪建立的政权，也是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第一个王朝。之前西晋实现了短暂统一，紧接着发生了八王之乱和五胡内迁，北方地区经历了十六国时期的频繁战乱， 经济被严重破坏。《晋书》称：“自丧乱以来六十余年，苍生殄灭，百不遗一，河洛丘虚，函夏萧条，井堙木刊，阡陌夷灭，生理茫茫，永无依归。”这一时期人口锐减，中原地区一派凋敝。北魏建国结束了北方乱局，经过约20年的发展，其国力便逐步实现了强盛。《魏书》载：“正光以前，时惟全盛，户口之数，比夫晋之太康，倍而已矣。”北魏以半个中国的疆域，实现了较西晋太康年间人口翻番的成绩，达500多万户、3000 多万口，反映出社会经济恢复发展较为迅速。
北魏对农业尤为重视，朝廷议政以农为首，推行均田制，要求各级官员督办农事，违者免官，使农业得到快速发展。成书于北魏的《齐民要术》，所反映的就是这一时期中原地区耕织结合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发展盛况。随着经济发展，物价也不断下降，北魏初年每匹绢约1000钱，至孝文帝时期下降至300钱左右，榨油、酿酒、造纸、采盐、冶铁等均得到发展。《洛阳伽蓝记》记载：“于时国家殷富，库藏盈溢，钱绢露积于廊者，不可较数。”洛阳、邺城等成为著名的商业中心，洛阳西阳门外有大市，“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这里的商业活动十分繁荣， “舟车所通，足迹所履，莫不商贩焉。是以海内之货，咸萃其庭”。
但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北魏金融体系建设却很落后，严重不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北魏初期一直没有发行自己的货币，《魏书》称“魏初至于太和，钱货无所周流”， 《资治通鉴》称“民间皆不用钱”。其实，这一时期市场上也流通有少部分前代铸造的各类钱币，只不过充当商品等价交换物的主要是是帛、桑、丝、缣等实物。如《魏书》记载：“柔尝在路得人所遗金珠一贯，价值数百缣，柔呼主还之。”这里说的是一个名叫赵柔的人，偶然得到一串金珠，人们衡量其价值的不是钱而是缣。类似这样的记载在《魏书》中经常可看到， 缣、绢、帛等物品被广泛用于赏赐、赔偿、军饷、计赃、借贷等方面。为便于交换，北魏甚至统一了民间所产纺织品的尺幅标准，规定幅宽2尺2寸、长40尺为1匹。除纺织品外，谷物、牲畜等也发挥着一般等价物的作用。
这一时期的北魏其实处在物物交换时代，这是货币制度的倒退。用帛、谷、牲畜作一般等价物，除交易不便、不容易分割和换算外，还为投机取巧者留下空间。北魏虽然规定了纺织品的尺幅，但社会上仍普遍存在“渐至滥恶，不依尺度”的现象，还有商家通过降低布匹质量来以次充好，朝廷虽“更立严制，令一准前式，违者罪各有差，有司不检察与同罪”，但各种投机行为屡禁不绝，纺织物“狭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为尺”的劣质化现象越来越普遍。这些所谓的纺织物并不能做衣服，是只为商品交换“定制”的，既扰乱了市场，也浪费了大量宝贵的资源。
改革失败
金融是经济命脉，即便在农业经济时代也离不开金融，北魏为什么不重视金融建设呢？主要因为，鲜卑本是北方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北魏政权处在一个由氏族社会迈入奴隶社会、又向封建社会急速转型的时代，各项改革任务都很繁重，孝文帝等大力推行改革，包括禁鲜卑服、断鲜卑语、胡汉通婚、迁都南下、改姓氏、改官制、统一度量衡等，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总体上实现了与封建体制的接轨，但由于时间紧、改革任务繁重而急迫，所以在许多领域仍存在改革欠账，金融就是其中之一。
金融建设严重滞后带来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北魏朝廷不得不着手加以解决。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 北魏推出自行铸造的货币五铢钱， 《魏书》记载：“高祖始诏天下用钱焉。十九年，冶铸粗备，文曰太和五铢，诏京师及诸州镇皆通行之。内外百官禄皆准绢给钱，绢匹为钱二百。”一枚标准的“太和五铢” 重3克左右，200枚这样的铜钱就能买1匹绢，说明“太和五铢”购买力还是很强的，但对于这种“官方定价” 民众未必支持，加之铜在当时属稀缺资源，考虑到这些情况，北魏在推出“太和五铢”的同时，诏令“民有欲铸，听就铸之”。
私铸铜钱合法，在之前朝代也出现过。不过，允许私铸固然可以减轻国家的铸币成本，但由此也会带来品质难以保证、规格难以统一的问题。由于“太和五铢”有较强的购买力，加之私铸不违法，所以民间很快形成一支“铸币大军”，基于逐利的本性，大家所铸造的铜钱难以达到朝廷规范，有的任意减重，有的掺进杂质，有的铸工粗糙，出现大量的“恶钱”。《通典》论及“太和五铢” 时说“随利改易，故使钱有小大之品”，这一点从出土实物中可得到证实，目前所出土的“太和五铢”钱， 直径大者26.1毫米，小者仅21.5毫米；重量大者4.6克，小者仅1.2克。 越来越多的此类“恶钱”流向市场， 《魏书》记载“自后所行之钱，民多私铸，稍就小薄，价用弥贱”，这样的钱自然被商家和百姓所拒绝，北魏的许多地方仍处于“犹以他物交易， 钱略不入市”的状态。
“太和五铢”未能取得成功， 至宣武帝永平三年（510），北魏“又铸五铢钱”，即“永平五铢”， 试图解决“太和五铢”铸行中存在的问题。此时国家铸币能力有所提升，所铸造的“永平五铢”尽量保证规格、重量和铸工方面的标准和质量，同时针对私铸带来的问题，在政策上也作出重大调整，由允许私铸改为禁止，“重盗铸之禁，开纠赏之格”，试图通过严厉打击和告发赏赐遏制私铸行为。然而，相关措施并未收到成效，私铸禁行后盗铸开始盛行，“永平五铢”仍未逃脱“恶钱”横行的命运，《魏书》记载：“肃宗初，京师及诸州镇或铸或否，或有止用古钱，不行新铸，致商货不通，贸迁颇隔。”这表明“永平五铢”也未成功。至孝庄帝永安二年（529），北魏又铸行“永安五铢”，其情形与前两种五铢钱一样，都因私铸、盗铸盛行而无法建立起足够信誉，未能成为被广泛接受的、通行全国的统一货币。
恶性循环
结束了北方长期分裂的状况， 开局形势看起来不错的北魏，后来却屡屡受限于金融建设的滞后，在急需一种权威货币以方便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时候，3种不同的“五铢钱”先后登场，却均以失败而告终。总结其规律，发现它们无不陷入“铸造新币、私铸盗铸开始、‘恶钱’盛行、新币崩溃、再铸新币”的恶性循环，如此往复再三，最终使北魏的金融体系彻底崩坏，严重损害了经济的发展。北魏后期百姓生活困苦，先后暴发了六镇起义、关陇起义等多场大规模农民起义，经济因素成为北魏再次被分裂的重要原因之一，金融上的短板又是其经济走向失败的重要原因。
表面上看，对私铸、盗铸行为管控不力造成了北魏金融改革的失败， 但私铸、盗铸现象并非北魏特有，何以成为北魏无法根治的顽疾呢？很大程度上是政策执行不力造成的。汉文帝时期也曾短暂允许民间私铸钱币， 但这种“官民合铸”模式只能作为权宜之计和国家铸币行为的补充，而且必须受到严格监管，务必保证所铸钱币的规格和质量，待国家铸币能力恢复后应立即取消私铸的合法化。北魏在这些方面失于宽泛，一度对私铸行为过于依赖，加之监管不力，造成“恶钱”盛行。在打击盗铸方面，北魏的问题同样是政策执行不力，虽然制定有严格的法令，但从“恶钱”依然有增无减的势头看，相关政策没有得到较好执行。
这些是现象，其内在原因，一种看法是“北魏所谓之私铸或盗铸， 与其认为是商人百姓所为，倒不如说与政府成员、官僚豪势之家有密切的关系”，认为导致钱币薄小的“恶钱”应该与负责铸钱的官府或官府办理采铜的执行人员有关。这或许是原因之一，但从根本上说还是北魏的统治者在治国方略上的缺失。身处急速转型的时代，没有意识到金融体系建设的重要性，没能未雨绸缪地做好货币政策方面的规划，仅本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态度，在问题出现时采取一些仅能治标却无法治本的措施，这些措施经不起时间检验，问题没有解决，反而越积越多，经过反复失败，最终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